「京畿人物」清初大家、藏书第一人——大兴采育孙承泽

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等。原籍山东益都，世隶顺天府上林苑(今北京市大兴区采育)籍，长期生活在北京。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从县令做起，先后在河南、山西为官，终至刑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被起用，历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富收藏，精鉴别书、画。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庚子消夏记》《九州山水考》《溯洄集》《研山斋集》等四十余种。

孙承泽经历了明、大顺、清三朝。1644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他在玉凫堂书架后自缢，被人解救后，又同长子跳井，也被救。不久，即任大顺政府的防御使，又改任谏议，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官员。顺治元年，又任吏科给事中，后迁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后虽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也未建立大的功绩。经过几番宦海沉浮，他无意仕进，于顺治十年（1653年）辞职。仕明、投李、降清，他的经历和清初三大文人之一的龚鼎孳一样，都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有的史书把孙承泽列入《贰臣传》。

辞归后的孙承泽，起先居住在京师宣武门外寓所，该处现在仍然有前孙公园、后孙公园胡同之称，顺治十一年，他在西山樱桃沟筑造别墅，修造"退翁亭"，自号退翁，不问政事，吟诗赏画，以文会友，著书立说，过着山林隐逸的文人学者生活。孙承泽主要住在前门外臧家桥西，通常叫做“孙公园”。此处藏书很多，建有“万卷楼”，上下共14间，存放着他长期收集的书籍。万卷楼的对面，越过花木扶疏的庭院，有一大厅，即“研山堂”，是孙承泽会客写书的地方。中间有一大戏楼，那是从前他宴客演戏的地方。经过几百年的变迁，现在这些建筑都已变成了居民住宅，面目全非，只有后来改建成为安徽会馆的大戏台至今还存在，现为北京椿树整流器厂的仓库，楼栏建筑还保存完好，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富贵人家办堂会的好地方。墙壁上偶尔还能看到明末清初建筑留下的月亮门洞和花墙，这些就是孙公园遗留到现在的痕迹。晚清时期，孙公园分为前孙公园、后孙公园两地。孙公园自孙承泽以后，住过很多名人。康熙年间洪升的《长生殿传奇》写成后，曾在这里举行过盛大的演出，主持演出的是相国、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来成为大学士的翁方纲曾在这儿住过。道光年间的藏书家和篆刻家刘位坦也住在这里。著名的甲戌本脂批《红楼梦》就是刘位坦的藏书，经他的子孙拿到琉璃厂出售而流失。刘位坦的曾孙、著名篆刻家刘博琴先生幼年时代就住在这里。

孙承泽平生无其他嗜好，以谈经史、古籍为乐，对有明一代典故，了如指掌。他精于鉴别书画，家收藏颇富。早在退居以前，政务之余，他就开始收集和研究书画。他所藏书画作品，有的在明朝灭亡后得自于故明大内，有的为朋友相赠，大多数为自己所购求。在京师任职时，曾手抄经学书籍200余册，藏于“万卷楼”中。当时与河北藏书家梁清标、汴中藏书家朱睦㮮以富藏书籍而著称。明亡之年，有藏书7万余卷，毁于劫灰。后又继续收藏，辞官于家，整日闭门收书，拥书万卷，撰《两朝典故编年考》百余卷。缪荃孙记：“京师收藏之富，清初无逾孙退谷者。盖大内之物，经乱皆散逸民间，退谷家京师，又善鉴赏，故奇迹秘玩咸归焉”。他的藏书处就有“万卷堂”“ 岁寒堂”“ 研山斋”“ 玉凫堂”等多处。晚年之时，藏书流散后，大部分归于北平藏书家黄叔琳。

孙承泽一生著述颇多，涉及史学、经学、书画等许多领域，仅据《大清畿铺书征》所载，已刊或未刊著作就有三十余种。孙承泽很早就开始注意搜集历朝史料。明朝有些图书是宋朝宣和时候的，被金人掳去，后来归元朝。徐达打下北京时，曾经接管了这些图书。李自成兵败离京，孙承泽进宫后，出于对资料的爱护，他首先去寻觅这些书，发现还在，心里十分高兴。孙承泽利用所整理的理前朝史料，曾写《崇祯事迹》《四朝人物传》等书。清初爱国史学家谈迁至京，前去拜访太仆曹秋壑，看到孙承泽写的《崇祯事迹》一书，谈迁于其《北游录》载:“侍郎辑《崇祯事迹》若干卷，不轻示人”。谈迁还常去走访吴伟业太史，其《北游录》又记:“太史同年侍郎孙北海(承泽)撰《四朝人物传》，其帙繁，秘甚。太史恳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此两段话说明孙承泽当时撰写明末的史书是在秘密地进行，即使吴伟业这样有名望的人，他也秘而不露。《崇祯事迹》和《四朝人物传》两本书，于今已佚。又，其所撰《思陵勤政记》《思陵典礼记》两书今传，见收于《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因曾任明代的给事中，孙承泽常有机会接近皇帝，便掌握了较多真实史料，书内翔实地记载了崇祯朝每年每月的重大活动，且时有褒贬，可见对前朝兴亡经验和经验的总结，深藏着一个前明遗臣的苦心。

孙承泽所撰《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是两部有名的北京地方史料。由于平时注意搜集资料，治史态度谨严，他所写的这两书引用了明朝不少档案材料，两书有关明代北京的建置、名胜、城池、宫殿、庙宇、衙署以及明朝的中央机构和典章制度、文人的佚闻异事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广为学者所推崇。《天府广记》卷首署明“都门八十岁老人孙承泽纂”，显示其在书成时已入高龄。《春明梦余录》为近人史学家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多所引用。《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以及后出的《日下旧闻》，均以具有北京史料的丰富而著称，为众多学者所重。此外，《畿辅人物志》多记京畿文人的事蹟与行谊，与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亦常为后学所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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