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吧，这些材料里都藏着最真实的历史
有关历史，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既对也不对。
说它不对，因为“历史”是指客观发生过的时间与空间的总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说它对，“历史”不得不依赖于存于后世的史书，尤其是官方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
就拿中国古代历史而言，向来都是后朝修前朝史。于是，在前朝如何灭亡，后朝如何取而代之的问题上常常就会按照作为胜利者的后朝的立场来书写，例如被黑得体无完肤的纣王就是个典型例子。
“纣”是帝辛的谥号。我们都知道，谥号是后人根据帝王、大臣等生前的事迹功过而给予的总结性评价，这一制度起于西周中叶以后。也就是说，帝辛的谥号是灭商的周朝人而不是商人给他起的。《康熙字典》说，“残忍捐义曰纣”。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昏君暴君比比皆是，可得此恶谥的只有帝辛一人。
周武王在讨伐殷商的檄文中说子受“唯妇言是用，”不祭祀祖先，不用贵戚反用平民奴隶，信有命在天。这就是周武王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关于帝辛的几条罪状。
周朝建立之后，周人觉得檄文上的几条还不够，因为要证明周政权的合法性，那它推翻的就必须是一个天怒人怨、绝无仅有的暴君才对。
顾颉刚曾经详细考究，指出纣王的罪行，在《尚书》中是六项，到了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郭沫若说，“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
当然，这些真相的澄清就涉及有关历史的另一问题了，这就是历史的细节。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往往都是粗枝大叶式的，毕竟过往的事物太过庞杂，如果不能概而观之的话，我们将陷在历史的漩涡里而无法前行。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宏大的历史框架背后会存在若干与真正的历史相违背的“历史”，而这就需要靠我们于历史中去探寻那些细节而加以修补完善。
探寻历史细节的途径有很多，出土文物、翻阅史书等等都有所助益。然而除此之外，诗词歌赋、画报广告、街言巷语……无不有着历史的痕迹。
著名新文化史家王笛教授，以老成都为例，借助文学和图像来探讨历史的真实，表达了对民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
01
从竹枝词里看老成都日常生活
竹枝词一般并不表现作者的想象、感情或人生哲学,而是客观地描述人或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态度。有关成都的竹枝词非常多,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我们简单地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第一首:“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
这首竹枝词描述了成都作为一个都市的热闹景象,还告诉我们在这个城市中,居住了有二十万家。其实在19世纪时,成都没有二十万户,大概成都全部居民有二三十万人。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应该非常仔细,不能说通过这首竹枝词就证明当时成都住了有二十万户。按照历史学家的一般算法,平均每户有四个到五个人,二十万户算起来的话成都就可能有一百万人。这里如果把“家”当作“人”理解,就和事实差不太远了。如果要知道成都的人口数字,还要和其他资料仔细地排比分析。
但是第三句是正确的,19世纪成都大概有四百多条街道。最后一句“吹弹夜夜乱如麻”,则真正再现了成都丰富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地方戏和曲艺的演出。
中国诗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感或抽象的描述,但竹枝词的写作与其他诗词形式不一样,一般是作者对对象的真实描述,例如一个文人在街头上看到街头的面貌,他就如实地记录下来,大多是对现实的描述。所以我们可以用作历史资料。但在怎样使用竹枝词的问题上,还必须考证作者的背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这样的竹枝词。
第二首:“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幡。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
这写的是站在成都中心的鼓楼上,往西望可以看到满城,往南望可以看到皇城,往东看起来人烟非常稠密,所谓“鼓楼北望好营盘”,因为北有北校场,是当时的清兵练兵的地方。
第三首:“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
写的是文庙后街茶馆的环境和生意,描述了晚上是生意最好的时候,而且是灯光明亮,十分喧闹,这提供了另外一种场景。
在这三首竹枝词中,第一首是讲了成都的总体情况,第二首是讲站到这个鼓楼上看成都,第三首是讲一条街,具体到街头的茶馆。可以说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由远逐步拉近。
02
在小说里的看看老成都的茶馆讲理
M.德塞托(MicheldeCerteau)说过，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
虽然成都没有像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那样恢宏、深刻、引人入胜的、以城市为背景的世界经典,但却有颇为不凡的李劼人多卷本小说《大波》和巴金的自传体三部曲《家》《春》《秋》。李劼人和巴金这两位近代中国的杰出作家都是成都人,这个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活的源泉。
他们关于成都城市和人民的描述都基于他们的自身经历,生动而真实。他们小说中提到的公共场所,像庙宇、街道、商店、广场、桥梁、会所、茶馆以及戏园等都是真实的记录。虽然他们的描述对我们研究下层民众及其思想文化是珍贵资料。
当研究政治事件时,我们追求准确的资料;但研究大众思想和文化则不同,模糊的文字常常提供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
例如,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描述了人们在茶馆里“吃讲茶”(又叫“茶馆讲理”)的情景:
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所谓茶馆讲理,就是人们有了纠纷,无论是邻里打架或者是关于财物争执等,人们就会请一个中人,大家到茶馆里吃茶解决。根据李劼人的这个描述,双方在吃讲茶过程中大吵大闹,调解人也只是敷衍,谁人多势众就判谁方面赢。
其实李劼人的这个评论颇有偏见。他作为一个新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调解活动持批评态度,所以他描写的口气比较消极。
其他资料可以证明,所谓的茶馆讲理,大多裁决是比较公平的。因为一个中人被邀请来进行裁决,事关他的社会声望,如果每次他都是胡乱裁判,那么他的名声要受到非常大的损害。作为地方名人,在地方社区有影响的人物,是不愿意自毁声誉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这种茶馆讲理总是不能主持正义的话,这种社会活动就不可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20世纪初清政府就开始禁止这个活动,后来的国民政府也控制茶馆讲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活动能长期持续下去?显然是人民不相信官府,宁愿把裁决交给自己相信的地方有声望的人,而不愿意到官府那里去打官司。
当然,并不是说李劼人的描述就没有用,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描述了茶馆讲理的另一个方面,即茶馆讲理经常可能发生斗殴,人们把茶馆里的桌椅拿来当武器,档案和报刊中确实有不少这类资料。比如斗殴毁坏茶馆财产,茶馆老板拟出了清单,上面记录了多少付茶具、多少桌椅毁坏了等,要求赔偿,印证了李劼人的这个描述。
03
在游记里感受老成都的慢节奏生活
从19世纪以来,就有很多日本人到四川、到成都,留下了不少的记录。比如说神田正雄的《西清事情》《四川省综览》等都有好多关于成都的描述。中国人自己写的游记也不少,如舒新城的《蜀游心影》,他20世纪20年代到成都,发现成都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城市不一样。
舒新城是著名教育家,他在《蜀游心影》描述了春熙路的一家茶馆,他看到那里有几个时髦的女子,男的多是穿长衫的。当时男人衣着分为短衣和长衫,前者是体力劳动者的衣着,穿长衫的则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都是读书人、士绅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茶馆是为中上阶级提供服务的地方,所以他说这些人生计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些人不是学生,也不用上班挣钱谋生,在那里消磨时间。有钱的就在茶馆吃喝,但经济拮据的则只喝茶并不买吃食。吃饱了喝足了,就讨论天下大事,或交流风流韵事,要不就传播各种小道消息。累了还可以在茶馆里打瞌睡。茶客在茶馆消磨了一天以后,才回家吃晚饭,晚上又到戏园去看戏。舒新城很真实地描述了一个茶客的一天。
他在《蜀游心影》中提出的观点是非常有趣的。他访问成都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进行批评的时代。精英们一说到坐茶馆,以及成都人缓慢的生活习惯,就批评其消磨时间和生活的惰性,庸庸碌碌,不关心国家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非常少的知识分子像舒新城那样对这种生活方式持赞赏态度:
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 ……然而,现在非其时矣! 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支配,成都式的悠闲生活,恐怕也要为川汉铁路或成渝汽车路而破坏。我们幸能于此时得见这种章士钊所谓农国的生活,更深愿四川的朋友善享这农国的生活。
这段话流露出舒新城对茶馆所提供的那种节奏缓慢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欣赏。舒新城认为,那么多人在茶馆戏院里度日子,因此批评他们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才真是愚不可及。舒说在茶馆中喝茶的花费并不多,实际上比上海工人的纸烟费还少。但是舒新城的这个算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成都的物价本来就低,收入也低,不能和上海进行绝对比较。
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对成都人这种生活方式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西方浪潮的冲击,沿海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都在为了谋生而奔忙,按照他的说法是“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我们看到,那正是西化风靡的时代,但舒新城居然开始批评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他把这样节奏缓慢的生活形容为像神仙一样的日子,说我们要珍惜这种生活方式,预言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
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在成都我们还看得到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当现代化日益暴露出其各种弊病时,传统则显得更珍贵起来。
04
画报里留下的珍贵影像
晚清和民国初年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是《通俗画报》,由成都通俗画报社印刷出版,发表了许多时事画、讽刺画、醒世画等,这样的资料以图像的形式,给我们了解过去成都的日常生活,留下了非常生动的记录。
在1909年的《通俗画报》上有幅劝业场的白描,巴金《家》中的大哥觉新就在劝业场上班。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劝业场建筑是西方样式,屋顶上有座大钟,图像证明了至少在晚清成都便第一次出现了钟楼,告诉人们准确的时间。
过去成都人时间概念很淡,因为没有大工业、大公司,多是小商小贩,他们并不需要八小时上班制,对时间准确性要求不高。劝业场后来改为商业场,当时是成都最繁华的地方,历史资料对其有好多描写。
商业场是当时成都现代化的代表,成都商店则是最早使用电灯和自来水的地方。郭沫若那个时候还在读小学,看到商场的电灯,游人如织,还专门写了一首竹枝词,表达人们的这种兴奋的心情:“蝉鬓疏松刻意修,商业场中结队游。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许多精心打扮、惹人注目的妇女游商业场的景况。
由于使用了电灯,商业场里面茶馆的生意更好,三四家茶馆接踵开张,因为过去都是点汽灯或煤油灯,许多人去商业场就是为了看电灯,到了晚上电灯一亮,大家就开始欢呼,这是电灯第一次进入成都。
自来水也是最先在劝业场使用的,不过当时的自来水其实就是把城外的河水运到劝业场里,倒在水池里面,担水的人从这里把水担给住户,所以地方报纸上有幅漫画就称这是“人挑自来水”,也就是说不是名副其实的自来水。
而名副其实的自来水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使用,而且自来水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也并没有进入每家每户。住在街边的成都人还记得,不少街道都有一个水泥墩子封起的自来水开关,有个老太太白天把锁打开卖水,几分钱一挑。
05
从老照片里看成都
很多老照片也为我们了解成都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珍贵记录。
下图就是成都的通惠门,通惠门实际上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凿的,收在一个传教士的回忆录中。那些穿制服的人并非军人,而是邮政雇员,当时已经有了邮政局,车子上装着邮件,他们正在穿过城门。
现在通惠门的地名还在,可惜城墙和城门已经没有了。如果这个通惠门今天还能保留,可以说是成都的一宝,修得非常漂亮,哪怕是辛亥革命以后修建的,仍然有着历史的价值。
美国传教士那爱德(LutherKnight)拍摄了不少辛亥革命前后的成都。这幅照片实际上是站在城墙上看成都,看到这张照片时,就会想到另一个传教士的描述,他说站到城墙上看成都,眼前是一片黑色的海洋,也就是灰黑色的瓦,绵亘不绝,延伸到远方。
这刚好与另外一首竹枝词相印证:“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烟横。千家万家好门户,几家高过蜀王城?”站在蜀王城上,也就是皇城上远眺,可以看到底下家家户户的炊烟,当时城墙是成都城内最高的建筑,站到城墙上,成都城尽收眼底,这张照片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过去的成都,有着登高望远的那种感受。
下面这张照片是那爱德大概在1910年或1911年拍摄的,这是成都春天花会的一个镜头。在20世纪初新政改革中,地方政府把传统的花会改成劝业会,即产品展览会,鼓励发展工商业,四川各地的新产品,都拿到花会来展出。各商铺也都到那里摆摊售货,这幅照片展示了当时摆摊的情况,劝业会里搭有各种棚子。而且还有对展品的评奖和颁奖,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博览会。
这张照片是关于四川辛亥革命的照片,也是那爱德拍摄的。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保路运动中的民众集会,旗帜上写着一个“汉”字,代表着“大汉四川军政府”,这是在皇城里照的,可以看到后面的牌坊,上面有乾隆皇帝手书的“为国求贤”四个大字,不过照片上看不到这几个字。
皇城有一种厚重感,这张照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民众被动员起来,革命发生了,白色的旗子和后面黑色的城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可惜皇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拆了,如果能够保留到今天的话,可以抵成都现在所有的仿古建筑。
HISTORY
历史总被时间淹没，而我们要看清历史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一点一点将那层厚重的面纱给掀开，从无数个细节的确认中拼凑还原出一个更立体更准确的历史图景，而文学、图像等材料则是我们探求历史细节的一个新途径。
当然,用这些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并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 ,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大量“臆造”的东西。因此,当我们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使用的语言。
今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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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观史、大众文化理论，探明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的城市民众生活的微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