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成也汉军?败也汉军?

长白山下响箭蜂鸣,浑河水波翻浪涌,八旗军疾风骤雨狂飙而来,三十年完成明清鼎革,寒冰彻雪席卷华夏大地的猛烈,为历史留下无尽的唏嘘与迷雾下的疑问。

倥偬二百年,勇冠东北亚的八旗军已经没落,剿长毛、剿捻……清廷不得不开始依靠汉人的团练义勇。

八旗,这个军事加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特权性,为什么会日薄西山呢?

清代八旗,成也汉军!?败也汉军!?

“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改革牛录制度,将原有四旗兵扩编成八旗兵,八旗满洲自此时编成。

八旗满洲初编之时,共计四百零二个牛录,其中女真、蒙古混合牛录三百零八个,蒙古牛录七十八个,汉人牛录十六个。

女真、蒙古混合的三百零八个牛录内,包含锡伯、赫哲、挂勒察等索伦诸部民,这些牛录内还有数量众多的汉人包衣。

十六个汉人牛录均是汉将领汉兵,即由汉人出任牛录额真,率领汉人编成的牛录军民。这些人都是原来就居住在后金境内的汉族人。

编成八旗后,他们被后世称为“陈满洲”。但是这些汉人并未单编一军,而是直属于八旗满洲。

努尔哈赤对八旗招募汉人的态度只是针对降官降将,而他的儿子皇太极眼光更为远大,八旗面向的汉族则是官民一体的。

天聪初年,皇太极登基之初,汉化的女真人佟养性开始单编一支汉军,也就是著名的“乌真超哈”。

1633年到1634年,又有孔有德、耿仲明的“天佑兵”、尚可喜的“天助兵”另编成两支汉军部队。

天聪七年,皇太极下令,原先分入八旗满洲的汉人壮丁,每10丁中抽1丁披甲入伍,共得1500人,组成一个汉军旗,旗用黑色,由原明建昌参将马光远任固山额真。

天聪十年,《令典》中明文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及该管牛录(章京)拔什库俱有罪”。

1637年,皇太极把一旗汉军扩展为两翼旗汉军,以马光远为右翼旗固山额真,以石廷柱位左翼旗固山额真。旗的编制均按满洲各旗办理,两翼旗均用黑色。

1639年,皇太极将两翼汉军旗扩展为四翼汉军。每旗辖18个牛录,下设梅鹿章京2员、甲喇章京4员,每旗四个甲喇,每甲喇辖4或5个牛录。

“民旗色官制与满洲、蒙古八旗同。”

1642年,八旗汉军编成。从1615年到1639年,汉人牛录从十六个个增加到七十二个,1639年到1644年,更是增加到88个。

其后,是整个八旗汉军的增长高峰,从1644年到1722年,八旗汉军增长到一百六十八个。

八旗汉军的编成对清朝意味着什么,真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吗?

首先是军事效能上的巨大提升。天命十一年,明军的红夷大炮在宁远城头响彻辽东大地,先进热兵器震撼了八旗各军,也给女真人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

天聪元年,初登大宝的皇太极再次进攻宁远,企图一雪前耻,可惜再次败北在红夷大炮之下,这一次皇太极痛定思痛,决定推动八旗自己的军事变革。

制作火炮的巧匠以及操炮的炮兵大多是汉人,所以在政治考量和军事效能的双重需要下,佟养性的“乌真超哈”就此创立。

“乌真超哈”在女真语中正是有重兵、炮兵,甚至是降兵的意味。到了天聪五年,在佟养性的督造下,女真人的第一门大型火炮“天佑助威大将军炮”铸成。

“造红衣大将军炮成……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

这其中如铸匠王天相,就是女真人破口围北京时,从永平府虏获的汉人,因他铸炮有功,被授予了爵位拜他喇布勒哈番,汉译就是骑都尉。

女真人的大炮铸成,从上到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都是汉人,这也是皇太极编练汉军的重要初始原因。要知道在后来的南下侵明战争中,无数的中土大城都是被火炮轰开的。

汉军的第二大作用就是统治需要。早期汉军的编成,除了军事需要外,也不外乎于安定人心等政治考量,也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这些早期收服的汉军在南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旗汉军的出现,在征战过程中更能发挥军事与政治作用,从语言文化到战场环境,他们都较之满蒙八旗更有优势。

同时,他们也能更好地消弭抵抗力量,某种意义上,八旗汉军处于民族关系的中间地带,能很好地弥合民族矛盾,是清朝能够在初期完成通知的重要法宝。

最为重要的是,八旗汉军产生的大量官员督抚各地,以及八旗汉军的参与各地驻防,都让清政府快速完成过渡期,平稳进行统治。

总之,不能够简单地说八旗汉军成就了后来的清朝统治,但是无可非议的是八旗汉军的编练是绝高的政治投资。

那为什么又有“败也汉军”的说法呢?

“不分满汉,但问民旗。”

清代初期对汉军是非常重视的,当时的汉军和汉人是有所区别的,八旗之内均是一家人,服色与规制几无差别。

清初统治者对汉人官员并不信任,又急需适应和适合中土的官员,这样的情势下,汉军官员得到大规模的重用。

顺治时期,各地督抚共计116人,其中汉军占比达百分之六十六之高,到了康熙年间,106位督抚、汉军就达60人,占比达百分之五十六。

但是重用汉军的情况,从雍正开始逐渐开始减少,一方面是天下大定,部分汉人士大夫已经堪用。另一方面,满蒙八旗丁口大量增加,旗内供给开始捉襟见肘,八旗汉军生存空间被压榨。

这一时期,汉军官吏数量也逐渐减少,全国54位总督,满族有13人,汉人有26人,而汉军则是15人,比例下滑到百分之二十八,全国巡抚110人,满族三十人,蒙古1人,汉人48,汉军则是31人,比例与总督相当。

虽然汉军仍有大量人员在任重要职位,可比列却大幅下滑,除却之前的原因外,还有雍正皇帝希望汉军主要以习武为主,恢复早期的职能,而非与汉人相近。

“出旗为民,京旗移垦。”

八旗丁口的逐年增加,让清政府头疼不已,再加之汉习逐渐影响到满官,乾隆年间开始,针对强化民族意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增加,这样变相影响了汉军。

乾隆时期编纂的《贰臣传》,给与了”从龙入关“的汉军士气巨大打击,再加之鼓励汉军出旗,这让大量汉军人才流失。

虽然鼓励出旗,是以自愿为主,但日益亏少的生存空间,使得大量汉军出旗谋生,乾隆年间两次大规模出旗,致使很多汉军进入绿营,或者干脆选择民籍。

而汉军出现的大量空缺,都由满蒙八旗填补,为了弥补汉军的”缺失“,清政府又用在满蒙八旗的包衣汉人填补。

汉军至此边缘化,虽然到了清末仍有大量汉军活跃在政治舞台,但其已无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军的作用只能依仗汉官来完成。

清代八旗,成也汉军?败也汉军?诚然,汉军是八旗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其作用确实清初高于清中后期,也是迎合于统治需要的。

历史进程影响着大势,也完成了民族融合,八旗的衰败于时代的洪流,昭示着新纪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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