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专栏 | 中国艺术精神:宋初山水画的完成
宋初山水画的完成
中国的艺术精神,可说由唐代水墨及淡彩山水的出现而完成了它自身性格所要求的形式。但水墨和淡彩山水画发展的高峰,乃出现在十世纪到十一世纪百余年间的北宋时代。从荆浩(自称为唐人)、关仝(应属于五代)、董元(源)、巨然、郭忠恕、李成、范宽、许道宁(以上属于十世纪),到郭熙、宋迪、李公麟、王诜、文与可、赵大年、米芾(以上皆属于十一世纪),都是能自成一家的大画家。文与可虽以画竹著名,然其精神实与水墨及淡彩山水一脉相通,都应包括在“风景画”的范围之内。其中也有承李思训之余绪,画青绿山水的,但由全盘看,这不仅非其主流,且就一人而言,也常是以青绿山水投时好,而以水墨、淡彩抒写自己的襟抱。
例如董元在当时“画家只以着色山水誉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思训风格;今考元所画信然。盖当时着色山水未多,能效思训者亦少也。至其自出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雪,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1]董元这一类的画,当然不是青绿着色,而是出之以水墨、淡彩的。所以他“水墨类王维”,这是他的自出胸臆;而“着色如李思训”[2],这是他的投时所好。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论古今优劣》谓“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正说明了自魏晋人物画的主流,逐渐向山水画方面转变,此一转变至北宋而告完成的情形。《图画见闻志》卷一《论三家山水》谓:
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跱,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枪笔(原注:上声)俱匀,人物皆质者,范氏之作也……
上面的一段话,是说明山水画在此一阶段,完成了三种不同的典型,比较之董其昌的南北分派,实更能掌握到山水画的精神及其不同的形相。这正反映出一时的盛况。自北宋起,在意识上,在作品上,山水画断然取人物画而代之,居于我国千年来绘画中的主流地位,其原因当不出下述三点:
一、山水画的技巧,经长期蕴酿,至五代时已完全成熟,故到北宋而有此技巧成熟以后之收获。
二、一直到唐代,绘画所受政治上的影响甚大。朝廷的好恶,无形中制约了绘画向山水画、风景画方面的发展。唐天宝以后,迭经丧乱,皇帝对绘画的兴趣已大为减低。到了唐末,名都大邑,率多残破,统治集团及与政治有关的宗教势力,自顾不暇,何能关心绘事。虽当时画人,多避地入蜀,犹稍保持佛道人物画的传统,但山水画则是由完全摆脱了政治影响的高人逸士,有如十世纪的荆浩、关仝、董元、巨然、李成、范宽们所完成的。他们与政治的距离愈远,则所寄托于自然者愈深,而其所表现于山水画的意境亦愈高,形式亦愈完整。
三、北宋文人,和唐代不同的是,经五代之变,彻底扫荡了门第意识,都是出自平民。而在唐代发达到了顶点的禅宗,此时在丛林的自身,已开始衰落,转而庸俗化于文人之间,成为一种新的清谈风气。此种新的清谈风气的内容,实与庄学没有什么大分别,此对苏(东坡)、黄(山谷)们而言,更显得是如此。这便鼓荡着许多文人的超越心灵,托山水竹木的绘画,以寄托其对自然景物的慕恋。而从事创作的人,在技巧上也不愿太受人物画的束缚。更如后所述,宋代所完成的古文运动,与山水画的精神一脉相通,这便更有助于山水画的发展。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因为对逸格的推重,正是挹取了时代之流,并对尔后绘画的发展,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在这里特提出来加以研究。
注释
注释条目标号据原文。
[1] 《宣和画谱》卷十一“董元”条。
[2] 此处所引二语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董源”条下。
插图:范宽 烟岚秋晓图卷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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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远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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