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学的高峰: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古典政治学的高峰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时候，当你计划去阅读一位名家的作品，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他？

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可能争议算是最小的几个人之一。好像每个人给出书单的时候，里头要是没有一两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个人的书单就是个没有什么品质的书单。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还有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撑起了整个西方思想的规模和气象。

人是一种叙事性的存在，人并不单纯的是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原子化抽象个体，而是承载着一种叙事结构的，想要从规模，格局，气象上去撑起整个人性，那，亚里士多德，就是这奔腾的大江大河源头处的雪山之巅。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依然需要他。

亚里士多德，生在马其顿，出身显赫，父亲做过皇帝的御医，而他更是做了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并且这位武功赫赫的君王对他的老师很尊敬，给予了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很多的支持。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有一位声名卓著的老师——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开设的学园里，一学就是二十几年。但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有太多的不同，还留下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据说从原文直译是“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跟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因为不是雅典人，这反倒给了他更多的“国际眼光”，视野更开阔看问题也很更客观。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征服过程中给他带回来的世界各地的文献和物品，让他拥有了对世界更为直观的领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完全不同的思想风格，比他的老师，更重视实践，更重视现象。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思路与柏拉图有很大差异，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是自下而上的，是通过研究一百多个城邦的状况的分析和抽象，而柏拉图的政治学是自上而下的，是从理念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光照。

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又与柏拉图的政治学有一致的地方，他们都是要建立一种“应该”如何的理想型。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两个人有所差异。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这种应该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西方的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的理由也在于此。亚里士多德说的人自然是城邦的产物，更多的是将人的性质锚定在一个确切不移的基础之上。从这样一个确定的位置出发，得到的那个应该，才是生长出来的，符合自然的，也因此必然稳固的政治模式。

亚里士多德从个体组成城邦的角度来进入他的理想城邦“应该”的思想操作。他拈出的两个观念非常重要，其一是实践智慧，也就是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意愿背后的那个能够真的把事情做好的能力。好心办坏事的那些坏事，可能被坏心办坏事，更坏，古今同一。这一点跟儒家的想法有些类似，儒家认为智仁勇只有三者合一，才是真的能成事的。否则很有可能是鲁莽的，愚蠢的，相当有害的。从这个选择出发，就不会有一刀切适合所有人所有地方的标准化制度模式，各个地方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寻找适合自己的模式。其二是理解性的服从，这有点类似于换位思考，也有点类似于梁漱溟先生提到的“互相以对方为重”的思路，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这是社会能够协调的根本前提。

一个好的整体如何建立又如何维持，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重心。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将整体分成三类，一个人统治的，少数人统治的和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又根据好坏的不同均分为二，这就是三对六种整体。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表面上人数的多寡只是现象，背后实际上是阶级的不同。一个城邦最重要选择什么样的政体，要通过实践智慧去衡量，但无论选择了哪种政体，都有可能从好的一端滑倒坏的一端，这就需要不但有一个能够协调各方，最大限度的发挥理解性的服从作用的阶层。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平民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中产阶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在那个城邦走下坡路的时代，很难说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的发挥更多是后世的事儿了。古罗马的政体建立无论是否有意，确实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实践智慧。混合整体，进而共和整体，直到今天，都依然是个首选模式。而亚里士多德的阶级理论，时至今日，都是最犀利的分析模式之一。亚里士多德赖以思想的基础——城邦，已经不复存在，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操作方式和对善治的追求，却延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