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九大医疗政策盘点
一条条医疗政策犹如一笔笔线条，勾勒出我们共同的2020。
过去一年，新冠疫情打乱了中国医疗改革的步子，成为贯穿于整年的主线，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医疗行业；与此同时，医改正进入深水区，而医疗机构作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已经站上舞台C位。取消药耗占比、转型高质量发展、DRG、DIP等医保付费机制……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好不热闹。今天，医学界盘点了2020九大医疗政策，以政策为视角，带你回顾不一样的2020。
《关于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医院发热门诊管理及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
在新冠疫情来之前，院感在中国大部分医院里都是个不怎么受待见的专业，论盈利能力比不上外科，论社会责任比不上儿科，院长们大多听之任之。这种情况，在国家卫健委2月4号发布《关于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医院发热门诊管理及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时，仍然没能引起大多人的警觉，直到一系列通报传出。
先是4月，黑龙江哈尔滨刚上任两天的卫健委主任丁凤姝被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副市长等18人被追责；紧接着6月，北京连续召开4场院感工作约谈会，协和、中日友好等响当当的大三甲负责人悉数到场。当大家开始意识到风向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山东青岛又出事了！10月，青岛市卫健委主任隋振华停职，青岛市胸科医院院长邓凯免职。
不难发现，处分一次比一次严厉，一次比一次迅速，这些被处分的医疗官员，理由无一不是院感出了问题。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的一句“再出现院感，不可以接受”，直接点出了国家防控不可触碰的红线。
如果再回过头来看，卫健委在3月、5月曾又先后发了2次有关院感的文件，名字跟第一次差不多，区别是用了“进一步加强”。这样看来，被处分的官员们也不能算太冤枉，毕竟好心提醒也是事不过三。
《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
一夜之间，风向完全变了。原先互联网医疗人想见一面当地卫健委官员、院长，难于上青天，而如今，却是后者殷勤地询问，项目何时能上马？何时能实现互联网医疗共荣圈？
项目还是那个项目，人还是那帮子人，唯一不同的是，新冠疫情来了！为了耗死病毒，大家坚壁清野，闭门不出了，但是遇到个头疼脑热，基本就医、买药的需要还存在。小病还能熬，大病熬就不人道了，咋办？
2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于是互联网医疗来了！原先为人诟病的“不能面诊”一下子成为疫情中最大的优势。网上就医、购药，解决了不少人的基本需求。
紧接着，医保局也发话了，网上慢病复诊购药能纳入医保。虽然还是主打传统医疗的辅助定位，但互联网医疗从业者想都不敢想的医保居然主动开门了，可谓是惊喜交加。原先紧勒着互联网医疗脖子的首诊红线开了一小道口子——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针对发热患者提供呼吸、感染、全科等互联网咨询服务，其他利好消息也在频频传出。虽然不知道以后路怎么走，但眼下，是个好时机。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
中国人对英雄向来是不吝赞美之词的，当然，如果能让英雄得到荣誉的同时也能得到一部分物质奖励，实现精神物质双丰收，也是文明进步的一大力证。
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英雄们的待遇做了明确表态。
然而，原本是件好事的抗疫补贴却频频引发争议。3月中旬云南昭通彝良县人民医院150名医务人员通过当地媒体宣布放弃申领抗疫补助一事引发热议，强制甚至道德绑架的担忧此起彼伏；3月底，有消息指湖北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因疫情期间效益不好，没有给一线医务人员发放补贴一事引发社会关注。“医院说因疫情期间效益不好，所以不发，可是十堰市其他医院都发了。”
国家对抗疫补贴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具体到下发却成了一些地方医疗机构的责任，联想到今年疫情下医院普遍入不敷出甚至亏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最近也有不少医护收到蒙古小肥羊时纷纷表示了感谢，礼轻情意重。或许，抗疫医护们最在乎的不是那张求而不得的支票，而是一份来自国家和社会的鼓励和肯定。
防治结合不紧密并不是什么行业秘密，而这个秘密早在2003年的SARS爆发时我们就发现了。然而，17年过去了，这个经验并没有帮助我们及时快速地扑灭新冠，为什么？
武汉疫情初期，被认为“疫情判断夸大其词”的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凤凰网连线的时曾做出这样一个论断：“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的……SARS以后国家确实是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5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布《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平战结合”作为高频词出现了6次，掀起了一波新基建热潮：11月，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平战结合”，是集预防、医疗、重大疫情救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三甲医院，正式开工；12月武汉市第八医院新建项目主楼已施工至22层，预计年底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包括床位800张（含传染病床位200张）、2个P2实验室、1个P2+实验室。
回想当初武汉封城，是4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驰援，力挽狂澜扭转了局势。如果全国真出现了多个“武汉”，到了迫不得已启动“平战结合”大楼的地步，我们又有多少医护可以驰援？如果说把疫情比作一头蛮牛，要控制住它，抓牛鼻子（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和扯尾巴（平战结合）哪个更能出小力收大效？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作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正式实行了，其构建起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四梁八柱，将统领现行十余部专门法律，并引领未来相关立法，对医生执业环境影响深远。
2年4审，几经波折，这部让医疗界翘首以待的法律将让不少一直被争议的话题得到彻底解决。比如医闹，尽管国家多部委曾专门出台文件反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但是现场公安机关的姗姗来迟，往往未能及时阻止，这倒不是公安叔叔们有意为之，而是由于一个法律上的障碍是医疗机构未被明确为公共场所，属于内保单位，公安机关“不好插手”。
而这次，文件第四十六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扰乱其秩序。” 自此，扰乱医疗秩序的性质就成为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成为医院治安的主体，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试行）》
强基层一直是近年来医改的一个重头戏，然而基层的发展方向却越来越轻医疗重公卫：理应承担首诊任务的基层医疗机构，无论是在门诊还是住院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基层医务工作者成了“表哥”“表姐”，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卫医疗数据中。
8月1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提出：重点评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服务效率、医疗质量与安全。通过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签约服务等指标考核功能定位情况。基层医疗机构兼顾医疗和公卫的定位再次得以重申。
事实上，我国在不同时期反复出现“重医轻防”、“重防轻医”倾向，并不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防控和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对于有志于医疗临床却不得不被束缚于公卫的“表哥”“表姐”们而言，终于快熬出头了，回归临床之日可待。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评判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
今年以前，如果有人问起分级诊疗何时能实现，多半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弱、接不住，几乎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行业共识。
然而，今年年初一场新冠疫情防控却让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经历了一场战火淬炼，不是演习，没有退路。成了，疫情就能被控制住；败了，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武汉。
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迅速与上级结盟，统一调动人财物，投入这场战斗；与此同时，原先头疼脑热也要涌向大医院才放心的民众，突然调转了方向，奔向距离最近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院……原先只存在于专家脑海中的分级诊疗蓝图成了现实——基层有患者，有医疗能力。尽管基层可能有很多地方实力还不够，比如医疗水平、人手配置，但大家万众一心，还是承接了下来，尽可能地稳定住了局势。
县医院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派遣医护下去现场指导、跟进国家指南及时培训……基层医务人员跟进流调随访、与上级医生连线治疗患者等，衔接紧密，关系融洽。
9月18日，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发布《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评判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这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推行似乎平添了很多信心，毕竟，大家曾亲眼见证过那张分级诊疗的蓝图成为现实。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民营医疗机构要拿到一张营业执照太不容易了，要做各种可行性研究，这张执照据说也很值钱，哪怕医院不开业，也值几百万。”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医疗一直是一个受到监管机构严格监控的行业，门槛极高。尽管国家多次发文鼓励社会办医，但中国的民营医院处境更为艰难复杂。一方面，魏则西事件将莆田系推向风口浪尖，给整个民营医疗的声誉带来极大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林立的市场，民营医疗力量先天薄弱，难以形成一股足够力量与之分庭抗礼。
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取消部分医疗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被不少人视为民营医疗的春天到了。但事实上，医疗行业动则十年以上的运营周期与资本具有本质的冲突，后者赚快钱、热钱的天性使然让其在医疗圈子撞得头破血流，这也让不少人重新审视这个行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推动民营医疗机构开办从“严进松出”到“宽进严出”，这个转变对整个医疗市场来说是好事，对优质民营医疗机构来说是好事，但对民营医疗机构中的“害群之马”来说，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在大多数医务人员傻傻分不清的时候，DIP（按病种分值付费）来了！
10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后，其试点地区（71个城市）是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试点地区（30个城市）的两倍多，一举奠定了江湖地位，成为中国医保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外DRG动则3-5年的高水平运营期要求相比，DIP似乎更接地气。毕竟中国幅员辽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让大家玩到一起，才是真正的国产之光。
1、覆盖面广，入组率高。DIP默认“存在即合理”，依据诊断与治疗的对应关系，自然聚类组合，具备数据真实、客观属性，贴近诊疗行为，易于为医、患、保三方接受，此外，DRG基本是全国一盘棋，而DIP还可以根据当地实际进行调整；
2、门槛低，可操作性强。DIP则可以接受“循序渐进”，而DRG需要数据质量“一步到位”。今年11月DRG付费专项技术指导组组长郑杰曾指出：“与CHS-DRG分组方案（核心组）的匹配程度”这项指标，匹配程度90％以上的城市只有8个，有3个城市的匹配程度在30％以下。“
3、医院议价权更强。DRG采用的是预付制，而DIP因为采取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最后才确定DIP组的支付标准，属于后付。后付制对医院来说与医保的相对议价权更高，能更好地在总额预算下进行运营成本预判。
纵观2020年颁布的重磅医疗政策，有原本就定档于今年，也有不少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出，或弥补不足，或鼓舞人心，还有一些原本的政策因为疫情执行轨迹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好或者延期。
医疗政策或许对很多人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但其实它就像一根隐形的指挥棒，无声地指挥着我们每天赖以生存的医疗体系运转。或许我们现有医疗体系还不够完美，但修修补补，敲敲打打，总是在往好的大方向去前进。总有一天，在医疗保障方面我们也能成为世界上被羡慕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