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风尚叫”访碑”
本次我们讲的小史和碑拓有关。
今天的书店里，碑贴及金石书目林林总总，如有所需，得来全不费力。但在四百年前的清代，碑拓可是稀缺资源，清晰的版本尤为可贵。
自金石学[注1]在宋代形成，拓片就成为其重要的文献载体和研究对象。《集古录》、《金石录》等著作都是基于拓片研究。金石学经元明两代之相对沉寂，复盛于明末清初。明清学者对于拓片的热情和需求量很大，除了用拓片考订经史之外，也与当时学者所关注的古物鉴定和编纂谱录书籍有关。收藏青铜器和收藏碑刻拓片不同，一块碑如果没有摹刻一般就是独一无二的，而青铜和瓦当可以复制，所以铭文的拓片被用来辨别真伪，或者研究相似的古器物。
当时《说文古籀补》一书中大量援引青铜器铭文、古玺、古币、古陶文，并说明：所编之字，都是根据墨拓原本，去伪存真，以免舛误，未见过拓本的内容，都不采录。拓片是当时收藏家和学者文化与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互相赠送和索取拓片甚至是日常交往的一部分。
[注1]金石学:它是以古代青铜器（金）和石刻碑碣（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研究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赵明诚的《金石录》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金石学研究的对象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文物。
由于年代久远，金石文字迹漫漶，如果不剔洗，仔细上墨，便无法辨认。同时拓本能否清晰的展现文字的用笔和精神，也是判断拓片价值的标准，所以追求精拓的目的在于传古。
访碑是件雅事
《石墨镌华. 序》中讲了这样一段事迹：明人赵崡十分嗜古，总是多方求购各类古物。他时常骑着驴外出游历，挂着酒壶，壶中注满浓烈的酒，足踏周之京畿、汉之郊野，遍访古迹。一行人中还有仆童背着锦囊，拓工携带纸墨相随。每每访得古代的石碑，赵崡都要亲自将碑擦洗干净，然后让拓工精心椎拓[注2]，存入竹书箱中。又或者访碑时逢佳景、遇雅士，更拿出携带的酒，与之把臂言欢，做出的诗词佳句，便投进书袋中......
[注2]椎拓：椎者，用木椎打纸入碑字；拓者，用毡包在纸上擦墨。椎与拓都是打碑的工序，而椎的目的是为了拓，拓本这个名词便由此而成立。
这是明末文人访碑的常例，不仅雇用拓工相随精拓，而且将此作为一件雅事乐事。访碑的风气在清代最盛，朴学大师顾炎武曾经说：“余在少年时就喜好访求古人的金石之文，周游天下，所到名山、巨镇、祠庙之迹，登危峰，探深壑，履荒榛，遇到可读的碑文必定抄录。如得到前所未见的碑文，则喜不能寐。”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诗宗的词人学者朱彝尊也好访碑，他的朋友曾说他：访得古碑不惮发地三尺，从行者皆是擅拓和擅裱的人。可见当时文人好古，罕有俦匹。
主人公吴大瀓其人
访碑活动其中有两位代表人物，第一位是篆刻大家黄易，他考证金石文字，访碑、拓碑，还写访碑日志，画访碑图。黄易的《嵩洛访碑图》计有：大觉寺、嵩阳书院、中岳庙、少室石阙、白马寺、嵩岳寺小石山房等二十四处。
访碑活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吴大瀓，也是我们今天小史的线索人物。他是清代收藏家和金石学家，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吴大澂在西安获一鼎，该鼎铭文中有字释为“愙”并称其为“鼎”，为了表达自己对该鼎的珍视，他遂将书斋命名为“愙斋”。吴大澂是一位颇有政绩的官员，曾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并督战过甲午战争，嗣孙是近代书画大家吴湖帆。
吴大瀓对黄易这位访碑的前辈非常仰慕，他曾迫切得想看到黄易的《嵩洛访碑图》，几经辗转得到之后，仔细临摹了二十四页访碑图，不仅包括上面黄易的题记和印章，甚至上面黄易友人的印章也都一个不漏的摹刻了，可谓十分郑重。而且在黄易的激发下他还绘制了三十二帧自己的访碑图。
少年时代的吴大瀓在外祖父韩崇的影响下喜欢收集金石拓片。青年时受韩崇的友人，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吴云的影响，学习传拓。吴云的金石收藏即精且丰，和拓石相比，拓金更难，而吴云在拓制青铜器铭文和全形拓方面很有研究。当时即是高官又是大收藏家的潘祖荫，就曾通过吴大瀓向吴云求“齐侯罍”[注3]的拓本真本。当时的文人师友间相互赠寄拓片极为频繁。吴云在回复潘祖荫的信札中说到：“两罍的铭文在罍腹内，极不易拓。曹氏罍世间拓本犹少。弟因为友人纷纷求索，曾刻有模本做塞责计，今为你特意精拓一分，先奉鉴赏。” 拓片的真本和模本在质量上有根本的区别，所以潘祖荫等收藏家都刻意寻取真本。
[注3]齐侯罍：吴云斋室名为“两罍轩”，源自珍藏两件古铜器。一为阮元旧藏“齐侯罍”，二为苏州曹载奎旧藏的“齐侯中罍”。齐侯罍，也称齐侯女壶，被金石学界公认为吉金大器，地位不让毛公鼎、散氏盘。铭文在礼器之内，共有一百六十八字，籀法奇雄纵恣，不易椎拓，一定要剪纸细心濡覆，用墨燥湿得宜，方能使原文显豁呈露。世人获其传本，故足宝贵。
吴大瀓访碑时，也携拓工椎拓古代石刻。他曾有一印，印文为：“曾览泰华、衡山、空同、祁连、长白、罗浮、匡庐、蓬莱、员乔、方壶之胜”，足见一生游历之广。
出任陕甘学政的好处
1873年，吴大瀓出任陕甘学政[注3]，朋友们得知这一消息都极为兴奋，因为陕西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古迹众多。甘肃地处丝绸之路，两汉至隋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碑刻也极多。
[注3]学政：清中期后，朝廷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考试童生及生员的官员。均从进士出身的官吏中简派，3年一任。
朋友们纷纷写信致吴大瀓，表达对碑刻的渴望。陈介祺[注4]专门写信交待：“沙南侯、敦煌、仓颉、石门颂诸汉刻，均望洗剔，以面料厚纸，先扑墨，后拭墨，精拓之。水用芨胶去矾。拓费必当即缴。” 潘祖荫也写信相询：“闻遣张茂功[注5]往精拓裴岑及侯获碑[注6]，此说确否？果尔，务赐一纸精本。仓颉、广武将军、唐君房（汉仙人唐公房碑）亦求精本，必有以报，非虚言也。”
[注4]陈介祺：字寿卿。号簠(fǔ)斋。清末金石宗师，与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相传其所藏无一赝品。众所周知的毛公鼎就曾是他的藏品。他和工匠骨伦一起创造了拔蜡翻砂仿制青铜器的方法，制器维妙维肖，几可乱真。陈介祺因家藏西周和战国时期的十余只编钟，故称自己为“十钟主人”。1914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从陈介祺老宅中将十一件钟形器偷出并运往日本。这十一件原器现藏于住友泉屋博古馆。
[注5] 张茂功：汉中人，著名的拓工。
[注6] 侯获碑、沙南侯碑，都指《沙南侯获碑》。是汉隶碑刻，发现于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文字遒古瑰丽。上海图书馆所藏就是潘祖荫旧藏的《沙南侯获碑》。
西北地域广大，路途十分遥远，边疆并非安定，拓碑在当时很难。吴大瀓还请左宗棠在西征时，帮助寻找地处边塞巴里坤的汉碑。后来驻哈密的西征军先锋统将张曜果然把裴岑碑的拓片带给了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拓本纸墨精良，拓手妥慎，令两千年的遗迹焕然一新，并转送一本比较精良的给吴大瀓。
任学政期间，吴大瀓陆续向在京师和山东等地的友人寄出大量拓片，包括西狭颂、郙阁颂、耿勋碑，石门颂等诸碑。然而其中广武将军碑因为金石旧志上没有写明小地名，时间久了无人问顾，委弃榛莽间，没有访获。
从来拓工似佳人
好的拓工和佳人一样，都不易得。 拓工的收入不高，张茂功为吴大瀓访碑拓碑的收入是每日三百文，一个月约五两白银，而且吴大瀓说，这个薪酬是当时拓工的数倍。因此拓工的流动性较大，一些收藏家经常要训练新的拓工，有的时候还训练家里的童仆来学习传拓，吴大瀓曾写信给友人说：“旧仆甚闲，皆令学习拓砖拓瓦......仆人极老实，拓虽不精，尚属干净。”
还有一些金石修养和传拓技术高的友人，被喜欢金石的官员聘为幕友，或称馆客，常住其家，除了椎拓，也帮助幕主处理日常事务。吴大瀓的幕友陈佩纲当时每月可得薪酬约十二两白银。吴大瀓有两位比较有名的幕友，一位是是尹元鼐，极擅长青铜器的全形拓。另一位则是在篆刻界大名鼎鼎的黄士陵。吴大瀓有丰厚的金石收藏，其大篆书法精湛，学术著作宏博，黄士陵称：“岁丁亥(1887)，陵来东粤，就食吴愙翁门下，因得尽睹愙翁所藏，鼎彝而外古印尤夥。陵得一月暇，尽蜕入吾箧中，至愿也。” 可以说，在篆刻方面，吴大瀓对黄士陵有很大帮助。尹元鼐和黄士陵共同将吴大瀓收藏的古玺钤拓编审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与吴大瀓自辑的《千鉨斋古鉨选》都是印学史上重要的古玺专辑。
拓片的独立审美
明一代的书法之学，大多知道“贴”而不知道“碑”。从晚明开始，拓片的独立审美价值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不是宋代没有好的拓片，不过那时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和评价不如清代那么自觉和热情。拓片的装裱形式和书画的形式完全一样，上有金石学家的题跋，小如手卷，大者成条幅和横幅，甚至组屏。全形拓则更有观赏价值。
拓片的欣赏不局限于以书法和图像为主。黄易位所藏的《范式碑》题跋云：“壁悬几展，古香袭人，诚可乐也。”所谓“古香”，就是拓片所凝结的历史感。碑碣斑驳的石花，青铜器起伏的锈迹，泛黄的宣纸，温润细腻的墨色，这些构成了精神上独特体验。
有趣的是文人画和金石学都是兴起于宋代，它们都是文人文化的产物，对于拓片的审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人对于笔墨有着高度的敏锐，所谓墨分五彩，指的就是墨色的变化足以让欣赏者赏鉴出其中丰富的意蕴。拓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黑白天地，由于纸张、气候、墨、环境、拓工的技法，每次传拓都展现了人与纸墨间微妙的互动，墨色虚实相生且具有纹理和立体感，再加上文人的题跋和朱红印章，由此拓片成为了一个可读、可观的世界，令清代文人学者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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