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5年，辛弃疾去哪儿了
公元1165年，辛弃疾去哪儿了
胡 斌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84期
一、梁启超的问号
1928年9月，五十六岁的梁启超着手编撰《辛稼轩年谱》。他在当月22日致叶揆初、陈叔通等的信中说：“……日来撰成《辛稼轩年谱》，并为稼轩词作编年，竟十得七八，又得一佳钞，用校四印斋重雕之元大德本，是正伪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一月来光阴全消磨于此中，再阅十日，可蒇事矣。……”[1]（1193）“蒇事”的意思是事情办理完成，即《辛稼轩年谱》快要编撰好了。
实际上，梁启超着手编撰《辛稼轩年谱》的情况，梁仲策在《曼殊室戊辰笔记》记载得非常清楚：“……《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日，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已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聊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1]（1193-1194）梁仲策是梁启超的弟弟，“属稿”的意思是起草文稿。从这段记载来看，梁启超的《辛稼轩年谱》于1928年9月10日开始起草，10月12日停笔，为其病榻之作，更是先生的最后绝笔！
现在先生这部的绝笔，《饮冰室专集之九十八——辛稼轩先生年谱》就放在那儿，当我们翻到第7页，能清楚的看见先生在《年谱》的“（乾道）二年丙戌二十七岁和三年丁亥二十八岁”的条目后“在江阴签判任”下面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问号(如图一)，在“考证”条目上说：“旧制任官三年考满，率有迁免，先生此两年是否仍留江阴任，无可考据。宋人诸说部书，先生似有一时期失职流落金陵，但无据可考，故记此以俟再考。”[2]
可惜，命运没有给他“以俟再考”的机会！1929年1月19日，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时年五十有七。而乾道元年，正是公元1165年，那么这一年，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究竟去哪儿了？
（图一）
二、胡适之的方法
我们知道，辛弃疾作为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一生事迹行踪甚是复杂，有关其人其事记载的文献、史籍、文集、方志、笔乘之属，不可枚举，正是多而繁杂，加上历史久远淹没不彰，所以伪误、舛错、枝节也令后人目不暇接。
胡适之在《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说：“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3]下面，我们按照胡适之的这个方法对成书于历代的《辛弃疾年谱》逐一梳理，以证实辛弃疾“乾道元年广德军通判任上”这一“辛学”的重大发现！
我们先翻开《宋史·辛弃疾传》，该传对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乾道四年（1168）总计七年有三年履历语焉不详。绍兴三十二年（1162）“改差江阴签判”，隆兴元年（1163）、二年（1164）仍在江阴，然后就直接是乾道四年（1168）“通判建康府”，加上有关辛弃疾的平生事迹的更直接资料，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之类，发现的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三年，即乾道元年到三年（1165—1167）一直是个无头公案。
目前，现存于世的《辛稼轩年谱》总计五种：（1）辛启泰（敬甫）编撰《稼轩先生年谱》，附在其编撰的《稼轩集钞存》卷首；（2）梁启超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中华书局印本；（3）陈思（慈首）编撰《辛稼轩年谱》，原载《东北丛刊》第七、八两期内，后来又出了《辽海丛书》单行本；（4）郑骞《辛稼轩年谱》；（5）邓广铭《辛稼轩年谱》，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印行，解放后上海古典文学出本社和估计出版社又各印行了一次，1997年又进行了增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五种《辛稼轩年谱》，辛启泰的《稼轩先生年谱》成书于清代中叶，为最早的底本。从清代嘉庆以还的近二百年间，根据辛启泰的著录，最先有梁启超、陈思（慈首）编撰的辛弃疾年谱。
梁、陈二人都是清末民初人。比照两人的年谱，大同小异。但在乾道二年、三年这二年的编年上，梁和陈是不同的。陈是照搬辛启泰《稼轩先生年谱》，在《辽海丛书——稼轩先生年谱》第八页的 “乾道二年丙戌”、“乾道三年丁亥”的编年后写“官江阴”，下注曰“辛启泰稼轩先生年谱” (如图二)。
（图二）
而梁在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时，“得一佳钞（据说是《信州府志》）……是正伪舛，将及百条，深用自喜”，[1]（1193）于是他在辛弃疾乾道二年、三年的编年后写“在江阴签判任”，打上了问号 (如前图一)。这说明梁和陈不同，他根据占有的史料，注意了这一时期辛弃疾的任职去留问题，但苦无据可考，只能留下问号，“以俟再考。”
郑骞先生的《辛稼轩年谱》撰于1931年，成书于1937年，第二年自印于北平协和印书社。据《词家郑骞先生学术年表新订》，记载他当时主要参考了梁的《辛稼轩年谱》，即“今国内孙氏藏有原先生旧藏并手批之梁启超手稿未竞本《稼轩年谱》，当为先生作《辛稼轩年谱》时所参”，[4]其对辛弃疾乾道二年、三年的去向问题继续了梁启超的疑问。
几乎是同一时期，邓广铭先生也在编撰《辛稼轩年谱》，即先生在《辛稼轩年谱（增订本）》“题记”中说的“辛稼轩年谱一书，是我于1937年秋至1939年秋这两年内完成的。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7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第一次印行。”[5]（1）在这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辛稼轩年谱》，对辛弃疾乾道二年去向的问题是这样表述的：“据《江阴县志卷十二》，宋职官志，谓知军一员，签判一员。又据其卷十一宋代职官题名，则前后之任签判者，均注录甚详。其隆兴二年（1164）下之签判为吴一能，以承仪郎任，至乾道二年则为王淙，以朝奉郎任。是则稼轩于年满后必离签判任为无疑。唯此后数年之或出或处，则一概莫可踪迹矣。”[6]
辛启泰、陈思、梁启超、郑骞、邓广铭的五部《辛稼轩年谱》，在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三年（1167）这四年间对于辛弃疾的任职去留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问题脉络：最初的底本和最古的传本是辛启泰的老谱，陈思对其进行了照搬，梁启超则发现了问题，留下问号，郑骞继续了梁的问号，邓广铭则通过江阴县志的史料论证了辛弃疾肯定不在江阴任职，一个问题存在、继而发现问题并初步解决问题的过程清晰异常，但问题最终没有解决。辛弃疾这几年的去向仍是未解之谜！
邓广铭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增订出版了他四十多年前的《辛稼轩年谱》，正得益于80年代中期辛弃疾研究的一则重要史料发现，即《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在这个宗谱的卷首有辛稼轩的一篇传略，题为《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以下简称《历仕始末》）。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铅山鹅南辛氏宗谱》修于清末，民国37年续修。卷首除《历仕始末》外，还有《宋淳熙赠兵部尚书稼轩公像》及浦源《像赞》、朱熹《济南辛氏宗图序》和辛弃疾次子辛秬的后裔于明清二代三次重修的宗谱序文，最具史料价值的就是《历仕始末》，基本上填补、订正了辛弃疾史传、年谱某些空白和误差。
在《历仕始末》里，辛弃疾“……加升补承务郎、天平军节度使掌书记、江阴签判、广德军通判……”，明确的说明了辛弃疾在江阴签判三年任满后改任广德军通判。这一重要史料的发现，邓广铭在其增订的《辛稼轩年谱》“题记”中是这样表述的：“……而我们从中（指《历仕始末》）毕竟得到了一些收益，一些启发，在此姑举两例：……二、稼轩任江阴军签判年满去职，应为隆兴二年（1164）内事，在他离开江阴军后，到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通判之前，这三年中稼轩的事历，在1985年之前我一直未能查得，因而在历次印行的《稼轩年谱》中，我都标著为‘右三年事历不祥’，甚至推测说，可能是无职而流落于江湖之间了。从这篇《历仕始末》中，看到他在离江阴军后继即又去做广德军通判，才使这三年的空白完全得到填补”。 [5]（2）并加按语曰：“《历仕始末》所述稼轩一生仕宦履历，全无不合，亦无前后颠舛者，故极可凭信。只以其对仕宦各地之年月一概从略，遂致辛启泰撰写《稼轩年谱》时，因无考索之力，故未能充分加以利用耳。”[5]（2-3）正如胡适之说的那样：“……本书（即《历仕始末》）即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
而更早利用这则史料的是辛更儒，他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二期）》上撰文认为：《历仕始末》例举了一大批官职，都是辛弃疾做过的或死后追封、加封、补封，唯独“广德军通判”是原来不知道的，宋孝宗乾道元年至三年（1165—1167）的三年中，辛弃疾是在广德军通判任上。1987年5月在济南召开的第一届辛弃疾学术研究会上，专家学者联系各方面情事考察，就辛更儒先生提出辛弃疾在乾道元年至三年任广德军通判的结论，认为可信，即可“证实”：1165年，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广德军通判任上！
三、方志的问题
辛弃疾于乾道元年至三年（1165—1167）任广德军通判的最后“证实”，得益于几代史家的不断努力和新时期史料的不断发现，但作为吾土学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辛弃疾于乾道元年（1165）任广德军通判，到乾道四年（1168）离职后赴任建康府通判，那么，我们的历代州县志为什么没有记载？这就涉及到一个方志的问题。
方志，为地方志书的简称，是中国典籍中特有的一类文献，其种类繁多，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类专志。广德自广德自东汉建安八年(203)建县，历1800余年。纂修州、县志始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修志史已有820余年.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广德县共修过州、县志及专志总计20部。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广德历代官修志书总计13部，私修志书3部，专志4部。从成书最早的宋淳熙年间《桐汭志》，到现存最早的明嘉靖年间的《广德州志（10卷）》总计20部志书，似乎都没有辛弃疾在乾道元年至乾道三年的任广德军通判的只言片语记载，究其原因，主要涉及方志的性质、起承和纂修人员等问题。
1、古代地方志书的性质。中国古代地方志书源远流长，根于先秦，到了宋元时期，其纂修趋于定型，迨至明清，地方志的纂修渐趋制度化和经常化，从我县见于记载的20部志书中可以看出，明清两季计16部，占了80%的比例。地方志现在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的史学领域，其性质归为史部地理类，其记事的可靠性基本不被正史采用，在清代以前的正史纂修中，几乎不采用地方志，主要将其限定在历史地理范围。这种定性即决定了历代县志记载重点放在了地域、营建、田赋、典礼等的记载上，所以对人物记载常常有失缺漏。如对官员任职往来的记载，缺漏极多。仅以两宋为例，广德两宋时建制为军，领建平一县，为小郡。整整320年的两宋王朝，按照“知州军事，军置一人……通判建隆初大郡二员，余置一员……诸曹官录事参军、户曹参军、司法参军、司理参军” [7]（365） 的设立原则，每届应有官员6人，再按照官员“任官三年考满，率有迁免”的惯例，广德地方官应有数百名左右，实际上见于州志记载的有仅知军87人，通判23人，参军10人。而南宋建炎以来到乾道年间，即1127年——1173年，整整47年，见于记载的有知军12人，通判和参军更少，通判仅为4人，参军仅为1人，所以“必有脱漏”，“必有舛错”，但“无可考证，悉仍其旧，书之”。 [7]（368）
2、古代地方志书的传承。传统方志的一般编纂性质和原则，决定了地方官员、士绅、文人、宗教等各种势力对方志编纂的影响，他们在前志的基础上起承加减，增删酌情。但是，广德在宋兴国四年(979年)置军以后，历代战乱频发，加上改朝换代，致使历代志书散轶不传、残缺遗漏比比皆是，从宋代淳熙年间的《桐汭志》和绍定年间《桐汭新志》散轶开始，就决定了广德地方志书的不完整性。这点，清光绪《广德州志》（60卷）主修者胡有诚在序文上说的很明白：“时郡邑俱呈志，广、建独无，只抄本，摭拾大概，询其故，缘兵燹焚毁无存……”[7]（1）加上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书籍流通印刷和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编撰时只能“未由稽考，概从其略……唏嘘者久之”。[7]（1）
3、古代地方志书的纂修人员问题。地方志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应该编纂些什么，以及如何编纂，一直受“人”的问题制约，即编纂人员的组成制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清代章学诚视为方志学的创始人，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8] ，这是因为章学诚从“志属信史”、“志属史体”、“志乃史裁”的理想设计出发，主张地方志的编纂原则应该秉持“史学法度”。但是实际上，古代地方志书编纂人员的构成和基本休养，多是些不懂史学的文士，他们好“信笔乱填”、“夸饰遗漏”、“猥滥庸妄”。正如清道光《增补广德州志（16卷）》中知州裕文的序中所说的那样：“至明始载李得阳广德州志十卷，自是言州志者，知有明而不知有宋……然则数千年中，地迁名易，献缺文残，或有指晋庐为楚舍者，况山川文物之粉糅乎，此旧志所由无善本也。”[7]（4）
清乾隆《广德州志（50卷）》中，有丁其福的后序，他也说：“……如前明贤守段张诸公之祠，欲一展谒而莫知其处，窃不能不怪州志之漏略也。”[7]（5）正是编纂人员水平不高，考据无力，没有原则，要么“指晋庐为楚舍”的信笔乱填，要么一地一人的不见记载的“漏略”，使得不能记载于志书的情况屡屡发生。如见于历朝州志记载的广德第一个进士为陈南，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实际上，根据《义乌盘溪宗氏谱·宋进士科目题名》记载：广德军人宗黄裳于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9]比县志记载提前了近40年。
四、结论
现在，辛弃疾在乾道元年至三年（1165-1167）三年在广德军通判任上的史实已经广泛在学术界得到认可。除邓广铭、辛更儒外，王春庭的《醉里挑灯看剑——辛弃疾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巩本栋的《辛弃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诸多辛弃疾研究的著作对辛弃疾任广德军通判都进行了相关论证、描述和运用。作为吾土历史文化爱好者，唯有树立正确的历史研究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史料为依据，广泛罗掘，层累构造，才能不断推进广德历史文化研究，促进广德历史文化的繁荣丰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参考文献：
[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193页
[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页
[3]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2页
[4] 之远.《词家郑骞先生学术年表新订》，载《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第104页
[5]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6]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1页
[7] 胡有诚等.《光绪广德州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365页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04-305页
[9] 龚延明，祖慧. 《宋登科记考（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作者系宣城市机械电子工程学校校长助理，广德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