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双》——张怡微

张怡微

1

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安栗顺利回家工作,赶上了海归博士还吃香的年头,在高校开始了安静艰苦的“tenure-track”之旅。从外表看来,她好像就没出过国,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几年,那几年还不如留在上海赚钱,或嫁人,那样的话,现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国读书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光环,她既没有拿到身份,没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没有发财。好处是,也没人非找她代购。家族里的男性亲戚们从不会跟她谈论脱欧、足球、梅根哈里王子的移民趣闻,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们只会有意无意嘲讽她,“我们听人家说只要不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就说自己在英国读书,不然他们就会说,我在牛津或者剑桥读书哈哈哈。”舅舅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跟安栗没多大关系,也不为了专门嘲讽她。他们就是要说一说,不说憋着就难受。他们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么,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一个书呆子,静静地冒着傻气。平日里,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没多大变化。上海房价的变化,远超过她的变化。就连母亲,在凝视她半晌之后,最多说一句,“你也有点见老哦,不过不仔细看也看不出。因为你老得也不算难看,像我。”

在现实世界,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她在莱比锡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遇到了伯乐。那位英国业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中国,觉得中国人奇异,奇异又压抑。他手上刚好有一组书在编,要编很久。那个书系,后来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论文。书做得很漂亮,封面用了一张老人与天使的照片。这简直不可思议,极少有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待遇,这为安栗后来的求职营造了光环,她确实有所获得,从社交中,从研究方向里,甚至是从“亚洲”的符号里。同侪们并不那么看,他们觉得那些虽然都是她的好运,但安栗身为年轻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让,对猎取好运是有极大助益的。于是逐渐有传说,说安栗是研讨会花蝴蝶,人虽其貌不扬却很会跟大佬联络。也有人说,安栗英文并不好,却有人免费为她润稿,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谁知道呢?还有人索性说,“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说这些话的人,安栗都认识,有的人一起吃过饭,有的人她陪游去参观过牛津剑桥,有的还跟她请教过投稿的问题。开始时,听到这些话,安栗是会难过的。时间久了,就习惯了。她觉得别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实的自己强大得多。尽管他们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实也没那么强”。她对自己说,同行和同性的敌意都是勋章,就好像电动游戏里的自己一样强悍、自信、藐视天地。

更多的批评来自豆瓣网,来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阅读量中,她并不认识的同行。那些触目惊心的差评,就好像是命运的十字架,提醒她“好运”的背后标定着连环债务,还也还不清的。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点点颜面。例如,每一年的发表、引用,同行只言片语的评价,研讨会的邀请。但无论如何,那些价值的总和依然超不过那本书。所以,令人悲伤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摆脱那本书,她的内心又是极需要那本书的。是那本书改变了她的命运,让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评,让她有了今时今日的生活。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书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侪和后辈们以看似客观的态度评论道,“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中国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如果用中文写一遍,根本无法出版)”“如果论文可以这么写,去英国读个博士也不错”“她为什么不发在公号上?那样更适合她呀”。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时也能刷出一两个好心人对空言说,“去除猎奇的问题,田野还是做的不错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与残疾人,生活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啊”,以至于他们给的“三星”打分,都能显出温存的人情味来。这让安栗后来在看待别人的著作时,多了一些慈悲和体谅。事非经过不知难。有的人明明也被难倒过,却硬装作没有,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评议的论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刷新评论,是那些评论照亮了她的软弱和不自信,成为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他们的。尽管她问心无愧,她说服自己只是好运。她负隅顽抗(其实并没有几则)舆论,也负隅顽抗“好运”连带的污名。

这些事,安栗的家人并不知情。他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次元。也挺热闹的,挺激烈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周围人便只关心她有没有结婚。这听起来是中学生必读世界名著中的第一句话,其实不尽然,周围人还会关心她每个月赚多少钱,有没有房子、车,一年出国旅行几次,家里有没有戴森。如果她嫁给了爱情,那周围人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惋惜,静候着好景不长,爱是最靠不住的,图别人对你好,最贪婪。如果她嫁给了金钱,他们又会觉得她本来就不配拥有爱情,应该知足常乐地走向死亡。至于她的工作,那几乎是没什么要紧的。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她的工作被人挑剔,那一定是她不够聪明。而且她还需要工作,这本来就低人一等了。所以相比现实世界,安栗更喜欢豆瓣上的世界。那里也很势利,观点矛盾,刻薄尖酸,但到底清明一些。家人嘛,永远属于现实世界。好在母亲不这么看,她会跟周围人说,“我的女儿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她的同学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母亲连她的书名都说不清楚,只知道说“老人天使”,仿佛是一幅世界名画的名字。

說母亲完全弄不清楚,她有时又知道一些的。她会跟安栗说,“你是研究我们老人的,你要多跟我们老人在一起说说话,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头写写写”,又或者“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脑子里都是些乌七八糟不上台面的事情,像个男孩子,为什么人家谁谁谁,学的就是莎士比亚”。母亲用拼多多买了8块钱两大捆芭蕉,吃得安栗夜里胃酸倒流,她把着马桶吐了一会儿,想到母亲还说过“妈妈用手机里的拼多多买芭蕉,你可以写成英文的论文哇?”又觉得挺心酸,她没真心嫌弃她,她也想帮她的。所以安栗说,“可以的。谢谢妈妈。”好像是完成了一个爱来爱去的动作。母亲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写的到底是什么。写的时候她去过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是谁帮助了她,会不会有人骂她,他们骂得对不对呢。母亲就像是站在另一个世界里,跟女儿挥着手,每每看她一眼,她就跟你挥一挥手。但是心里的话,安栗永远都说不出来,母亲也听不到的。

安栗总不见得一本正经地去问母亲,“妈,你的欲望对你的人生还有推动作用么?”就像她田野时去问别的老人那样。

2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长大以后,安栗在认识的人嘴里听到这样远古的中国话,还是在拆迁组抵达的爷爷家现场。派出所拉开的警戒线似乎意味着事情并不简单。安栗在脑海中反复琢磨这句中国古话在英语里应该怎么说,可能是“A married daughter doesn't belong to her parents any more”。大概是这个意思,可不知为何,用英文说上一遍,就显不出那种中国脸盆里的水的凉意了。如果不是高度紧张硬生生唤起记忆,安栗都快忘记母亲的户口还在爷爷家里,爷爷反而住在养老院里,她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她一直在看别的老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警戒线外看热闹的邻居们,安栗都不太熟悉。喊出这话的人,可能把她们错认作来分房子的女儿了。想要息事宁人,最方便的就是搬出祖宗的训导。可惜没用好,反而把孃孃们都排挤出去了。

父亲工伤过世以后,母亲的户口就变成了一个隐患,又或者是赌注,埋藏在安栗与父亲家族的关系中,令他们日益疏远。爷爷家的亲戚,难免当她们母女是外人了,还是敌人,尤其是在拆迁这样的大事里。隐隐的张力居然淡化了母亲的悲伤,但她从没有忘记在任何一个节日,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她们能拿下这场战役。总之,这一天迟早要来,与之相关的每个人都时刻准备着,反而显得很从容。与之外围相关的每个人,也都觉得这场硬仗自己可以出上一点力,兴奋得很。匪夷所思的是,在爷爷家,安栗看到了所有的舅舅们。就是那些从不与她谈论脱欧、梅根哈里王子、梅姨的老头子们,他们居然齐刷刷躺在警戒线里的水门汀上,年纪之和超过了三百岁。安栗母亲也在地上躺着,像另一摊水,泼向这家的水。安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这真令人吃惊。躺在地上的母亲对安栗使了个眼色,手机却一直对着片警拍视频。

片警态度很好,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只是站着。有位警察主动靠近过来,问安栗,“你是这家的女儿吧?”并用手指向地面。“你爸爸不在了吧。和妈妈过得还好吗?他们这样都是为了你吧,你看你开心哇,那么多人为了你躺在地上……”安栗听了心里有些酸楚,“你和他们气质倒是不太一样的哦。”他又继续叨叨。这位警察虽然年轻,倒是颇懂人情世故,先发制人。安栗要怎么开口解释呢,她有什么好开心的。就算有,那也不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开心”。心里的酸楚也很微弱,不足以撼动被荒诞揭开的生活场景。她连说一说“你们也可以不要这样”的勇气都没有,说了也不会有人听的。她就问了问地上的母亲,“你冷吗?”母亲说,“不冷。”她就没话说了。虽然没说话,安栗却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某种兴奋,感到了爱,奇奇怪怪的爱意,产生了奇奇怪怪的画面。大地上的他们太团结了,团结到根本不需要她,携手把她推出了画框。但画里的意境是她,主旨也是她,她来自于他们,来自于他们的团结、无赖和诙谐。真的要坐在桌边一起其乐融融地吃饭,他们又是谈不到一起的家人。没有她说话空间的一家人,很奇妙的。

安栗想到小时候,家里房子还很小的时候,自己与母亲、父亲也是这样躺在地上的。他们一家,跷着脚看电视里抗洪救灾的晚会,团结的力量让人相信什么事情都可以战胜,但表面上,他们就只是跷着脚躺在地上,心里波涛汹涌,热泪盈眶。电视画面里的脸盆里,总会出现被解放军救起的中国婴儿,场景很像是《西游记》里的水难,那个孩子聪慧异常,从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儿……家里地上的脸盆呢,则装着一只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么也挑不干净。挑干净了,西瓜瓤也就千疮百孔了。电风扇在一旁呼呼旋转,人还是被热成了坍塌的雪糕。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连他的脸都快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父亲还在,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些戏剧化的事了,他们就可以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專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的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并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身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她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在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入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般地。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中国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在中国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很多地方,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里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的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她甚至对着镜子训练过自己的表情管理,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据理力争,显出专业性来。但她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继续说道,“可惜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哦,没有考虑到那么全面。对了,我还去豆瓣看了你的书,你会出中文版吗?”

这下安栗吓出一身冷汗,借口有事,签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亲和舅舅们还在后面聊着天。他们好像在说,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么,什么,和什么……他们仿佛在齐心协力地爱着她,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七十多岁的大舅舅后来对安栗说。“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去帮你做了,你妈说了,你是读书人,我们不会要你干吗的。你跑什么呀,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

3

在《阿甘正传》里,安栗第一次看到残疾人嫖娼。在《亲密治疗》里,安栗第一次知道国际代理治病师。在宜家的咖啡吧里,安栗又看到了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们在关关雎鸠、蒹葭苍苍。那好像并不是一个灾难场景,相反带着某种抵抗的生机,反抗着老龄化社会所谓“手机难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母亲一样,他们好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世界,共享着一些似有若无的价值。也许他们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条一些,更加有水有电,有理有据,有股票房子,有爱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护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欲望是从不被讨论的。安栗的欲望,母亲的欲望,舅舅们的欲望,很难在一个没有框架、没有理论、没有猎奇和特殊性的前提下被普通人关注到。在中国,在英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真的关注大地上的他们,他们也不关注安栗这样的人的内心。他们为她争取的一切,都是保卫她的外观。她其实也在为他们争取些什么,纪念些什么的。有时安栗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极其怪异的、断裂的。她对于身边的人没有具体的交流与深刻的共情,反而对于不认识的人带有蓬勃的热心。她毕恭毕敬地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毕恭毕敬地将之当作安身立命的责任和义务。哪怕那些事情是那么幽微、隐私、禁忌。

有个受访者说,只有看到志愿者的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有个志愿者说,看到申请人,她才意识到有些事一个人的确做不了。大自然使人成双成对,不是让人谈恋爱玩的,而是让人互相安慰面对困难的生活的。即使是父亲过世的时候,所有的舅舅们都提醒她们母女以后要开始被男家欺负了,安栗也没有感到过真正的恐惧。墓地和产房的画面,都不足以让她感到恐惧。而当安栗看到英国政府会发一笔钱给障碍者,让他们可以到性工作的场合寻找性工作者时,当安栗访问到有一位40岁的残障女士提出申请时都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时,她却有了一刹那悚然的震撼。是那难忘的恐惧点燃了安栗内心的羞耻,使她开始走入这项研究,使她获得了一些晋升机会,彻底改变了职业生涯,仿佛一种命定。陷入越深,她越感到愧疚,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又觉得自己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那她知道爱在哪里吗?三十多岁了,谁知道爱在哪里呢?即使是健全的人,爱是不是也存在于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它一直生长在我们的身体上,可是通过个人,我们是看不到、体会不到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政府,给爱的残障人士一笔金钱,让他们去找一找看爱在哪里?又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找不到爱了,他一生将只有三次机会提出公共性的爱的互助服务,排队长达两年以上,历经复杂的个人考评,才能等到这一社会福利,等到有一个专业的志愿者,愿意来和自己聊一聊爱长在哪里?而后,那个欣慰的人将写下看似很普通很普通的好句子,“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好美。”也是母亲(和父亲、舅舅们)为她奋斗争取的一種未来,物质的未来。细想起来,这个“房间”一样又不太一样的。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这是一个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爱的世界,每剥开一层,都仿佛是新一轮的刺激,新一轮的浸染,新一轮的让人泪眼模糊,难以睁开眼。

“你有那么多英文书,总是需要有一间房子放一放的。妈妈还没有要死,我也没地方给你放啊。如果你有一间房子,就好多了。”母亲对安栗说。“你以为会有一个男人娶你,还娶你这些书回去吗?你知道上海的房子一个平方多少钱吗?你这些书放在家里,每一本都要加300块房钱。以后就算有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搬走的。你要让我和这些纸一起养老吗?你知道我们隔壁邻居顾阿姨说啥吗,她说给她两万,你这些书她也不要收在家里。她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

“她给我两个亿,我也不愿意给她一本书。”安栗没好气地说道。她居然有点生气,为了这么荒谬的事,为了顾阿姨随便说说的话。母亲这就乐了,说:“你这些英国书里都写的啥?你说给我听听呢?人家女孩子去英国读书,都带回来一些好看的照片,带回来一个外国男朋友。你一张照片也没有,就带回来一堆纸。你说说纸上写了些什么?”

安栗语塞,那些纸上的东西,她怎么好意思说出口,书里面也没什么阳春白雪,一点也没有。无非是老人、儿童、移民、劳工、婚外恋、QQ空间、杀马特、弹幕、快手、抖音、微电影、绿茶婊、屌丝、人造人,还有母亲熟练使用的拼多多。这些研究论文,用英文写一遍,好像会比中文高级很多。而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正的日常生活,却又是写不进去的。这些生活被挑选过、布置过,用另一种语言爬梳一遍,就仿佛配上了外衣,但也损失了筋肉,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纸面生活,研究里的生活,研究者眼里的他人的生活,确凿却失真。这些被母亲形容为没有人会娶回去的东西,的确是没太大意义,好像是别人生活里的烟云,时代的烟云,转瞬即逝。唯有欲望,欲望是永恒的。欲望是令人燃烧,又令人泄气的。令人看到自己、他人,也令人迷惑。

她的欲望是什么呢?

被抚摸有那么重要吗?

在写论文时,安栗只能认为那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的权利。在不写论文时,她又会觉得这是一個根本无法讨论的问题。它是那么偶然、那么随机,有时有,有时很久都没有的一种……权利。像爱一样,都是瞬间涌起的短暂的甜,以浩瀚无垠的苦衬托起来的东西。

4

春和景明。

那一天“春和景明”到好像是母亲亲自挑选的一个好日子。母亲坐在安栗的书桌边,问她要吃三种甜点(其实就是青团、松糕和栗子饼)里的哪一个。她静静地看着她喝水,又看着她吃了一口栗子饼,帮她擦掉了书桌上的饼屑。然后母亲突然问安栗,“你有男朋友了吗?”安栗望着她,一头雾水。

母亲又说,“其实如果是女朋友的话,妈妈也是可以听得进去的。妈妈一直上网的,老人上网,你懂的,是你研究的吧。虽然……最好是不要哦。”

我没有。安栗答。

“你上次在网上跟人说,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是不是真的?你看我就是有哥哥们帮忙,才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不过你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你想啊,你也没有几个观点是我听得懂的。”

“残疾人他没法自慰。我说的是这个。”安栗心想,却不敢直接回答。

“你爸爸在天上保佑你,你看你叔叔伯伯都让步了,这样的话,你以后不结婚,我也放心了。你七月半要去庙里给爸爸烧烧香。我这次就不去了。也有些事你总要一个人去做的。”

安栗想了想问,“是你有男朋友了吧?”

母亲就笑了。

“舅舅们觉得怎么样?”安栗问。

“关他们什么事啦?”

“那就是不太满意咯?”安栗说。

“是我想住到崇明去。那边空气很好的,还有鸟。”

安栗注意到母亲有些紧张,从茶杯边缘偷看她,好像她才是母亲。她冷不防想到那天躺在地上拍片警的母亲,怕是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点可爱的变化,只是清晰程度还不足够。她想到母亲,又想到那位不知道自己的阴道在哪里的可怜的女性,心里略有一丝复杂的滋味,觉得人和人真是大不同。母亲也很苦,但还是赢过很多人。

那位男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你们会结婚吗?”安栗问。

“我们没有要结婚,就是聊得来,说说话的。他也有女儿的,也是一个读书人,跟你很像的。”

“她也见老了吗?”安栗吐槽道。母亲倒是没有听得很明白。

“我和你爸爸,工厂里介绍认识,天天上班,都没时间说话,总觉得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时间,结果你也不爱说话,你爸爸又这样……不过他这一世算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他一直跟我说,他没有读过书,希望你多读一点书。你那本《老人天使》有没有烧给他啊?”

“最好不要啊。”安栗说。“我以后写得好一点再烧给他啦。”

“我觉得你烧给他也没有关系的,他也看不懂英文,但是他会开心的。他就想看到你这样,不想你再过苦生活。你不要觉得舅舅们也没读过书,他们对我们还是有照顾。警察都这么说,说我们一家人感情好。”

“我支持你啊,舅舅他们不支持你,我支持你去看鸟。以后拍给我看看啊,那个鸟。”安栗说。

“你真的是老人天使。”母亲看来很高兴。“说到拍,你知不知道我拍到什么?本来用来谈判,后来也没有用上。我发给你啊。”

母亲搬到崇明之后,安栗的生活清净了许多,好像回到了博士时代,回到了英国。今日重复昨日,明年重复今年。她不用再清洗舅舅们的茶杯,不用再叫一个家族的外卖。细想起来,回国以后的日子,都仿佛是那一场大战的准备。仗打完了,大家也就散了。真像一场梦。

母亲每天都会发一个视频给安栗,果然有鸟群,有滩涂,有日落。重要的是,有她心里的生活,有看着她建设心里生活的人。虽然他从来没露面。母亲居然给那边家里的水龙头水管都织了毛线套子,她显然是喜欢那里的。她做了一些原来不会做的事情。认识母亲三十多年,安栗有时觉得对她的了解终于到了30%的程度。

一年后,安栗通过了“tenure-track”,拿到了稳定的教职。那仿佛是一个生存仪式,而非普通的考试。有一天,当她再刷豆瓣,看到了一则评论,评论人的头像是一个警长猫。评论说,“见过作者,人很仔细,能感觉到作者对老人们的温柔。在法律的边界之内,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话题。我家里有小儿麻痹症的亲属,一辈子没有站起来,从来就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问题。有些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期待作者新书。”

这个人,安栗好像记得,又好像忘记了很久。

他是唯一一个给这本书打五星的人。

安栗突然想起母亲说起过的那个视频。一直没有看,就忘记了。她从手机里找出来播放了一下,发现母亲用镜头的死亡视角,拍摄了一位警察。安栗一出现,他就一直在看她。被警察盯着可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那位警察还被母亲盯着。那一天,父亲的在天之灵,在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外公的在天之灵,在观摩家庭子女团结协力。那真是一个底层生活纪录片般的现场啊,一个田野的现场。虽然有奇奇怪怪的爱在大地上凝聚,也有奇奇怪怪的观看。早知道,她就躺进去了,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躺进去了,母亲就拍不到她了。安栗这样想,简直不像是一个中年人。

还有舅舅后来说,“你一个大学老师,以后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镇定。年纪那么大了看到警察还怕,还脸红……”谜一样的生活啊,真是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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