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一年，失业3次，失恋1次，我不想灰溜溜离开
“每当我问老天你还能让我更惨一点吗？老天都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还能。”苏辛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在北京通惠河旁的咖啡厅院子里，这季节的北京确实干燥，河道里快没有水，露出瘦骨嶙峋的河床。
在北京这一年的经历曲折，接连失业、失恋、四次搬家、因为武汉身份受到歧视，当她诉说完一连串糟心事时，我悄悄看了看表，时间仅仅过去半小时。
而她这一年的故事，才刚起了个头。
我2018年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创业公司做短视频策划。
当时我对工作状态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单一，毕业了快一年，感觉自己没什么成长，想要换工作。
有一天领导提出把我的岗位从抖音编导调整成公众号运营，那个公众号挺贩卖焦虑的，我不想那样做，干脆提了离职。
应聘广州一家心仪的公司被拒后，正好北京这边的公司回应了我，我当时对城市的抉择是很随意的心态，有点像毛姆写的，“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递到一个环境中。”
那么，我就随命运把我随机投递到哪里，走南闯北听听江湖中的故事也不错。
没有多想，我就来了北京。一下子跌得很惨。我几乎陷入了试用期魔咒，每份工作都阴差阳错地离试用期不久就离开。我直到现在仍不明白，我只是恰好遇到了一堆坏事情，还是说，它们其实环环相扣？
我在广州工作时住青旅，不是国际青年旅舍，是没有青旅经营资质的小区普通住宅，房东装修后再招募人进来住，每个房间四人或六人。对外我们得谎称是朋友租住在一起。
我住的那家青旅长租客很多，晚上一起出去逛马路吃雪糕，房东会做饭做菜给我们吃，大家相处得很好。
当时，一个床位是1000/月，在广州，这个价格再加一些钱就可以租个次卧。有人会担心住青旅会不会没有个人空间，人员流动性太大不安全之类的问题，这些我都觉得还OK能接受。
我很享受在青旅大家住一起的感觉，都是萍水相逢，分享些有趣的故事。消遣的趣事有很多，热闹，不孤单。
所以我刚到北京找的也是青旅。
在北京的第一家青旅住得不错，但没住多久，因为一个女孩的姑姑找不到她，担心她在青旅出事，就报警了，然后这家没有资质的青旅就被查封了。我只好继续找，第二家青旅居住条件也不错，但是男老板给我的信息总让我觉得不太对头，想想我还是搬了。
那段时间对丰台区的黑青旅查得比较严，公司附近已经找不到类似的青旅。我去看了自如蛋壳的房子，最后从链家中介那里租了四居室中的一间，实际是房东私自改造的隔断间。
以前在青旅大家嘻嘻哈哈的，突然搬到隔断间，我感到隔绝，好像每个人社交边界的墙都很高，我不知道怎么去打破它。
频繁搬家的同时，工作上的困惑也多了起来。
以前我对工作的理解是大家在一起努力做事就好了呀，完全不知道工作中还有那么多节外生枝的事情要处理。同事形容我“一张没有受过挫折的脸”，我之前一直挺顺利的，不太懂人情世故。两名上司搞办公室政治，我们这批新人成了他俩明争暗斗的炮灰。
毕业一年多，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我才算真正踏入所谓职场吧，才明白职场人际中有那么多小玄机。
我后来才知道，HR和我谈薪时没有给到我本应该有的价格。我知道“压价”是HR的工作之一，开一个平均薪资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用力再往下压一点?欺负我是新人没什么职场经验不会讨价还价吗？这点让我不舒服。一上来还没工作，别人就想着怎么剥削你了，给我这样一种感觉。
上司拉帮结派，如果你不是他们阵营里的人，工作上就会遇到刁难。“都四十岁的人了，至于这么幼稚嘛？”我一边不齿，一边为自己的处境头疼。我不太喜欢跟别人发生冲突，完全适应不了那种步步为营的工作氛围，和同事对接工作，要用battle的心态去争取利益，我有阵子特别难受。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就想跳槽，很快入职了新工作，是一家国企旗下的新成立的文化传媒公司。选国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轻松一点，前一家公司每天磨到晚上十点太辛苦了，国企五点半下班，听上去不错。
进去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国企都有国企病，办事走流程都要走上接近半个月。百足之虫的感觉。
这家文化公司成立不久，摊子倒铺得很大，音乐部、新闻部，社交部……甚至音乐部还雄心壮志建好了录音棚，但项目都没什么进度。
在国企做事就是很难推进。在其中工作，像给小孩子辅导功课，你大力推进，别人一戳一蹦跶。
它也知道它的风气懈怠，所以反而倡导加班。五点的下班时间，但是顶头上司常会通知六点开会，稍微磨蹭磨蹭就七点了。
上司要六点开会，无非是为了显示他所带领的团队多奋力。“有这工夫不如抓抓项目进度，何必做这样的的面子工程？”我在心里直翻白眼。
我想好好做事做作品，不想把精力用来讨好上司和同事。我们开工一个多月，像样的视频产出都没有。我写了很多脚本，到头来都是无用功，没有发布。
每天这样无意义地内耗着，我看不见这份工作的价值，再一次想逃走。
我来了北京快半年，完全没融入它。对两点一线以外的北京地理茫然无措，异乡感强烈。也没时间去探索它，高强度的工作侵占了我的周末。
我在武汉长江边长大，真的很喜欢那种水边的感觉。北京给我的感觉就是灰头土脸的，我自己也活得灰头土脸。每当飘杨柳絮或刮大风的时候，我就想哭，觉得人在北京好渺小。
因为工作一直不顺利，对这座城市也体验不佳，我在考虑是不是该离开北京换一座城市。这时候，在武汉工作的男友打算来北京。他说是为了我才来的北京。
我从隔断间搬出去和男友住，感到一丝轻松，毕竟离开了特别事儿的房东大妈。
本来，男友是我还愿意继续留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念想。我以为他的到来能帮我脱离那种孤苦无依的状态。我以为我们能互相扶持。
谁能想到呢，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物理距离消弭了，心理距离却还越拉越大。
两人的工作节奏完全不同，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到了后来，他点外卖时不再问我想吃什么，“问了也白问，反正时间也对不上。”他说。
鲜少两人能相处的时间里，他闷在房间里玩游戏不理我。我们变得越来越难沟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反而更添堵。
我不知道是我感情方面的困惑投射到了工作中，还是我不自主地把工作的低落的负能量带回了家中。我两边都处理不好。
我开始求助心理医生，但是我没有跟男友讲，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出去，两人不太交流。
我每次都告诉我的心理医生说“我可以，我会尽力过得更好”。但最后一次心理咨询我却故意迟到，哭得一塌糊涂。我很失望，我要的不是倾诉而已，事情并没有因此有任何改变啊。
这种哭诉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反而很消耗。
整个冬天我和男友都在长期的冷暴力里相处，关系还在继续往更糟糕的方向滑去。两人都不知怎么主动说放弃，直到我生日那天……
上一个生日，我在广州，他特地从武汉赶来广州陪我过。这一个生日，会是破冰的契机吗？说实话，我有一些期待。
我的生日很好记，元旦。跨年夜后就是我的生日。应该不必特地提醒他吧？跨年夜当晚，我独自在家等他回来，他彻夜未归，也没有给我发任何信息解释。
我夜里11点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没回来，他说和同事一起跨年。我说，那我呢。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然后过了一会，他挂断电话。第二天他反而怪我一直没挂，让他失了面子。
不过一年时光，前后对比，爱死掉的过程真残忍，如果能算爱的话。
第二天早上，他冲我吼：“你把被子都卷走，我怎么睡啊！”
哗——被子被他全拉走了。我被惊醒，起床气和委屈一并发作，质问他“昨晚去哪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知不知道！”
两人都有些借题发挥发泄各自的不满，越吵越激烈。他扬起手，手落下来，“嗡”的一下，我头脑空白了。那一秒，整个世界都是“嗡——”那一声的回音。我定了定神，才反应过来，他打我？
我第一反应是愤怒，我要还手！立刻扑上去抓打他，打偏了，落在他脖子上。他随即用大手捏住我的喉咙，瞪着我，仿佛在告诉我他随时可以用力。那一刻他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我惊惧不已。我开始放声哭，他松开我，三下并作两下收拾好行李，像是早为离开做好了准备。
他打了一通电话，以非常决绝的姿态出门了——原来他在北京有一通电话就能上门打扰的朋友，而我却无处可去。他在北京不只有我，而他却是我留在北京的原因。
我的24岁生日这天，“北京生活的最后一个念想”幻灭了，终于停止互相拖累对方的漫长拉锯。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不可以更惨下去了，我想要试着在北京好好生活。”
没想到，生活不会因为你痛下决心，就对你网开一面。生活接下来给我比男友那一记更猛的拳头。
对城市不适应，和新工作磨合不好，和男友彻底决裂……这些事情不是轮番发生的，而是同时。
我对老天说，你让我喘口气好吗？你还能让我更惨一点吗？老天说，还能。
我才进去一个多月，上面就说要裁人，我们部门必须裁一个。剪辑岗位除了我还有另一个男生，我和上司有些不对付，那名男生和他关系好一些。我当时就想，十有八九裁我了。
什么鬼公司？反正也不想干了，走就走吧。
我当时还没过试用期，所以是以试用期不合格的名义辞退我的，没拿到裁员赔偿。北京消费高，我迫于经济压力，匆匆选择了下一份工作。
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现在看来多么荒诞：这家公司承诺试用期也给我全薪，这对即将赤字的我来说是个诱惑。后来我也在想，是不是数次决定都做得太匆忙了？以至于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方向盘。
那种失控又隔绝的感觉很糟糕。男友搬出去后，我的世界清静却孤寂。时间在北方的旷野里被拉得更绵长。站在阳台上向外眺望，冬天的北京满目疮痍，真是一座冰冷的城市，我心想。
我在北京孤立无援，朋友只有刚来时候住青旅时结交的两名女生，我们有一个“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小群，她们总在群里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得多了，像一句轻飘飘的台词。
我不仅一直没有好起来，还在继续往下坠落。她们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了。
换了两次工作，在北京又没什么认识的人，我主要的社交关系就是前同事们。他们会和我说他们的新工作如何如何，问我的新工作怎么样。每次都问工作，仿佛不会聊别的了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个人情绪，我觉得广州的年轻人生活的重心不会完全扑在工作上，有自己的步调。我在北京，总觉得大家的欲望好强，自己的声音好渺小。
前同事的问候对我来说反而是种负担。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需要关心，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这段时间很多消息都是不回复的状态。或者面对安慰就是简单回一下，好的，谢谢。
分手后不久，就是春节，思虑再三，我决定不回武汉过年。妈妈来北京陪我，本来她不想来的，看我情绪状态实在太差不放心，来照顾我。
我们都没想到后来疫情情况会那么严重。一个懒觉睡醒，手机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武汉封城了。
妈妈刚到北京没几天，每天不断刷新闻，反复查症状来排除自己是否是携带者，北京的暖气很足，她老是疑神疑鬼怀疑自己发烧了。
居委会很快上门了，我和妈妈必须得搬走。这座从来不给我暖意的城市，现在还要让我居无定所。
妈妈跟着我在疫情中接连搬了两次家。我甚至不敢探听她心情如何。“如果我选择回武汉，心里会不会好受点？如果妈妈没有因为我来北京，而是在武汉，她会不会好受点？”这个问题我反复想，反复想，没有答案。
我和妈妈在北京，亲人们困在武汉，像困在一座孤岛上。各种信息的涌动，政策一变再变，疫情中的我们脆弱不堪。窄小的次卧，两个人的空间显得局促，情绪格外容易爆发。家里的空气很压抑。
2月1日，我接到HR的电话，通知我，工资结算到1月31日。我被辞退了。“是因为疫情吗？”我追问。“不是。”
当时，工作是我在失恋后唯一的想要争取的。我现在仍觉得愤怒与失望，就算平时奋力工作，在危机来临时依旧是颗被投掷的棋子。
辞退的结果我接受，为什么上司任何解释都没给我，也没有表示出丝毫歉意，就让HR直接电话通知打发了我？
我们母女俩那阵子崩溃一阵坚强一阵，依我妈当时的状况，不适合告诉她我失业的消息，我一边憋着，一边还要安抚我妈的情绪，心态爆炸。
我和家里的沟通方式一贯这样，宁可憋着。爸妈很不满意我这点，恋爱了半年才知会他们，失恋了过了很久才告诉家里，换城市换工作也都是先斩后奏。一来我觉得尚不确定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家里，二来已成事实的事情告诉家里也不能解决，所以我总是什么都不说。
我想应该有人和我情况相似吧：在外面生活的辛苦无法和爸妈说，说了他们反而要说，都是因为你不肯听我们的安排，自己要选了这么条路走，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我希望家是港湾，能给予我支持和理解，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爸妈不信任我会过得更好，我很生气这种不信任，他们会认为是你自己选择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为什么去做？为什么不选择更轻松的选项？他们这种态度给我造成了额外的压力。
在北京受了委屈，无处倾诉，硬犟着和父母也不肯说，有时还要故作轻松，以免父母唠叨，在辛苦之外又多了一重辛苦。
我本来想着在外面混得再差，再不济可以回到家乡工作，疫情发生后，这条后路垮塌了。
信誓旦旦要和你在一起的人会不爱你，你愿意为之奉献的工作剥削你舍弃你，你视之为大后方的家乡也会变得不安全……所有安全的选项都会变得不安全，我不知道有什么是我可以把握得住的。
武汉解禁后，妈妈回去了。我自己在北京，昼夜颠倒，一天只吃一顿糊弄过去，睁眼到天亮才能睡着。
大家生活都在渐渐步入正轨，为什么我还没有好起来。我已经停滞很久，好像失去了原先那种立刻动身去一座城市，立刻换下一份工作的转速，沦陷在持续的丧之中。
今年形势难，工作不好找，我不打算因此降低对工作的要求。相反，我想我应该更审慎一些，而不是像之前一样，认为工作只要只是我去到另一个城市的跳板，只要过得去就行，然后在匆忙选择的工作中越来越被动。
但是今年确实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如果实在不顺利的话，我想去First影展当志愿者。
来北京的时候，我有点私心想来找机会做电影。应该有很多人也是为了电影梦奔赴北京的吧。在北京一年，我离电影越来越远了，工作的时候身边也有几位导演科班出身的前辈，却窝在那么小一个公司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工作，不可思议。
在离开前，我想看看那些坚持做电影的人是怎么样的状态。
苏辛的故事密密匝匝，接近三小时的谈话也只够说个轮廓大概。看似是非常个人的曲折故事，毕竟少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倒霉事高密度占全。
但她的描述中却有着当下青年普适性的共同困惑：
是年轻人应该提高对职场的耐受力，还是职场没为年轻人提供良性的工作氛围？
是年轻人没做好成为社会人的准备，还是大人的世界必须要接受职场那一套规则，哪怕不合理？
想要更单纯的工作环境，是“我”恰好没碰上，还是根本不存在？
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是个人节奏问题，还是时代速度就是这样了？
中国家庭，代际之间能不能平等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