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峰丨冯从吾与关学复振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在书写关学源流时指出：“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吕柟）接武，至先生（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二曲这一指陈就将冯从吾在关学建构和复振中的“集大成”地位显豁出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冯从吾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关学在晚明的生成、更新与复振，这是我们当下推动传统关学“两创”所必须梳理、反思和龟鉴的。
建构关学谱系
在晚明地域学术抬头的契机下，冯从吾自觉融进这一学术思潮中，系统梳理自张载以来的关中儒学传统，全力编纂关中理学史，终成《关学编》。是书作为第一部勾勒关中理学史的专著，其典范意义首先在于系统建构出清晰的关学传衍脉络，使原本零散、无序的关学转变为统一、有序的关学，成为具有形、实兼备的地域学术传统学派。其次是规范“关学”的内容和边界。“关学”之名虽最早由南宋吕本中提出，但并未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也未引起广泛的使用。而直到冯从吾，才将何谓“关学”明确化和清晰化。他说：“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也就是说，从地域来讲，关学指的是“关中地区”的学术。从内容来讲，关学指的是“关中理学”。这就从地域和内容两方面将“关学”的内涵与外延予以限定，使以往较为笼统的“关学”概念明朗化，规范和主导着此后学界对“关学”的理解和把握。冯从吾的这种提揭之功受到李维桢的高赞：“关学明，而濂洛以下紫阳之学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子之学亦明矣。”再者是开风气之先，为后学续编关中理学史提供蓝本。冯从吾之后，续编关学史者代不乏人，先后有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在冯氏的基础上，依照冯氏所开创的事迹、思想、著作和按语的编写体例，相继作《关学续编》，扩展和增容关学史，尤其是民国张骥作《关学宗传》，使关学史趋于丰富和完善，建构起一套完整和系统的关学谱系，强化地域认同，彰显关学道统。
△张载像 资料图片
拔擢张载地位
自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以来，张载一直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视域内而未能赋予其独特的地位，尤其是在南宋、金、元时期，张载之学更是暗而不彰，即使到明初关中诸儒那里，张载依然很少被提及。虽然到中期吕柟那里，开始更多地提及张载，但“并没有明确把张载与宋元以降关中地区的理学传统作紧密的联系”（吕妙芬）。这一现象直到冯从吾才得以改观。一方面，冯从吾标举张载，强化张载与关中理学的关联。他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又说：“关中理学，推重横渠。”寥寥数语就将张载在关学乃至理学建构中的首出地位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冯从吾力促张载后裔回归故里。我们知道，北宋之后，关中战乱频仍，张载后裔四处迁移，至晚明张载故里已无后裔存在，宗师后人的“不在场”对晚明关学的复振是极为不利的。有鉴于此，冯从吾开始遍查史志，终于在河北滦州志中发现张载后裔的存在，立即移书官府，不无兴奋地指出：“知横渠先生后裔在滦，大为吾道一快。”请求官府协助将张载后裔中挺拔之秀者移居张载故里，以接续和传承宗师香火，尤其是作为精神符号影响士林，此议获得官方支持，并很快得以实施。通过上述举措，冯从吾将张载从程朱学派的一分子拔擢至地域学术的领袖，重塑张载的学术地位。
推阐关中理学
关学如何在中晚明阳明心学风靡之际实现自我更新，以期赓续学脉，是冯从吾所着重考虑的。冯从吾推崇关学但并不以关学自限，他积极吸收与融会阳明心学，实现关学的心学化转向，以与主流学术思潮对话和争鸣。冯从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学问的归属：“圣人之学，心学也”“圣贤学问总只在心上用功”。这显然是心学的论调，昭示出冯从吾对心学的接受和认可，从整体上将晚明关中理学的旨趣与走向引入心学，使关中理学由崇尚外在的格物致知和礼学转向以探讨内在心性为宗旨。不惟如此，晚明更是朱、王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换而言之，回应和解决朱、王之争是这一时期学人所必须面对的，冯从吾自不外于这一思潮，他独证独创，自成一家之言，开创出以关学的躬行礼教、笃实践履来解决全国性议题的“关学模式”。通过层层努力，冯从吾确立了关中理学的发展基调，使得关学成为晚明地域意识抬头思潮之中极为卓越和典范的学派。
培育关学后人
学派传承和发扬关键一环在于体道、传道者的培养。明代关中籍阁臣马自强曾指出：“关中成、弘间人才济济称盛。自嘉靖来渐衰，至于今日，则寥落而孤弱极矣。”这种传道者的断层直接影响关学的延续和壮大。冯从吾以振兴关学自任，着力解决这一肯綮问题。他首先创建关中书院，以“明学术，醒人心”为目的，订立学规，不仅亲身督教，亦延聘当世名师，一时从学者络绎不绝，“四方从学至五千余人”，培养诸如周传诵、党还醇、白希彩等大批关中名士，使得关中书院成为是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并持续影响到清代，后来的关中大儒李二曲、孙景烈、路德、柏景伟、刘古愚等皆在此地授课讲学，为关学的延续和传承奠定基础。建设书院只是从硬件上完成培养传道者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传道者。冯从吾力主通过“讲学”来培养传道之士，他说：“讲学之名不可骛，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兴行久矣，为今之计更无别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学者望而趋之，期而至之。”这就将“讲学”治世救人的功能提揭出来。当然，“讲学”只是一种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内容的设定，冯从吾说：“讲学以孝弟仁义为宗”“讲学即讲德”。也就是将讲学的内容限定在道德伦理上，以期通过提升学者的心性涵养，来培育道德之士作为传道者。可见，冯从吾依然走的是道德育人、道德救世的传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