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岭读书的故事
石岭读书的故事
——知青杂记之七
这是我的这个谈论岳西白帽石岭知青生活的杂记修订稿第七集，前面写了石岭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还有一个在我的知青生涯中很重要的事情该写却还没写，那就是读书。
说起来，我也曾经在一些知青怀旧的诗词中写到过读书。比如我在10年前纪念知青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也晒它几首知青诗》的文章中晒了好几首1973年写的五言古风，在其中一首的后半段我写到：
“……
阶前苔藓生，堂内土石平。
檐下蛛织网，梁间燕飞鸣。
床边油灯弱，伴读到天明。
少年有远志，来日勿须惊。”
这里就比较粗略地描述了五十年前我们到岳西石岭插队时晚上在小祠堂的厢房里点灯读书的情形。
前几年我还就自己画的一幅水彩画《山乡》题过一阕忆秦娥词，也是说的此事。具体如下：
水彩画《山乡》，白帽镇附近某处山乡景色写生，作于2012年。
忆秦娥
《题水彩画“山乡”》
少年苦，山乡寂寞耕田亩。
耕田亩，日劳筋骨，夜读寒庑。
人生不怕多歧路，沧桑历尽知今古。
知今古，愧难达义，受天之祜。
注：庑，音舞，指堂屋周边的房间。《说文》曰：庑，堂下周屋。我当年插队所住的正是堂屋旁的偏房，且四面漏风，冬日有过雪飘入内之景也。是谓寒庑。受天之祜，指蒙受老天的保佑和恩泽。《诗经 · 大雅 · 下武》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平水韵上声七麌。
像这种描述我们当年在石岭读书的诗我还写了一些。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迄今我还经常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在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组的几位男知青，如范君、王君和孔君，还有我自己，或蜷缩在床上，或趴在一个简陋的大方桌边，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本书在读，还时不时有人提出个问题，有知道的就回答，问者觉得回答得对，就接受，觉得不对，就可能会提出反驳，遇到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引发出脸红脖子粗的辩论。当然，这类争论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与山外不同，在白帽石岭山上，没有谁是绝对理论权威。
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散发出昏暗的、但还能让我们看清书上文字的灯光。当然，我们还得过段时间就将橄榄型的玻璃灯罩子用干毛巾包住轻轻地取下来，再用剪子将烧焦的灯芯拽出来一点剪掉，以让灯光更亮些。
这时，从露出瓦面屋顶的一个敞开式的天窗里忽然飘落了几片雪花，但还没来得及落到我们的身上或桌子上就在空中融化不见了，因为我们围着的大方桌下还有一个用土坯围着的火塘，里面炭火正熊。正在读书的我们都把脚伸在火塘的土坯边烤着，周身都是暖融融的。现在想一想，那时的我们知青组还真有点儿温馨的感觉。那种情景是有点像颜真卿老先生在他的《劝学诗》中说的那样：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那些冬天烤火的木炭都是前几个月我们烧锅时自己制作并一根一根积累下来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即我们每次烧饭在熏蒸锅巴饭环节时，将比较粗大的烧红透了且已不冒烟的栎柴或松柴用火钳从灶膛里取出，放入灶口附近墙边一个小口坛子里，然后用一块厚木板闷住坛口，隔绝氧气，烧红的木头冷却下来也就变成木炭了。这些木炭后取出，被放到堂屋墙角的一个筐里。我们的经验是，制作木炭最好的还是栎树枝条，包括毛栗子树、野山楂树和映山红树等灌木。因为用栎树枝条制作的木炭，也叫栎炭，其炭身硬朗，不易碎裂，观之，炭身有亮荧荧的蓝色反射光，敲之，还会发出金石之音，既好看，也耐烧。
我们那时所读的书主要是知青组各人从家里自带的，也有外借的。下乡插队时我也专门用一个藤条箱从家里带了不少父亲书柜里的藏书，尤其是那些标有《干部必读》字样的马恩列斯著作，印象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也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及《反杜林论》等，甚至还包括了一本厚重的《资本论》第一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有一些，如《国家与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等。当然还有一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记得我带的书中有一本书是前苏联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硬壳的，浅米色封面。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词汇并有较为详尽的解释。还有一些与之相关学科历史名人介绍，很多人还配有一幅单色头像。那时候我很喜欢这本书，没事时经常翻看，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其知识量很大的条目内容，我还喜欢书里面给那些历史人物所配的画像。
有段时间没事时，我常照着那本书上那些名人头像用铅笔或钢笔在画纸上放大了画。记得我画过的名人，除了马、恩、列、斯外，还有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黑格尔、康德和尼采等。每画一张，就给其他人看。观者一般都说好。自己感觉也画得不错。有人看了就想要，我也舍得，便随手赠之。加上后来不停地调动工作和搬家，结果到现在一张也没有留下。
我非常喜欢这本尤金编著的《简明哲学词典》，但因其扉页上有一个难得的签名——“翁可业”。我不知道这本书当年是怎么到了我手里的？但我知道这位“翁可业”——翁老先生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是好友的父亲——安徽省原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位深受安徽人尊敬的老红军。1959-1961年安徽省爆发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翁老先生曾不惧挨整，直言向中央反映了安徽省各地大面积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却因“捅了天”而在文革中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折磨和批斗，甚至牢狱之灾，最后于1981年含恨去世。
后来，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国，又调到安徽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后，还是主动将这本书还给了我的老同学翁庆生，因为那时我才得知翁可业老先生十多年前就已经辞世了。对于我的老友而言，这本扉页有其先父亲笔署名的书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遗物了。
石岭读书时期我们组知青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争论的内容无非是些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但大多是些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命题。比如何谓天人合一？何谓白马非马？何谓唯心论和唯物论？当然，还有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讨论的结果显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可那时我居然还因兴犹未尽而连篇累牍地写信与人讨论这类问题。
当年我还有一个好友，也是合肥一中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叫王海崎。他父亲是出版界老干部。他还有一个舅舅叫何城，生前是中共华南局宣传部秘书长，文革前不幸因病逝世。记得下乡插队前曾读过何城先生著的一个小册子，里面除了有些调查报告，还有一篇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那时我虽然对何谓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似懂非懂，但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于是在石岭读书期间也有目的地阅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而且还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但因感觉自己可能与石岭及其他组别的知青们讲不清，于是我就与当时远在安徽颍上县插队且似乎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的王海崎开始通信以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王海崎后来上调进了合肥化肥厂，1972年夏天不幸因意外去世，年仅22岁。海崎少年老成，思维缜密，对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有很多真知灼见，可惜天不寿之。1973年初我还曾写过一首忆江南词悼念王海崎先生。这阕词具体如下：
忆江南
《悼海崎》
思亡友。泪水似泉流。
往昔英姿达识立，而今为鬼在冥游。
谁解我心忧？
注：这阙词是 1973 年 2 月 9 日我在上海读书放寒假期间去合肥殡仪馆祭奠王海崎时而作。英姿达识，典出宋陆游《贺皇太子受册笺》：“英姿达识，事洞照於几先；强记博闻，言必稽於古训。” 发表时略有修改。平水韵下平十一尤。
说实话，当年好友王海崎的骤然去世给了年轻的我很大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总是想他，就是现在也常想，如果王海崎还活着的话，那该多好？
印象中，那时我给海崎写的信，每封至少有十来页那种打着暗红色线条的信笺纸，上面包括窄窄的修改栏也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每次信封都塞得鼓鼓的，贴个8分邮票还怕白帽邮局因超重而不寄，就经常在信封上主动补上一枚4分的邮票。那时每次寄信都得下山再走上七八里路到白帽邮局，将信封扔进立在门口的那个绿色大邮筒里才算了事。收信则多是大队或生产队村民转交。
不过，现在那些信件一个也找不到了。虽然当年王海崎与我信件往来讨论的具体内容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我与他之间关于按劳分配也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却还依稀记得。
比如，那时马克思说，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摘自《哥达纲领批判》）说实话，那时我们向生产队争取同工同酬，要求男知青每天10分工，女知青，即我妹妹，每天6分工（详见《知青杂记——山乡女人的故事》篇）的理论依据也就在这里。是啊，我们也干了跟村民们一样的农活，可为什么工分待遇却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要争取。
其实，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因为这种理论建立在纯粹的公有制基础上，而这种公有制下的劳动者也必须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才行。但是这可能吗？或者说，这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似乎名义上都有过，但都没有真正实现过。不过，当年的我们对此却都是深信不疑的。
不仅如此，年轻气盛的我们那时还以此为依据去纵论国内的经济形势。其实，我们那时似懂非懂，但估计偌大中国当时也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搞懂了：为何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比较富裕而我们搞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并谨遵这种按劳分配方式理论去实践却不能给农民带去富裕和幸福？还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个生产者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在农民的土地资产所有权被收归公有之后的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又是怎么衡量出来的呢？还有，在农民没有土地产权的情况下，那些不值几个钱的工分又怎么能衡量出农民每天辛苦劳动的劳动量呢？
当然，那时的我们更不知道，作为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我们其实也都是在无偿分享当地农民的原本属于他们、但后来却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资产并因此而相应减少了他们应有的劳动和原本就有的资产所得。
我们今天才知道，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在否定市场经济和个人土地财产权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当年无论怎么去评议社员们的工分，其所得最多也只是他们每天的以体力为主的劳动量，没有将、也不愿意将其土地财产应有的市场价值包括进去。而且，在土地集体所有和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参加集体劳动的所谓人民公社的双集体制度下，不仅原来就属于他们而后却被收走去搞集体化的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在农民的劳动中丝毫未能体现出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即每个个体农民的在体力上或智力上优势的价值在所谓的集体劳动中也丝毫未能体现出来。我们常说的那个效率低下并总是挫伤劳动者积极性的所谓集体劳动“大锅饭”也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这种劳动者的土地资产，即土地财产权被收归公有后根据按劳分配所体现出来的所谓劳动的“平等的权利”就是我们当年推行并试图籍此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的理论依据，而且也就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让我们念念不忘想要彻底消灭的那个大名鼎鼎的“资产阶级权利”（在当时中国则称之为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
实际上，导致前三十年中国农民极度贫穷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但遗憾的是，这种忽略了土地财产权的按劳分配“平等的权利”理论在当时如火如荼般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实践中，却都是一个致命的盲区。结果是农业生产效率极度低下，公社社员缺乏必要的劳动积极性，等等。所有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轰然瓦解。
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分配原则，但这个原则遵循的是商品交换原则，隐藏着不平等的实质，“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当然，按劳分配原则也忽略了资产的营利和分配原则。不仅如此，公有制下的土地资产仍然具有市场属性和市场价值且可供土地资产所有者去按照按份所有的方式进行分配。
而当年人民公社的错误实践却无视这一点，只想追求所谓的更为纯粹的公有制形式，并尽快一步登天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这种乌托邦的产物。这种极左思潮的错误理论和实验不仅完全否定了农民的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甚至还想完全消除马克思一再肯定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必然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
不过，不懂归不懂，或者说，似懂非懂也好，当年我们在石岭的理论学习还是一如既往的。我的那些浅薄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那个时候在石岭的那间小祠堂的厢房里打下的。学然后知不足。石岭读书的好处很多，除了读书本身之外，还让我此后几十年里都养成和保持了一种喜欢读书的习惯。这就是石岭带给我的、可能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收获。有幸的是，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多熟悉我的人的肯定。
比如，一位学长——曾以下放干部身份在岳西待过很多年的艾忍先生五年前在他的《难忘插队大别山之二：余河知青》一文中，在介绍了诸多合肥一中到岳西白帽的插队知青之后这么写道：“少数知青凭藉在白帽刻苦攻读打下基础，日后在人文社科方面脱颖而出，比如史啸虎。”（详见新浪上“艾忍的博客”）能得到艾忍先生的如此肯定，实感高兴。
去年初夏在一个场合我见到了艾忍先生，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七绝说到此事。这首诗具体如下：
七绝
《庐州晚日》
庐州晚日落霞呈，老友相逢感慨生。
席上追思年少事，犹闻石岭读书声。
其实，那时候除了刻苦阅读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之外，我也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我这里就不再一一掉书袋了。反正同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喜欢的那些中外名著，我也零零碎碎地读过一些。但我最喜欢读的还是一些古文书籍。那时候我手头就有《左传》、《战国策》以及《文心雕龙》等。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才十多岁，居然经常没事时坐在那里，像个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手里捧着一本像《左传》这类晦涩难懂的古文历史书一本正经地看下去直到睡着，也实属不易。
我还记得，那时我的手头和床头上还时常放着一本中国文学史（不知为何只有上集，没有中集和下集，也记不得是谁编著的了？），里面详细介绍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诗》等先秦中国诗歌。每到辛苦劳作和疲惫读书之余，我也很喜欢翻看这本收录有很多先秦诗歌的书，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吟哦其中的那些好诗美句以解闷消遣。古人的那些浑然天成、豪放大气、柔美婉约或悲凉凄苦的众多诗句都让我陶醉其中并产生共鸣，因为其中一些很能触动我当时的心扉。
比如《诗经. 采薇》的最后一句就让当时远离家乡身处偏远山区的我印象很深，也经常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此诗描述的那个自然环境，那个诗中主人翁的遭遇，那种饥肠辘辘的样子，多么像当时在偏远山区农村插队的我们自己啊！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底便埋下了古诗的种子：我也要写诗。
历史也确实如此。自那以后我便开始写诗，而且只写古体诗，即不讲究格律的古风类诗歌，五言也多于七言（这可能是受到了那本只收录和分析了不讲平仄的前秦时期中国诗歌，而没有涉及唐宋以后才形成的格律诗词的《中国文学史》上集的影响吧？）。后来写多了，看的诗词也多了，我的诗词风格也逐渐地转向讲究格律的近体诗（词）了。这从我这些年所吟咏的诗词上也可看出来。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用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词吟咏一些事物的人。这几十年来，我曾写过不少诗词，估计总有几百首吧，吟咏知青生活的也有不少。比如近年来出版的诗集《总道人间惆怅》（华文出版社2017年出版）以及《七绝二百首》（华文出版社2020年出版）就分别收录了约240首（阕）诗词和259首近体诗。其中涉及知青生活的至少也有30首。我还在前一本书中还专辟了《岳西行》一章。里面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五言古风以外，还收录了可能是我最早写的一首格律诗。这首诗具体如下：
五绝
《雨意》
窗外雨如浇，内心似火烧。
远山浑不见，何日可逍遥？
注：这首用词虽然直白稚嫩但诗味尚可的五绝作于 1969 年 7 月的石岭，可能也是我写的最早的一首律诗了。记录了那年夏天岳西县连日大暴雨时我作为一个知青的焦灼心境（这场暴雨及其造成的灾害在《人与自然的故事》和《以食为天》等文章中均有描述）。发表时做了修改。平水韵下平二萧。
其实，除了我们石岭知青喜欢读书外，还有很多合肥一中到白帽插队的知青也喜欢读书。艾忍先生的那些博客文章里也描述了不少白帽知青读书以及后来他们考上大学并学有所成、最终成为各行各业精英的情况。我在这里远的不说，就说一下在石岭山下的桥梁大队（后来石岭小山村所在的新建大队与桥梁大队合并成桥梁村了）年畈生产队插队，也在我的前几篇文章中多有介绍的那位刘海彬先生吧。
刘海彬那时年仅16岁，时常从山下的年畈爬到山上的石岭来玩。这种“玩”在当年的白帽，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叫蹭饭。有一次，他来时，我正好在灶间烧饭，刚把漾过沙的水米和菜放到锅里蒸。他来了，看到我在灶间，于是就靠在灶间门框上看我烧锅。
那天，也不知为何我们谈到了古典诗歌。他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在看汉乐府诗。他说他早已看过了，包括其中一些长诗，如《妇病行》和《长歌行》等，还说他正在看唐诗，感觉唐诗开始讲究格律了，读起来抑扬顿挫，比之前的乐府诗也更好听了，云云。
一听之下，我有些惊讶：他小小年纪就读了这么多古诗，而且还知道格律平仄，是真的吗？看我有点不相信的样子，海彬随口就背起了《长歌行》一诗。在背到最后两句，即“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我不仅相信了，也知道了他那时显然也在努力读书。
接着，刘海彬又说出让我更为吃惊的话：今天高兴，那我就再背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吧。《长恨歌》？我那时刚刚从一本借来的诗集上看到过白居易的这首长篇叙事诗，足有五、六十句，八、九百字。他能背出来？谁知他咧嘴一笑，居然就靠着灶间的那个无门扇的门框，朗朗开背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这时，组里面的其他知青听到海彬来了且在灶间背诵唐诗，也都先后挤了进来仔细倾听欣赏。我读过这首长诗，但不熟，估计其他人与我也差不多，但看他目中无人似地在那里很投入地背诵着，逐渐地，大家也被他那种沉浸在那首诗歌中的执着的神情给感染了。这时，锅里的菜饭“噼里啪啦”结锅巴的声音和冒出的菜烂饭锅巴香味也没能转移在场人的注意力。这真是一场独特的灶间诗歌朗诵会。
刘海彬先生少年时代喜欢剃个平头，头发有点发黄，也喜欢力量锻炼，常好跟人扳手腕，力气不小，平时相处给人印象很讲义气，颇为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他一谈诗歌竟然如此胸有识见，记忆力也如此之强，顿与平时模样判若二人，真让人始料未及。
刘海彬在白帽桥梁村的读书也没有白费。与石岭知青组的其他几位饱读诗书的知青一样，刘海彬先生也于十年后考取了安徽大学。考上后选择专业时，他还专门登门告知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学中文好还是历史好？我的建议是中文，因为感觉那个专业似乎离文学近些。那年他在石岭灶间谈论和背诵诗歌的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一直觉得他今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大家。现在看来，当时的我作如是想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
前些年，刘先生在上海浦发银行监事会主席位置上退休后，潜藏心底的那股诗歌文学劲儿开始萌发，诗兴大发，一连撰写和出版了十多部诗词专著，尤擅长调词牌，如水调歌头、满庭芳、沁园春和水龙吟等，俨然一个诗词大家。他曾应电视连续剧《亮剑》原型王近山将军长子王少峰之请填了一阕满江红词，已被镌刻在八宝山王近山陵前的石碑上。他的诗词专著——《南山牧夫词三百首》2017年6月在沪上的首发仪式还曾引起轰动。
可在那个时代，中国正在掀起一个读书无用的狂潮。在这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诡异氛围中，读书无用论几乎浸濡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后来媒体先后报道的“白卷英雄”和“反潮流小将”等无不是这种思潮的牺牲品，虽然当时他们都被宣传成为最具造反精神的人并被树为当时中国年轻人的楷模。这真是中国读书人的悲剧。
我们虽然只上了几年中学，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知识青年。如以当时的革命标准衡量，我们与“工农分子比较起来”可能也属于那些“最没有学问的人”之列。可好在我们当年没有灰心，也没有认可这种说法，在岳西白帽山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同时，更没有放弃读书和学习以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这也为我们各自后来的人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看来，我们在石岭的读书还是有纪念意思的。
自古以来，国人莫不以读书为荣。宋代有一个皇帝（宋真宗赵恒）为了用科举拢住天下人才为其所用，曾写过一首《劝学诗》，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赵恒这诗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劝人读书以考取功名并认为那是当时人生最好的一条宦途。读书才有功名，而有了功名，当了官，也就有了一切。有这么一个十分懂得读书好处、居然还写诗鼓励国人读书的皇帝，也难怪有宋一朝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社会也是最繁荣的朝代。
当然，从现代社会角度去看，读书不一定非要去当官入仕走宦途，也不一定就要或就会发财并如赵诗所言娶到美妻，但读书却是人们接受教育和学习知识、成为一个文明人而不是野蛮人的必经过程。一个鼓励不读书的社会只能是愚昧、落后和倒退的，也是逆世界文明潮流的，更不可能去尊重人的权利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
不过话说回来，石岭读书虽然让我们组的每一个知青都增长了知识，也扩大了人文视野，但由于当年世道的混乱以及我们对当时的国家、自己小家以及自己今后的前途既看不清，也道不明，我们都是迷茫的。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已经被打倒，城里的家也破败得不成样子了，而户口已被迁到这个贫穷偏僻小山村的自己则可能要在这个山头上待上一辈子了。而且，世界这么大，报纸上也天天说国际主义，可我们这么年轻却连哪一个国家也没去过，就被这场猛烈的文革风暴刮到这个闭塞穷困的山旮旯来修地球了。不遗憾吗？对此，我们当然不甘心。然而，不甘心还能怎么样呢？
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我们组的知青常在收工后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跑到视野开阔的山口，懒散地躺在向阳的草地或大石头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眺望山外的世界或天上的云，试图思考今后的人生。然而不幸的是，迷茫始终多于清醒。
我在前几年曾填过一阕如梦令词，就如实地反映出我们当时的那种迷茫和无奈的心情。这阕词具体如下：
石岭村面朝西南方向的山口，摄于2012年秋
如梦令
《山口》
常忆当年山口，躺望天边云走。
立命待何时？今后仅凭双手。
多久，多久？
暮霭渐遮林后。
注：立命，典出《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平水韵上声二十五友。此词填于2012年。
多久，多久？暮霭渐遮林后。真是一阕迷惘得如同梦境一般的小令啊！写到这里，此文也得结束了。我希望《石岭读书》一文能给读者带去一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