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百万的“南宫碑体”，究竟是何面貌？

清光绪十二年，河北南宫重修县学，张裕钊撰书《重修南宫县学碑记》（《南宫碑》）。写此碑时张裕钊已经64岁，但笔势仍劲健老辣，娴熟地体现了他独特的书艺。从碑文当中，大家不但能够体会出镌刻精美的艺术感，同样也能领略到张裕钊端庄肃穆的书体，至今仍然是很多书法家临摹的古碑之一。

张裕钊 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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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南宫中学院藏

张裕钊一生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帝，四朝皆是碑学兴盛时期，张裕钊用法有楷、行、草书多种面貌，但每一种面貌都因取法北碑的元素而自成风格，化北碑为己用，“南宫碑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诞生。

南宫碑旨在建议终止腐朽的“八股文”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措。因为生活在晚清这一特定的时期，张裕钊始终心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为了使祖国更加富强，张裕钊便在这段晚年时期提出废除八股文的设想，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不过留下的此碑文笔感人，催人奋进，也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因为文字双美的缘故，《南宫碑》堪称是艺术界的一件珍品。

张裕钊 重修南宫县学记碑拓

局部

书法作品要想传世远行，独特的个人艺术特色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张裕钊创造了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法，劲拔雄奇、气骨兼备。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突出的方法。

张裕钊能写善写，但是基本没有书论传世，仅在其诗文稿中发现了几处宝贵的对于笔法的自述。“明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入墨涩，发锋远，收峰急，指腕相应，五指齐力。”“明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峰密，藏锋深，出锋烈。”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可视之为张裕钊在长期书法实践过程中的结晶。

张裕钊 滕王阁碑

局部

从上述记载看来，张裕钊书写的运笔并不复杂，很是自然流畅。两次重复提到“明指得力，指能转笔”，即无名指用力和转笔，便于笔力贯穿笔画始终，从而笔画的运行始终保持中锋轨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会在书写时刻意地放慢速度。

张裕钊 充国颂

局部

张裕钊书写时几乎笔笔中锋，且笔划外方内圆，这种特征也可以理解为是其对碑帖融合的运用。张裕钊书体特色虽被冠以“碑体”，但其书学初期是帖学出身，后在适应碑学大潮中求变，借鉴北碑，汲取篆隶，至晚年碑帖并重。因此“南宫碑体”的笔法既不纯粹于当时书坛碑学的粗野凌厉、古拙笨重之风，也根除了帖学浮华靡弱的媚俗之风，从相互矛盾的两种书风中，融会贯通，另辟蹊径。

张裕钊 致二兄尺牍

藏地不详

张裕钊独特的南宫碑体面貌，除笔法的与众不同，在墨法上张裕钊也给予了很多关注。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他大胆地通过淡墨和涨墨寻求变化，营造情趣。不同用途的作品，还会采用不同的墨色表达，正式作品浓墨重彩，饱墨沉光，练习书作则淡墨清雅，任由墨色云散，灵动飘逸。

“张裕钊楷法尽出于碑，而能以温润化之，或肆意涨墨，得‘集碑之大成’的评价。”因此，善用中锋的张裕钊用墨的整体特点是用毛笔来追求刀刻的碑味。饱墨涩行，极少出现飞白，多用浓墨、涨墨，少用枯墨、淡墨，这呼应了其笔法自述中的“入墨涩”和“注墨辣”。

张裕钊 吴徵君墓志铭

局部

截取自《收藏家》1994年04期

由于张裕钊书法高妙，颇受时人青睐。不仅周围的友朋会请写对联、屏条、条幅等，而且也经常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邀请代撰、代写重要的文字。上述的《重修南宫县学记》，就是他受人之邀，撰文并书丹而成的经典之作。在此之前，他还应曾国藩之邀撰写并书丹《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应吴汝纶之请为其父吴徽君撰《吴徵君墓志铭》，应李鸿章之邀撰《蒯公神道碑》并书丹等等。

张裕钊去世后，由于中国社会不断经历战乱，动荡不安，他的书法也短暂地陷入沉寂。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研究张裕钊书法的学者带着他们的成果组团来中国访问时，张裕钊书法才重新获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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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 书法长卷

藏地不详

张裕钊虽未去过日本，但日本书坛一直有他的传说，他的书法在日本已然成为一大宗派。当年张裕钊去世后，其弟子宫岛咏士回日本时带走了大量张裕钊的书法作品，同时宫岛还在日本著书立说，设帐授徒，以善邻书院为中心，逐渐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张体书法流派，成为继吴昌硕、赵之谦、杨守敬之后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书法家。

张裕钊的书法吸引了古往今来百万粉丝，搁今天，那就是妥妥的书法大v。之所以能有如此名气，主要还是由于他在那个时代走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风格。其书法面貌明显地熔铸了篆隶魏碑，而风神韵味却又有晋唐人的飘逸韵致，在此之前，书坛上还从来未有过如此创新的书体。因张裕钊而引发的书法热，一百多年来绵延不断，引发无数书法人仰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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