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杨绛——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她已飞过

杨绛

叶嘉莹的幼女言慧曾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跟诗词谈恋爱。

有学生问过嘉莹:中国古代这么多诗人词人,你觉得有哪一个你愿意跟他交朋友,跟他一起生活呢?

嘉莹想了半天,答案是辛稼轩。

她解释——

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的诗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边,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嘉莹反问一句:你呢?

学生想了想,我也喜欢稼轩。

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看到此,我随口问先生:重回民国,那么多的才女美女,林徽因、冰心、杨绛、陆小曼、凌叔华……,你会选择谁做妻子?

先生想了想,说:我选择杨绛。

出乎意料。

为什么不是林徽因呢?她又有才,又好看!

追问着。

先生解释:林徽因太刚直了,杨绛能屈能伸,坚韧有余,适合生存。

原来如此。

如果说,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多阳春白雪;而杨绛则是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多了一些人间烟火。

嗯,如若是我,也选择杨绛。

钱锺书写《围城》,是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钱杨一家的生活还未好转,《围城》还未写完。

锱铢积累,《围城》足足写了两年。

杨绛道——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大概那段日子,是钱杨两人一生中经济最困顿的。

杨绛为了省俭,兼做灶下婢——

用洋油炉,也只为省俭。晚饭是稠稠的白米粥,煮好了焐在“暖窝”里——“暖窝”是自制的,一只破网篮垫上破棉絮,着了火很经烧呢。煤炉就能早早熄灭,可以省煤。放上水壶,还能利用余热赚些温水。贫家生活,处处费打算,灶下婢这等俭啬,不知能获得几分同情。凉菜只需凉拌,中午吃剩的菜,就在洋油炉上再煮煮,很省事。

难怪,杨绛爸爸看到嫁出的女儿辛苦劳累,心疼地赞叹一声“真勇”!

1949年夏,杨绛夫妇得到聘请,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执教。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

一次大会,杨绛遭受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孩,突如其来的控诉。

咬牙切齿、指名道姓,无比愤恨——

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杨绛坐在座位上,对着无中生有的行径,无言以辩。

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杨绛情何以堪。

回到家中,杨绛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中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当时,丈夫锺书奉调进城,参加翻译毛选,女儿钱瑗就读贝满女中,住校,家中只有一个女佣,早已熟睡。

第二天,杨绛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

试看人生百态,体味异样风景。

有人见了,及早躲开,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她招呼,说话,还有人和她说笑了好一会。

一星期后,人群中,又见一个老朋友,老远的躲开了。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有说有讲,并肩走了好一段路。

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此次控诉大会,杨绛“榜上有名“。

此时的她,只能释然——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多年后,杨绛写道——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了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斗争,总深幸这场控拆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生活的智慧,总与人生的磨难成正比。

1952年院系调整,杨绛夫妇调任文学研究所(简称学部),担任外文组研究员。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中,杨绛“被纠出来”,专职打扫单位女厕所。

在学部,杨绛是工资最高的女性;

此时的她,从高处跌落,与污秽之所相连。

也许这样,才能让革命小将心理平衡。

既来之,则安之。

杨绛置备工具,十天不到,把斑剥陆离的瓷坑、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拭得焕然一新。

有人说,杨绛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6年8月27日的晚上,在居住的宿舍大院,杨绛陪斗,被剃成了“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

此时的杨绛,年过半百,也受到阴阳头的待遇。

想不到的想不到。

怎么办?

明天还要上班。

兵来将挡,水来土埋。

后来,杨绛找出女儿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费了一夜工夫,做了一顶假发。

权宜之计。

早上在办公室,杨绛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

晚上陪斗,又被剃成“阴阳头”。

那一天,真是难忘。

1974年5月22日,难与强邻相处,杨绛夫妇迁入学部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

于是,用破木箱,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

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

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

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

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杨绛工作用的。

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当上下水道。

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

暖气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

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办公室不大,兼借吃喝拉撒睡。

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

这年冬天,杨绛夫妇,还差点儿给煤气熏死,因为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

杨绛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

亏得锺书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杨绛醒了过来。

不然的话,夫妻二人,就双双中毒死了。

沦陷区生活、控诉大会、打扫女厕、剃鬼头、煤气中毒……,困顿时光中的坚守、厚积、沉淀、成长、蜕变,杨绛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在她不枝不蔓的笔下,无歇斯底理的愤怒,也无痛哭流涕的哀伤,只在平静谦和中,将胸中的块垒转化。

感谢杨绛。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她已飞过。

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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