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杨绛——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她已飞过
杨绛
一
叶嘉莹的幼女言慧曾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跟诗词谈恋爱。
有学生问过嘉莹：中国古代这么多诗人词人，你觉得有哪一个你愿意跟他交朋友，跟他一起生活呢？
嘉莹想了半天，答案是辛稼轩。
她解释——
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的诗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边，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嘉莹反问一句：你呢？
学生想了想，我也喜欢稼轩。
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二
看到此，我随口问先生：重回民国，那么多的才女美女，林徽因、冰心、杨绛、陆小曼、凌叔华……，你会选择谁做妻子？
先生想了想，说：我选择杨绛。
出乎意料。
为什么不是林徽因呢？她又有才，又好看！
追问着。
先生解释：林徽因太刚直了，杨绛能屈能伸，坚韧有余，适合生存。
原来如此。
如果说，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多阳春白雪；而杨绛则是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多了一些人间烟火。
嗯，如若是我，也选择杨绛。
三
钱锺书写《围城》，是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钱杨一家的生活还未好转，《围城》还未写完。
锱铢积累，《围城》足足写了两年。
杨绛道——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大概那段日子，是钱杨两人一生中经济最困顿的。
杨绛为了省俭，兼做灶下婢——
用洋油炉，也只为省俭。晚饭是稠稠的白米粥，煮好了焐在“暖窝”里——“暖窝”是自制的，一只破网篮垫上破棉絮，着了火很经烧呢。煤炉就能早早熄灭，可以省煤。放上水壶，还能利用余热赚些温水。贫家生活，处处费打算，灶下婢这等俭啬，不知能获得几分同情。凉菜只需凉拌，中午吃剩的菜，就在洋油炉上再煮煮，很省事。
难怪，杨绛爸爸看到嫁出的女儿辛苦劳累，心疼地赞叹一声“真勇”！
四
1949年夏，杨绛夫妇得到聘请，来到北京清华大学执教。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
一次大会，杨绛遭受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孩，突如其来的控诉。
咬牙切齿、指名道姓，无比愤恨——
XXX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XXX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XXX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XXX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杨绛坐在座位上，对着无中生有的行径，无言以辩。
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杨绛情何以堪。
回到家中，杨绛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中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当时，丈夫锺书奉调进城，参加翻译毛选，女儿钱瑗就读贝满女中，住校，家中只有一个女佣，早已熟睡。
第二天，杨绛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
试看人生百态，体味异样风景。
有人见了，及早躲开，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她招呼，说话，还有人和她说笑了好一会。
一星期后，人群中，又见一个老朋友，老远的躲开了。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有说有讲，并肩走了好一段路。
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此次控诉大会，杨绛“榜上有名“。
此时的她，只能释然——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多年后，杨绛写道——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了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斗争，总深幸这场控拆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生活的智慧，总与人生的磨难成正比。
五
1952年院系调整，杨绛夫妇调任文学研究所（简称学部），担任外文组研究员。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中，杨绛“被纠出来”，专职打扫单位女厕所。
在学部，杨绛是工资最高的女性；
此时的她，从高处跌落，与污秽之所相连。
也许这样，才能让革命小将心理平衡。
既来之，则安之。
杨绛置备工具，十天不到，把斑剥陆离的瓷坑、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拭得焕然一新。
有人说，杨绛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6年8月27日的晚上，在居住的宿舍大院，杨绛陪斗，被剃成了“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
此时的杨绛，年过半百，也受到阴阳头的待遇。
想不到的想不到。
怎么办？
明天还要上班。
兵来将挡，水来土埋。
后来，杨绛找出女儿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费了一夜工夫，做了一顶假发。
权宜之计。
早上在办公室，杨绛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
晚上陪斗，又被剃成“阴阳头”。
那一天，真是难忘。
六
1974年5月22日，难与强邻相处，杨绛夫妇迁入学部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
于是，用破木箱，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
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
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
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
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杨绛工作用的。
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当上下水道。
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
暖气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
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办公室不大，兼借吃喝拉撒睡。
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
这年冬天，杨绛夫妇，还差点儿给煤气熏死，因为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
杨绛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
亏得锺书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杨绛醒了过来。
不然的话，夫妻二人，就双双中毒死了。
沦陷区生活、控诉大会、打扫女厕、剃鬼头、煤气中毒……，困顿时光中的坚守、厚积、沉淀、成长、蜕变，杨绛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
在她不枝不蔓的笔下，无歇斯底理的愤怒，也无痛哭流涕的哀伤，只在平静谦和中，将胸中的块垒转化。
感谢杨绛。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她已飞过。
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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