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穿回北平，记得去“敲一杆”｜魏毅·早茶夜读705
705 | 读城记2020
如果真穿回北平，记得去“敲一杆”
38岁，研究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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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边有一本《老北京旅行指南》，是在上海念书时从旧书店买的。记得有一次妈妈来上海玩，那会儿还不流行刷手机，她打算拿本书回宾馆看，环视一圈我那乏味无趣的书架，抽出了这一本。因为这段往事，毕业时没舍得扔，带它来到北京。从上海到北京，无非是换个书架，从没认真阅读，直到这次，因为读书会的缘由，算是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书名“旅行指南”，但它并非狭义的导游册子，编者兼收博采，供人各取所需，无论你来北京是寻访古迹、游山玩水，还是深造求学、寻医问药、喊冤上访，一书在手，万事不愁。旅行的四大要素——吃喝玩乐，编者的攻略可谓面面俱到，作为北平市民日常生活之用，也完全称职。尤为难得的是，编者能从细微之处把握彼时北京的地域特性，例如该书第二卷“食住游览之部”第九章“娱乐场所”之“球社”部分，收录了当时北平若干家著名的台球社，编者以寥寥数语点明其中的“北平特色”：
“近年各球房为营业竞进计，多添女店员，陪同打球。顾客中亦多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故营业发达与否，恒视女侍者之优劣为转移。”
吴友如《海上百艳图》中打台球的上海女性，1910年
台球进入中国，以上海、天津、香港等港口城市为先，北京稍后跟进，却阴差阳错与女性结缘，萌发了中国最早的“台球小妹”。假设一位爱好台球的上海男游客，携马芷庠的《旅行指南》来到北平，我想他一定兴趣观摩一下北平的台球社，上海1930年代的“弹子房”虽也偶有女性身影，大多是摩登女性以顾客身份造访，相比主动提供服务的“台球小妹”，搭讪更有风险。1934年8月12日的《大公报》刊载了一位上海球友撰写的北平游记，他大概是来北平出差，对故都文物并无兴趣，每每收工，就钻进台球间：
“几乎每天都不落空，不管走进哪一家球房，随时总可以看见球客们堆着一付笑脸在和女招待谈笑。那种形势好像球打得着或打不着是第二个问题，逗着女招待聊天才是重要的目的。”
跟马芷庠一样，这位上海球友也属有心人，据他出差期间身体力行的调查，北平的台球间一共十六家，其中只有三家没有聘请“台球小妹”，因此，这三家的营业都稍逊一筹，他点了这三家落后分子的名字——东安市场的会贤球房，西单商场的民生球房和南新华街的新华球房。
民国时的“台球小妹”，邱景梅作
其中的会贤球社，《北平旅行指南》中亦有收录，该球社位于东安市场，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台球室，向以器具精良著称，球具、球台、球杆，包括木地板，都从国外进口。然而，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光有好设备，消费者并不买账。痛定思痛，会贤球社决心向“后浪”学习，聘请“台球小妹”，构建球社职工“男少女多”的良性格局。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球具的损坏和自然磨损，该球社发明了一种男、女分部制度，具体操作为：男部由男服务员招待，供以新及好的球具；女部由女服务员招待，供以旧而坏的球具。前浪就此重振旗鼓，一举奠定了北京台球业的龙头地位。1949年后，“台球小妹”被“解放”，会贤球社惨淡维持经营，于1962年寿终正寝。
“台球小妹”的本职工作，主要是陪打和计分两项，若顾客独自前来，“台球小妹”负责陪打，碰到新手，还兼有教练的职责；若顾客结伴而来，则退守记分台，记录分数。既是陪打，自然学问多多，如同陪领导打乒乓球，何时真打、何时假打，需要拿捏得当，揣摩“上帝”心理，总是为了多得小费，并吸引顾客下次再来。本职工作以外，寄托着很多男性顾客的醉翁之意，打球时的聊天必不可少，对于一般性的搭讪，“台球小妹”不会矜持拒绝，而予以大方回应——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而言，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遇到熟悉的球客，聊天的尺度会更开放一些，可以进行异性朋友式的聊天，但这其中也有禁区，据前述上海球友的经验，如果你经常跟某一位“台球小妹”打球聊天，结成了一种较为稳固的“台球共同体”，那么，某天你去球社，发现这位“台球小妹”正陪其他客人打球，你或许心生醋意，当然，你也可以找其他小妹陪打——但，切记！切记！默默打球，不可聊天！否则，一旦“台球小妹”吃起飞醋，变身“小太妹”，等你下回再来球社，对不起，基本上只能进“男部”打球啦。此外，当时社会上传闻可以带“台球小妹”出去玩，看电影、逛公园之类，基本上是一种污名化的谣言，抑或店家有意散布的促销策略，民国的小报记者是非常厉害的，作为新兴公众人物的“台球小妹”，为自己的职业前途着想，通常不愿意陷入此类花边新闻。当然，若果真你一杆我一杆地萌生爱意，那也只能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如同舒淇和张震《最好的时光》那样。
侯孝贤《最好的时光》剧照，2005年
“台球小妹”为何会在民国时期的北平盛行？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首都南迁引发经济萧条，逼迫商家创新促销手段；第二、作为一座充斥青年学子和务工者的移民城市，北平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尤其南迁后，男女性别比高居全国之冠；第三、新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北平年轻女性勇敢走出家门，寻求经济独立；第四、台球运动本身即蕴含性的意味（最末一点，发明台球的英国绅士必然大呼反对，认为是被中国人玩坏了）。
那么，“台球小妹”是否应该被“解放”呢？这个问题伴随着“台球小妹”的出现，就被北平市民乃至天津、上海的报纸媒体频繁讨论。尤其在标榜“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兴起后，北平市政府曾以有伤风化为名，短暂禁止了包括“台球小妹”在内各行各业的“女招待”；“正人君子”也乘火打劫，秉持“劝妓女从良”的一贯爱好，鼓励“台球小妹”自珍自爱，远离变相的色情业。值得注意的是，“台球小妹”自身以及北平的妇女团体，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污名化女性从业人员，认为这是打着“解放妇女”旗号的另一种男权主义，最终迫使政府的禁令流产。
写到最后，想起几年前，弟弟带着女友来北京毕业游，我的建议自然是故宫、景山、后海等打卡地，而弟弟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团购了一张我家附近某台球厅的门券，打算跟我在北京“敲一杆”，被我动用“大哥专权”一票否决——“你就三天假期，台球哪里不能打……”如果我早点看马芷庠的《北平旅行指南》，也许那时的我会更宽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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