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海长大的澳洲犹太人讲那过去的事情（下）
撰文：Elizabeth Winkelman
翻译：那娜
这部分里，我们采访了四位定居于澳大利亚的犹太后裔，他们每一个都曾在上海生活。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在二战中迫于欧洲日益严重的反犹情绪，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泊远东。而当时的上海，为在世界上备受敌视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正如查姆· 魏兹曼（Chaim Weizmann）说的：“世界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犹太人不能生存的地方和犹太人不得进入的地方。”这些都反映出犹太难民因宗教歧视和战争而四分五裂的生活。在这里，我着眼于身份认同、关于上海的回忆和最后定居澳大利亚。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能采访到这些人，聆听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的各个阶段，背井离乡，克服障碍，寻找新生活的移民故事，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每一个都引人入胜。战争、种族歧视、还有文化差异导致不幸；正常生活被完全打乱。
山姆· 莫辛斯基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他后来搬到了墨尔本，作为财务主管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山姆根据他的经验写成了《再见，上海》这本书，后被拍成电影短片。诺埃米· 达利卡斯的家人从纳粹德国逃出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她。诺艾米在上海度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六年半。彼得· 普尔弗的父母在“水晶之夜”两周后也逃到了上海，后来，他们坐船来澳洲的途中滞留香港，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里住了六个月。大卫· 金斯伯格的父母来自海参崴，也是在上海生下了他。定居澳大利亚之前，他先去以色列住过一段时间。
诺埃米（右）90年代回上海 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是诺埃米· 达利卡斯。我出生在上海。我在那里生活了六年多。我父母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更长。我只上了半年学。我们搬过一次家。我们原本住在法租界，后来所有人都被赶到了称为“Ghetto”的划定的犹太隔离区。 彼得：除非有通行证，不然不能离开。 诺埃米：你需要一个通行证。你可以出去。那里不像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如果你企图离开就会被枪毙。因为我父亲的生意在外滩，所以他每天去经营生意的时候，都不得不排队凭通行证出入。所以我过的其实不错。父母给我和小四岁的妹妹（现在住在耶路撒冷）每人雇了一个欧洲育儿女佣。我们还有一个欧洲来的洗衣工。我猜我父母去上海的时候一定很有钱。父亲当时的生意也很兴旺。就我知道的来说，他在街上从别人手里买即将抵岸的船上的提货单，其实就是赌博——赌船会不会到，赌船上会不会有货。不过我父亲成功了，我觉得那就是他的营生方式。我们住的相当舒适。我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一个阳台。我的父母住主屋，我、姐姐和祖母则睡在隔间，这也是我们吃饭的房间。一个角落用窗帘围起来，就是厨房。我的祖母用普里默斯炉烧饭。祖母还会在这条窗帘上演木偶戏，这就是我们的娱乐方式，这条街道住的所有孩子都会来，坐在地板上，看木偶表演。 你会说上海话吗？ 不，我说德语。我在上海也讲德语。我们家唯一学会上海话的人是我叔叔，他在一家洗衣房工作。我的母亲有两个兄弟。一个来到这里（澳大利亚），另一个去了美国。 离开法租界后，你们去了哪里？ 去了香港的舟山路。它的一头是公园，是我们玩耍的地方，另一头是华德路，那里是监狱。我们曾经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去那里。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空袭警报响时去那里避难，因为监狱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牢房。我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那里很挤。我一点也不担心，但是你知道，当时气氛紧张。人们不知道再次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房子是否还在。 你们一家人为什么来澳大利亚呢？ 我父亲从1935 年12 月就作为政治犯被关进达豪集中营，那时他刚结婚一周，一直到1939 年1 月。释放的条件是必须在24 小时内离开德国。不过反正妈妈都收拾好了，他们两天内就走了，坐火车到热那亚，然后登上了SS Victoria 号; 那里是唯一开放的港口。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上海，要么回去等死。 有什么从“故国”带来的记录来澳故事的东西吗？ 有一些床上用品和很多小东西，但我们已经仍了。从德国带走的东西我都还留着。我有陶器，考究的餐具，然后他们在中国时买了一些雕刻精美的手工樟木盒子。我还有一些瓷器和象牙。 你童年回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来墨尔本后）一开始，我和妹妹去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因为那里离家近。我们住在阿克兰街，如果要去公立学校，我们将不得不穿越菲茨罗伊街。阿克兰街的住处是我们的第一个家，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有一个舅舅——母亲的堂兄。他从德国逃往澳洲，我们能来澳大利亚多亏了他主持，是他给我们弄到的签证。他在一份红十字会名单上看到我们的名字，然后担保我们来澳大利亚。我们住在阿克兰大街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我们隔壁住了三个大人，两个小孩，以及我祖母。舅舅则住在罗博街和阿克兰大街拐角处一栋美丽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里。因为我们家实在装不下他，所以他就只能“流落”在外了。 你接受过犹太教育吗？ 我每个周末都去圣殿上主日学校，直到12 岁懂事那年，我说：“这是愚蠢的。在这里你们灌输我一种说法，在学校他们又向我灌输另一种说法，你们都在试图做同一件事，但这其实根本没必要。” 对犹太社区的归属感对你的家庭来说重要吗？ 对我的家庭来说，是的。然后我去了Habonim 。但它不是宗教学校，是世俗的，不过或多或少，它后来也变得政治化。 你最怀念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哪一部分？ 我和以前的女同学们仍然有联系。她们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柏林，还有一个在以色列。即使在这里，犹太社区也很有凝聚力。现在大家都老了。我们曾经在上海团聚，举行过三四十人的聚餐。珍妮特·亚伯拉罕也是在上海出生的。她在圣基尔达路有一间餐厅，我们都习惯去那里。 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你有何影响？ 我不知道，因为作为一个孩子，你真的只是接受现有的条件。你不会去想象有什么不同。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有育儿女佣带我们去公园玩，得到应有的照顾。因为我的祖母负责做饭，爸爸有工作，我的母亲很清闲。于是，她喜欢社交。一对夫妇从那个时候起就是我们家的朋友，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 你曾回上海故地重游吗？ 我们回去过三次。曾经有一段时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中有10 个被邀请回去。 重回你成长的房子有什么感受？ 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就是我们离开时接手房子的人。他们还保留着当年的那套家具，就跟我们还住在那里时一样。事实上，他们非常热情，他们甚至问我们是否想要带走任何纪念品。他们现在有家人在美国学习，显然他们过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