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黄克武教授访谈1:思想史、概念史与翻译史研究的结合(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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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1957年生于台湾台北。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曾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现为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专长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翻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之重构》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多篇。

访谈时间:2019年8月2日

问:黄老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翻译史研究公众号的采访。首先想请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从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缘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近代思想史研究课题的?

答:我在1975年进入台湾师范大学(台师大)历史系读本科,1979年去中学担任实习教师,1980年毕业,1981到1982年在当兵。1983年的时候,我进入台师大的研究所读硕士,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思想史比较感兴趣。1983年到1985年间,我在台师大读硕士班的时候,开始研究清代的经世思想,那个是我所做的第一个有关思想史的研究,后来写了一本硕士论文。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做思想史的话,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当时选这个题目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台湾的学术界大概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掀起一股研究思想史的潮流。当时有三位老师在台湾大力提倡思想史的研究,一位是余英时,一位是张灏,一位是林毓生,其中张灏老师特别宣扬做经世思想的研究,我大概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从事思想史。

△黄克武教授受访中

问:听您刚才说,您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您从过军,留过学,请问这些阅历对于您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在台湾,每个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我在部队的两年主要在锻炼身体,其他没什么事儿,很多时间其实都在看书。

真正对我的学术研究有影响的,是我在台师大的时候碰到的几位老师,对我影响甚大。从早期的陆宝千先生,到张朋园先生、张玉法先生、李国祁先生、王尔敏先生,我都上过他们的课。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是当时在台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墨子刻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他刚好到台湾来客座,我就上了他的课。墨子刻教授对我从事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也曾非常仔细地帮我修改我在他的课堂上写的一些作业,教我怎么写文章,我觉得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始。后来我又跟他与李国祁教授(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写了一篇有关《皇朝经世文编》的硕士论文,他会和我两个人一起读文本,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因为《皇朝经世文编》是清朝中叶的一个作品,文字不太好读,里面有很多典故,还有很多现在不常用的表达方式。他提醒我注意阅读文本时应考虑到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我跟老师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帮助最大。

△台湾师范大学(图片来源于网络)

问: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几个转折突破点。

答:我最早是做19世纪初期的思想史,就是魏源、贺长麟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然后我就从19世纪初期往下面做。所以我主要是从魏源的经世思想开始,延续到研究梁启超的思想,然后再到研究严复的思想,再研究胡适的思想,直至研究20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等等。所以大致上来说,我就是从19世纪的初期一直往下做到20世纪的初期,大概19世纪到20世纪的100多年间,是我主要的研究范围。你说的转折大概是环绕几个重要人物的思想来看。

问: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思想史课题的研究呢?

答:从硕士论文写《皇朝经世文编》到博士论文写严复,梁启超与严复的思想大概是我研究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觉得严复是跨足思想史跟翻译史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他是一个翻译大家。所以我从严复开始所做的一些研究,对我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从博士论文开始研究严复的自由思想,分析他的《群己权界论》,然后再扩展到他的社会思想,特别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这些。目前我主要在做跟严复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与《天演论》相关的近代的思想转变。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翻译史研究的?关注翻译问题对您的思想史研究有何推动作用?

答:我在1990到1994年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找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就从梁启超开始,后来我写学习报告的时候做了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份研究也成为了我的第一份出版著作,不过那个并没有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梁启超思想跟翻译之间的关联。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才注意梁启超如何透过明治日本的学术资源译介新观念。

真正要说注意到翻译史研究的话,应该是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当时我要处理严复的自由思想,我以他的《群己权界论》为中心,《群己权界论》一方面是一个翻译文本,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翻译的时候,严复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些改动,这个取向使我的研究与翻译史产生关联。我也从严复研究开始注意到翻译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所以像我在博士论文里面就处理了文本对比,例如严复怎么样从一个英文的文本转移到一个中文的文本,本来是John Stuart Mill的 On Liberty,经过严复的翻译,变成了《群己权界论》。

当时我跟我的老师的做法就是,我先研究这两个文本:一个是On Liberty英文本,另外一个是《群己权界论》的中文本,然后我把这两个对照起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两本书全部打了一遍,这个大概是我最早所做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对应性关系很强,同时也有许多差异,所以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就是处理On Liberty和《群己权界论》的译文对照。我想这个大概是我研究翻译史的源头。

问:在您看来,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对翻译史研究是否有借鉴作用?

答:因为严复本身是一个翻译家,也是一个思想家,所以透过严复的研究,我可以把翻译跟思想结合在一起。很多翻译家不一定是思想家,可能是做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或者其他各种学科的翻译等,但在这些翻译之中,其实也都有思想的面向,只是不如严复跟思想之间的关系密切罢了。

所以我想严复是把翻译史跟思想史做更进一步结合的很好的纽带,也就是说,我在看翻译作品的时候,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翻译。他的翻译也是另外一种创作,而且他的创作具有很深的思想性。

所以为什么我会把翻译史跟思想史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从研究严复这个题目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翻译问题都有思想的面向,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翻译文本不只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思想的问题。所以翻译史研究如果能够加上思想史的面向,我觉得会看到一些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问:我们在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史研究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答:我觉得还是牵涉到思想史的基本功,也就是说认识到翻译文本是放在一个思想脉络里面出现的,我常常讲,翻译一方面有文本(text),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思想跟文化的脉络(context),而这个文本放在思想文化的脉络之中才容易掌握其意义。过去的翻译史多半是强调文本,也就是注意到文本的翻译,可是怎么样把文本的翻译跟思想文化脉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你问我怎么样从事翻译的思想史研究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建立起一种对于思想史,尤其是近代思想演变的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的基础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文本的思想面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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