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学七十年发展的回顾反思与前景展望

当代红学七十年发展的回顾反思与前景展望

张庆善  赵建忠

【摘要】作为显学的红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格局又出现了新气象。七十年来围绕《红楼梦》的研究可大体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社会批评派红学对扭转考证派红学的偏颇具有积极意义，以社会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1954年成为近现代红学与当代红学的分水岭。尽管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一度占领红学阵地的畸形局面，但红学在探索中仍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成果；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献研究空前繁荣、文本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从前争鸣过的很多老话题在新语境下又被重新激活，新时期的红学争鸣把话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总的来看，两个历史时期的红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索隐、考证、批评等流派的不同范式对《红楼梦》的诠释而展开讨论的，对当代红学七十年的历程进行回顾及反思，展望期待视野中的学科前景，正是为了寻找新时代红学的突破契机。

【关键词】 红学格局；索隐考证批评；诠释维度；述评及展望；突破契机

【作者简介】

张庆善（1952---），男，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红学研究；赵建忠（1963--）男，天津市人，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红学研究。

如果说《红楼梦》在一座座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的话，那么，曹雪芹无疑就是星汉灿烂的文学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颗。《红楼梦》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群生像，“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这首宏大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的奏响，都堪称是一曲无可比拟的千古绝唱。

《红楼梦》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而领尽风骚，“红学”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且受到国际汉学界瞩目，形成这种状况与《红楼梦》研究的现实参与意识有很大关系，近代中国每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为《红楼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契机①，如晚清向民国过渡时期的新旧思想交融，在学术领域出现了新名词“红学”与传统“经学”的分庭抗礼局面，彼时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光复会领袖蔡元培迎合“反满”集体无意识从事《红楼梦》研究，形成了旧红学中声势浩大的索隐一派，胡适以“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因契合五四时期“德先生”“赛先生”的舆论导向而使新红学考证派畅行其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楼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遂取代新、旧两派红学而一枝独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具体到对《红楼梦》研究的影响而言，活力四射、百家争鸣的红学新格局终于又重新形成。本文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红学史回顾与反思，以1954年和1978年为分水岭，分别就这两个时间节点形成的新范式及其对日后《红楼梦》研究的影响，通过具体剖析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及存在不足乃至经验教训，展望期待视野中的研究前景，争取在新时代《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上创造出新实绩。

一、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地位的确立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战乱频仍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同以往政权更替后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完全同步情形类似，《红楼梦》研究依然在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轨道上惯性前进。盘点1949年至1953年间的红学成绩，除了俞平伯修订旧版《红楼梦辨》为《红楼梦研究》外，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棠棣出版社推出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这是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在周汝昌之前，胡适曾据相关史料于《红楼梦考证》中提供了曹雪芹身世的大致轮廓，但真正将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引向深入的，当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部著作几乎是一网打尽地挖掘出当时所能见到的不经见文献，引证文献多达千种，包括大量清宫档案。尤其是该著《史事稽年》部分，详尽列出了自明万历以降曹府及时代沿革的“大事记”，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连点成线，使得人们心目中的曹雪芹形象逐渐清晰，这在红学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以致连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阅后也惊叹：“汝昌的读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但同时也应客观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周汝昌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并未突破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研究范式的藩篱。在红学史上定位，如果说周汝昌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那么“新中国红学第一人”无疑当属李希凡。以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主流地位为标志，1954年也就成为《红楼梦》研究史的分水岭，当年的那场红学大讨论，对以后《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格局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社会历史批评派的研究《红楼梦》范式，是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后才出现，这是想当然的误解。实际上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涌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文艺思潮，其某些话语早已被当时的学术界尝试运用，只是尚未普及而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研究范式才可能取得主流和正统地位。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虽也曾出现过若干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红楼梦》的著述，但总体上看，那些著述中的思考没能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也就不可能以新文艺思潮面貌出现而形成迥异于前人的红学范式。诚如梁启超所言②：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倘若按照上述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红楼梦》的著述，1949年之前数量不多其学术影响非常有限。直到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刊物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红学权威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才受到学界嘱目，从而在相当层次和范围内展开了《红楼梦》研究方法大讨论，由此揭开了红学史上新的一页，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由近现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考证范式转型进入了当代史的新阶段。

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的确立，就是这种转型的重要标志。经过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检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此文是检验当代红学的逻辑起点和探讨新世纪红学走向的历史前提。

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去检验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的价值所在，评判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其是否切中了旧研究范式的要害，在此基础上，还要考察其建立的研究范式中包含了哪些新的质素？简言之，就是如何在“破”和“立”这两个方面考察新的研究范式是否出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之前，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考证派范式在《红楼梦》研究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相比旧红学中以《红楼梦》文本为依托的支离琐碎评点形式的误读，尤其与受传统“今文经学”解经范式的影响，索隐派解释《红楼梦》文本时陷入的主观臆测的比附，应该承认，考证派发现的《红楼梦》作者及版本文献在红学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用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做序时所说的，就是“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③然而，胡适新红学考证派范式虽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挖掘工作，却很少触及《红楼梦》本身的内核，正如古典文学专家吴小如所言④：

几乎五四以来，像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权威”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研究”作家，只是斤斤计较于作家的生卒年月；“研究”作品只是考订作品有多少种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一作品的故事演化，或对作品内容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进行一些无关宏旨的考据。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好像很深：比如研究《红楼梦》，就专门钻研曹雪芹的家世，考证这位伟大作家到底是不是壬午年死的，以及他和贾宝玉究竟是一人抑两人；研究《水浒传》，就专门比勘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的异同。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简直很少谈到。……既然以考据代替了研究，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我并非说研究这些问题全无用处，但如果把精力全集中在研究这些东西上面，就真有点“珠买椟还”，甚至把捕鱼用的“筌”看做是“鱼”，弄成“得筌忘鱼”了。

在具体问题上，胡适新红学考证派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同旧红学索隐派的争论也仅局限在《红楼梦》究竟是写人还是写已这个较小的范围内，这两派都将《红楼梦》视作“信史”，区别仅是将曹家人物代替了清代历史人物对《红楼梦》的附会而已，考证派仍然没走出索隐派“文史合一”的误区，因此胡适新红学范式所开拓的新路是非常狭窄的。“自传说”于《红楼梦》这个基本结论画地为牢，既是这个范式的起点同时也是它的终点，以后这一派的工作，主要就是找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其结论罢了，足见新红学是一个封闭的学术体系。就操作方式看，新红学考证派是通过考索曹雪芹的家世去阐释《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诚如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所论，“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⑤。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两个“小人物”《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应该说击中了胡适新红学范式的要害，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最可贵的，就在于走出了胡适新红学文献考据的单维度研究，向更纵深的《红楼梦》文本诠释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扭转了当代红学发展的走向，引导红学走出了“自传说”的危机，同时树立了新的范式，为红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对两个“小人物”的历史贡献，我们今日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过分。上引余英时先生文章中也并未否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他同时又认为“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库恩之义) 。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 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⑥，甚至武断地判定两个“小人物”的红学观点“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inner logic)所逼出来的结论”⑦，这种看法就未免失之偏颇。余先生这里所指“革命”或“斗争”红学，属于《红楼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范畴。

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强调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处，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像新红学考证派那样仅从作者身上寻找答案，或像西方“新批评”那样封闭文本，文本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方面，恰恰是《红楼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派”对“新红学”范式的可贵反拔。

其实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角度和认知方法，社会历史方面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而恰恰是对胡适考证派红学的缺项所做的重要补充。如翦伯赞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 及邓拓《论<红楼梦>的背景和历史意义》，对深入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不可多得的两篇力作⑧。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的重要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社会历史批评派范式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

还要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胡适的曹雪芹“自传说”而形成的考证派红学范式远离《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才促使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从侧重曹雪芹身世考证的“外学”转向注重《红楼梦》文本阐释的“内学”。这个“转向”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仅从这个层面上评价，我们也可以说，不管1954年那场划时代的红学运动有多少偏颇或不足，但有一点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两个“小人物”与俞平伯先生的论争毕竟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思想性展开的，虽然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立场和政治运动性质，又不可能使思想性的探讨达到真正的准确和深刻，但对胡适考证派独霸红坛三十多年的历史具有解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日，对红学界碎片化、娱乐化的“揭秘”“猜谜”尤其是远离文本的某些“研究”乱象，也是一种有益的反拨。

像一切筚路蓝缕、开创新路的学派先行者一样，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自然也不是完美无缺。正如胡适创立的考证派破旧立新、体现出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聚讼纷纭的话题一样，并不影响他作为新红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点，红学史论家刘梦溪论述得非常精辟⑨：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上述这段话适用于估衡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创立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同样也适用于评价李希凡、蓝翎开创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

如果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看，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也并非完美无缺。主要问题在于以“烦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和价值，同时由于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范式又过分看重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内容部分，《红楼梦》仅仅被当作一份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这与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显然有着文艺与非文艺、实用与审美的本质区别。况且《红楼梦》又不仅仅是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向来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实际上社会历史批评也只是触及了《红楼梦》文化层面的一部分，即“历史层面”，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所有优秀文学作品也并不只有这一层面，此外尚有哲理层面、语言层面、文化层面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诠释维度就有限，因为它未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从动态的文学观来考察，《镜与灯》一书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文学四要素说，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认为只有从这四个维度去诠释，才有可能较全面地把握一部作品。但社会历史批评派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世界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看得过重，这就不但诠释过度而且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艺术赏鉴的审美视线。

此外，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认为《红楼梦》是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杰作，不能说有什么大错，但由于没有真正深入到《红楼梦》中去，没有顾及文本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论证有简单化之嫌，同时由于放弃了寻找对古典文学的阐释与史料之间天然联系的义务，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后力不接，这个教训也进一步说明：红学中的“文献还原”与“文本诠释”不能偏废。红学中的“文献还原”并非无目的进行资料的挖掘、爬梳，而《红楼梦》文本“诠释”亦非空谈义理，应重视两者之间的联系。无前者，研究缺乏根基，近于游谈无根的空疏红学；无后者，红学难有创新和突破，其末流，甚至沦为腐儒饾饤文字。红学应该走出传统“汉学”与“宋学”对立的历史阴影，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辩证统一。

还应看到，尽管1954年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新政权建立后对意识形态整合的需要，并对当时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学术问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采取政治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就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更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被纳入政治轨道，也势必会导致学术品格的失落。当然，两个“小人物”与俞平伯先生商榷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庸俗社会学笼罩下的“评红热”催生的大批判式文章，还不能简单画等号。包括稍后《红楼梦》研究中“典型共名说”与“市民说”的争鸣，毕竟主要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

“市民说”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提出的观点，认为曹雪芹作为“新兴市民”的代表写了一部“市民文学”，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的萌芽”。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用“市民说”解释清初的思想家和《红楼梦》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有“破”有“立”，他还提出了“典型共名说”⑩。讨论《红楼梦》的思想与“农民说”“市民说”或“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关系，甚至指出“典型说”这种批评范式的局限，无论争鸣双方观点是否正确，或者探索中是否又走向了新的理论误区，所有这些，都还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2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开辟专版讨论曹雪芹卒年问题，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几乎全都参与的学术盛况，表明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仍然存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逸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成了政治的工具。也有研究者对这段红学历史持保留看法（11），认为《红楼梦》在那特殊的时代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为此也引起过一场论争。其实，《红楼梦》的普及与对《红楼梦》的内在价值真正学术性的认知还是两回事，遥想当年的“评红”运动，确实曾震撼朝野上下，席卷大江南北，一方面让《红楼梦》普及到街谈巷议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也随之减弱，使《红楼梦》研究在通俗化的同时也变得日益庸俗化，而庸俗社会学笼罩下的“评红热”更是导致真正《红楼梦》研究的失语。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一度占领红学阵地的畸形局面，直到新时期红学到来后才对其偏向进行反拨。

二、百家争鸣与多元红学格局的形成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这是红学走向重新繁荣的历史机遇。就红学发展而言，“新时期”则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一个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表现出集团性和组织性，1979年1月文化部《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挂牌，紧接着酝酿筹创《红楼梦学刊》，当年5月20日在京召开了编委会成立大会。茅盾、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王昆仑、林默涵、贺敬之、吴组缃、端木蕻良、吴世昌、吴恩裕、王利器、张毕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廖仲安、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蔡义江、周雷、胡文彬、吕启祥、刘梦溪、张锦池、林冠夫、朱彤等出席，可谓阵容豪华、群贤毕至，与会人员基本囊括了从“五四”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学术、红学等中国文化界代表性人物。1980年7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以及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开启了红学历史的新航程。

进入新时期以来，老一辈红学家们重新焕发青春不断写出新作，中青代的红学研究者不少也脱颖而出。作为最有影响的红学重镇，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楼梦》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红学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已成为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冯其庸堪称当之无愧的“新时期红学第一人”，这除了他本人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红学代表作、主持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新校注本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红学工具书外，还与他长期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组织全国及国际高端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推动新时期红学事业发展起到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关。

思想解放运动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带来的宽松环境，引导人们用自己的眼光思考问题。新时期红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打破了《红楼梦》研究的禁区，使得《红楼梦》研究逐渐转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此时《红楼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在新红学考证派的“自传说”和社会历史批评派的“典型论”旧语境下寻找话题，新时期红学形成了百家争鸣、活力四射的多元格局，从前争鸣过的很多老话题在新语境下又被重新激活。摆脱以往政治功利观念的思维定势，正是对传统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

新时期红学之初第一场有影响的学术争鸣，是围绕戴不凡在《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第三期分别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观点展开的，两篇文章以《红楼梦》中存在的“南腔北调”语言现象以及“时序倒流”“大宝玉小宝玉年龄”等问题为据，提出了《红楼梦》著作权的新说，认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为“石兄”，即曹寅胞弟曹荃的次子曹竹村。戴不凡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许多研究者撰文讨论，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艺研究》《北方论丛》等刊物共发表有关文章数十篇，《北方论丛》编辑部还汇集了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推出了《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今日我们重新看待那场论争，公平地讲，戴不凡论证曹雪芹不是《红楼梦》“原始”意义上的作者，而是在《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改作成书的，这种猜想有其合理性，也有《红楼梦》文本内证和清代相关文献作支撑，只是由于他过多地纠缠于“原始作者”的那位“石兄”，难免给人以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感觉，而他一时又拿不出“石兄”的有力证据，遂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质疑。尽管如此，戴不凡的文章确引发了后来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持续探索。除戴不凡“石兄”说之外，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作者“新说”候选人已逾百位，诸如洪昇、顾景星、墨香等（12），由于这些说法论据大都比较孤弱，提出者的论证也不够严密，因此没能在红学界形成有影响的持久争鸣。

应该指出的是，《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有《红楼梦》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证明，有脂砚斋批语的证明，还有永忠、明义等早期文献的证明，是很难驳倒的，因而能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当然在《红楼梦》作者问题上并不意味着不能讨论，尤其在曹寅与曹雪芹的关系上，曹雪芹的生卒年代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逻辑关系等等，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重要的是拿出可靠的证据，同时又能合理否定已有的文献证明，否则很难动摇曹雪芹的著作权。

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发表的《什么是红学》文章中，强调红学仅包括“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四个分支，而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研究排斥在外，由此引发了“红学”本体性质及其内涵与外延问题的讨论。就“曹学”而言，围绕曹雪芹祖籍论争形成了“丰润说”和“辽阳说”的长期对峙。周汝昌根据相关曹氏族谱曾考订曹端明是丰润始祖，而曹雪芹是曹端明的胞弟曹端广的后人，因此祖籍也是丰润。冯其庸则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论定曹雪芹的入辽始祖是曹俊，与途经丰润入辽的曹端广毫无关系，从而证实了曹家的祖籍是辽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此后，“辽阳说”逐渐被红学界大部分研究者所接受。然而，围绕曹雪芹祖籍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1993年河北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与曹鋡碑，新闻媒体报道说“曹雪芹祖籍研究有新发现”，中央电视台在1995年又播放了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探讨曹雪芹祖籍的变迁问题，认为曹雪芹祖籍的演变路线为：河北灵寿（曹彬）——江西南昌（曹孝庆）——河北丰润（曹端明、曹端广）——辽东铁岭（曹端广）——沈阳（曹锡远）——辽阳（曹振彦、曹玺）——北京（曹寅），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

1995年3月29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在京召开了“关于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研讨会，与会者对“新丰润说”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平心而论，“新丰润说”试图涵盖曹雪芹上世曾“著籍”辽阳这一历史事实，认为“丰润说”与“辽阳说”是可以互相衔接的曹雪芹上世籍贯变迁的两个阶段，在消除观点对立方面也尝试着做了努力，但总的来看，“新丰润说”实际上探索的不是曹雪芹祖籍而是“曹雪芹祖宗”的祖籍。为补偏救弊，有的研究者另辟新径，将“曹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尽量贴近，如吴新雷、黄进德合著的《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但很多研究者将“曹学”目为“红外线”而颇有微词，认为真正的“红学”应是用小说的观点去研究《红楼梦》“本身”，即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在结构，将作家的“本意”发掘出来的学问。

当年那场讨论的表象是“红学为何”，实质是“《红楼梦》为何”。那场讨论的话题至今并没有结束，讨论的延续就是当下关于“曹学”与“红学”的关系问题。“曹学”是不是独立于“红学”之外的一个新学科？在对《红楼梦》的认知问题上，是把《红楼梦》看作是文学作品，还是看成是作者的“写实自传”？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曹家或清代历史的谱牒记录；但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对清代历史、对作者生平一无所知的读者，会对《红楼梦》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坚持认为“红学”就是关于《红楼梦》学问的研究者，其实并不拒绝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并不否认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是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基础。研究任何一部作品，自然都要研究它的作者和作品的时代背景，这是研究任何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

坚持“红学”“曹学”是一家，与坚持认为红学之外有曹学，分歧的焦点就在于研究曹雪芹家世是为了更深入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过程，还是为了论证《红楼梦》是“写实自传”从而在《红楼梦》中寻找曹家的生活痕迹。由此可见，“红学”与“曹学”不只是“概念”之争，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对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学术问题。

至于《红楼梦》版本研究，出发点是为了寻找最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是为了研究《红楼梦》的成书及传播的过程。《红楼梦》版本可分为脂本、程本两大系统。脂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研究者可据脂批来考索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或《红楼梦》的早期创作情况，在目前曹氏生平及成书过程材料缺乏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早期批语的程本，脂本就显得愈加弥足珍贵；程本价值的认定从前主要局限在《红楼梦》传播角度，但随着早期一百二十回钞本的陆续发现，研究者们开始探讨该版本系统在《红楼梦》成书过程方面的价值。

单就《红楼梦》传播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程本的摆印流传，仅靠那些有限的残钞脂本，《红楼梦》的影响必然大大受到限制，也很难想象出今日这样红学繁荣的局面。当然，脂本与程本的研究价值取向，不仅仅是简单的残缺与完整的区别，也不仅仅体现在钞本提供了作者家世材料或成书过程情况，印本保持了《红楼梦》的完整流传这样一个较浅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脂、程两种版本系统体现了不同的思想意蕴和文化指向，正是这个原因，形成了红学中的许多热点问题。脂本、程本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脂本凝聚了曹雪芹及其家族群体有关《红楼梦》素材的积淀和早期草创之际的版本形态，程本则体现出《红楼梦》大体成书后一代代文化精英们的长期思考，因此，研究前八十回“庙市”传抄阶段、一百二十回钞本传播阶段和以程伟元为代表的“书坊”摆印及后来翻刻阶段形成的不同文本，进而研究《红楼梦》版本完整接受过程中所折射的集体无意识，都是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不可回避的是，学界关于“脂本”“程本”先后及优劣问题存在着较大意见分歧，其中欧阳健是否定脂本最典型的代表，其所著《红楼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对能证实脂本在乾隆年间存在过的史料都分别进行了质疑。以署名乾隆年间人裕瑞所作《枣窗闲笔》为例，欧阳健因为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发现年代较晚，遂判断并非裕瑞亲笔而系托名。这里需要辨明的是，“晚”与“伪”之间并不能构成逻辑关系，比较明显的例子，甲骨文是清末才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发现“晚”就否认它作为商朝文字的真实性。

脂本之所以受到质疑，也与“脂砚斋”其人的难以确定导致“脂学”的建构相较“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薄弱有关。明清小说评点史上，出现过评点大家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和李贽那样“导夫先路”式的前驱，他们的身世轮廓比较清楚，后世的研究者可以将其放在具体特定的时空中去考察，但“脂砚斋”就没这样幸运，甚至连其性别都存在争议。尽管学界对脂、程两大版本系统的先后、优劣有较大分歧，但由《红楼梦》这些版本贯穿的二十世纪红学发展史，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红学中的许多争议，正是由《红楼梦》不同版本的歧异处造成。如果深入一层分析，《红楼梦》版本论争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关于脂、程的孰先孰后、孰优孰劣问题，但实质上已涉及到了对两种版本系统的文化意蕴的不同理解及研究者们的价值取向。混合两种版本系统来立说，势必产生种种矛盾和大相径庭的结论，这又牵涉到《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红学领域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后四十回是否为续书？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解蔽大都是围绕这个实质性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真伪问题，即后四十回属曹雪芹作还是别人续补？第二，作者问题，如果非曹雪芹原作，那么作者是高鹗抑或他人？第三，优劣问题，即续作水平如何？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日益精密，新时期的研究者比较倾向于《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续书，但续作者并非高鹗。从时间上看，他在短短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卷帙浩繁大书也不合常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红楼梦》扉页上作者署名已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13）。尽管续作者署“无名氏”仍略有遗憾，因为“无名氏”不是指作者无名无姓，而是说无从知晓名氏或不愿署名，以古籍版本学论，如不知作者为谁，一般说法是“佚名”。但无论如何，新版《红楼梦》署名较原来更为客观稳妥，为研究者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

与《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争论密切相关，新时期红学中出现的“探佚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并对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拍摄意图给以了重要影响。所谓“探佚”，顾名思义，就是探讨《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的“迷失”部分，目的是“正本清源”，还曹雪芹原著全璧的真实面貌。《红楼梦》“探佚”并非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想，而是以曹雪芹写作的艺术特点作为推论依据，这种艺术手法就是根据原著第五回中作者为各类人物写的谶语式判词、曲子等，去探求后半部的人物结局、故事情节走向。《红楼梦》“探佚”是从文本出发，以原著写作的艺术特点出发去推论曹雪芹的佚著。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内曹雪芹还布设了很多“伏笔”，所谓“伏笔”指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为后文照应而预先埋下的情节线索，“伏笔”往往是未来事件、人物结局的预兆，这是曹雪芹在行文时采用的一种笔法，用旧时代评点家们的术语表达即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种前后照应使《红楼梦》在情节结构上形成一条或隐或显的脉胳。此外，由于早期《红楼梦》钞本上客观存在的“脂批”，因了脂批系统《红楼梦》钞本的陆续发现，才使得“探佚”具备主要参照文献。

《红楼梦》本身“伏笔”和深知曹雪芹创作底里的脂砚斋大量批语的存在，为《红楼梦》“探佚”提供了学理依据和操作上的可能。自红学“探佚”兴起后，伴随着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在央视的播出，探佚学吸引了众多红迷的眼球。除了人们对《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的好奇、关注外，探佚结局的不少成果也令人开怀解颐，比起红学考证派关于曹雪芹祖籍、《红楼梦》版本之类之类的冷僻书斋学问，对广大读者而言，自然更有吸引力，这也是《红楼梦》探佚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探佚派对前《红楼梦》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辨析方面具有其他红学流派不可替代的优势。通过“探佚”来探索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著面貌，廓清现在通行本中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的歪曲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区分原著与续书两种《红楼梦》的差异性，不断提高对《红楼梦》艺术鉴赏的审美水平，这就是《红楼梦》“探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不同《红楼梦》“探佚”者因对曹雪芹文本理解感悟的差异，会出现迥然有别的设计方案，这不足为奇。但如果将自己的感性认知视作曹雪芹预设的情节走向和探佚证据，则未免主观臆断。

因此，《红楼梦》“探佚”也应适度，反之，如果过度诠释，《红楼梦》“探佚”就必然会走入误区。如果仅仅抓住脂批提示的“伏笔”和前八十回有关谶语的只言片语就任意发挥作品“召唤结构”的想象，也势必会走到探佚派创立之初要“还原曹雪芹原著真面”的反面，其结果不但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度，而且还把曹雪芹呕心沥血、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解构作未成型的粗糙毛坯。因此，在探佚过程中，对《红楼梦》佚著中的人物命运结局、故事情节走向等进行推论时，只能适可而止，宜粗不宜细，不能确指或坐实。否则，就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无端猜测，造成求深反惑、不能自拔的境地。《红楼梦》探佚派还存在一个通弊，就是参照系上表现为“一维性”。他们的目光仅局限在曹雪芹创造的前八十回，而对程本简单视为“续貂”之作因此就不肯研究后四十回中有可能掺杂的曹雪芹原稿，研究方法上敝于一曲而失其正求。

探佚在操作方法上强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造成了这门红学新兴学科自身的封闭性，也影响到《红楼梦》探佚的总体成果。探佚派红学出发点是要恢复曹雪芹“原意”，势必会采取恢复情节片段甚至一字一考的研究方式，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可溯源于乾嘉学派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认为把文字还原为原始古义，经典的涵义自然呈现。其实语言的厘清虽有助于理解作者本意，但并不能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带着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脂砚斋提示的后半部线索，或者真的还原出了《红楼梦》八十回全部情节，也不一定就能碰触到曹雪芹这部作品的精神境界。对此，刘小枫在其著作《拯救与逍遥》中曾有如下论述（14）：

带着曹雪芹家族身世的历史故事走进“红楼”世界，领略其中三味，却不一定碰触到“红楼”事件涉及的思想史上真实的问题。我要问的是：曹雪芹为什么带着深切的悲情走进“红楼”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生命感觉使得曹雪芹要构想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构想所展的精神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红楼梦》必须作为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来看待，真正的探佚应该是带着精神史问题的索隐。

刘小枫能抓住红学探佚的成果没有指涉《红楼梦》精神向度的问题，其眼光思力很深邃，论述是相当深刻的。探佚范式解读《红楼梦》有局限，不能指望它们承担的任务超过其功能极限。毕竟《红楼梦》是小说，《红楼梦》探佚学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阅读这部伟大作品，而不是无边际地游离于作品之外的考索。

《红楼梦》探佚与 索隐的结合是新时期红学的奇特现象，先是霍氏姊弟的《红楼解梦》198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发行，其核心论点是“曹雪芹、竺香玉毒杀雍正帝”，名噪一时。继而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1994年由华艺出版社推出，并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宣传其“秦学”观点。刘心武在没有任何史料做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探索”出一个“公主”秦可卿，提出了迥异于前人的重新解读。应该指出的是，这还不是什么诠释过度的问题，而是梁启超当年极力反对过的那种“无证据而以臆度者”的空疏学风。《红楼梦》的伟大，首先是因为充盈着宇宙人生的形上思考，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刻意求深地将这部写实伟著变成“文化谜藏”。

刘心武用了很多想象中的所谓“史事”去还原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降低或歪曲了《红楼梦》的伟大价值。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重走百年前已宣布走不通的索隐红学老路，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当然，刘心武并不认可其研究方法是“索隐”，而认为是所谓的“原型研究”。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原型研究”与新旧索隐派的确不可同日而语，这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不尽相同。

从操作上看，索隐派把《红楼梦》作为“信史”去读解，最终归宿点是将零碎的“历史”与《红楼梦》一一对应后算是完成了作品的解读；而“原型研究”是借鉴了弗雷泽文化人类学、荣格的心理学中“集体无意识”概念的研究成果。“原型研究”并没有混淆“历史”和“文学”而去机械地追求那种对应关系，仅仅是把某些文学结构要素置于文学传统中去考察，中介因素就是“原型”意象，这对把握文学的叙事模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远观”研究自有其理论意义。当然，任何方法并不都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刘心武的所谓“原型研究”，从实质上看，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探佚派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已经陷入了理论困境而难以自拔。

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索隐派能够复活并愈出愈奇，除了新时期以来文化政策的宽松以及凭借市场经济下各种媒体的炒作外，还由于这一派吸纳了新红学考证派的诸多研究成果，此时期的《红楼梦》索隐著作不仅在方法上比旧索隐灵活，眼界也大为开阔。《红楼梦》索隐派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尤其与源远流长的“汉儒解经”治学路数有着重要联系（15）。

索隐派想挖掘《红楼梦》的微言大义，自有其合理一面。而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使得这一派潜存的特殊优势得以发挥，就已经被索隐派破解的曹雪芹在书中使用的某些“拆字法”“谐音法”看，这些方面有时令《红楼梦》考证派、社会历史批评派望而却步，甚至无从措手，以至于借用过《红楼梦》索隐派的研究成果。胡适当年在《红楼梦考证》中将索隐派一笔抹倒，有失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承认考证派、批评派比索隐派更为进步的前提下，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红楼梦》考证派立足于资料的占有及分析，为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从这一点上说，还不如《红楼梦》索隐派眼光的宏阔；尽管《红楼梦》社会历史批评派在摧垮索隐、考证两派方面都起到了别的流派不能替代的作用，凌跨两派而一枝独秀，但在具体操作方面，这一派又把作品与其产生的具体时代之间的联系看得过重，片面强调作品反映社会的功能，导致了对其审美视线的遮蔽，就这一点上说，还不如索隐派注重《红楼梦》历史意蕴的阐发和对作品情节的探幽揭秘更诱人入胜。这也可以说明，《红楼梦》索隐派的复活，并不是说这个流派方法多么科学，恰恰是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楼梦》的解读尚不能完全令读者满意造成的。

《红楼梦》索隐派在新时期“复活”的现象也给研究者以启示，就是如何把考证作品情节与“回归文本”的研究融合起来，既避免索隐派企图把曹雪芹描绘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都在历史上去坐实的求之过深，同时也要整合传统资源、吸纳索隐合理的内核，将《红楼梦》文本解读更到位。

红学的乱象还不止于上述不加节制的探佚与刻意求深的索隐相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近年流传的与通行程本后二十八回内容迥异的含朱批《癸酉本石头记》版本，伴随着《旧时真本横空出世  红学大厦轰然坍塌》的帖子颇为走红，但很多研究者读到《癸酉本石头记》的相关内容后，认为系后人伪托，原因是这个《癸酉本石头记》后二十八回描写的人物情态经不起推敲，情节不够连贯且荒诞离谱，语言也非常粗糙，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与前八十回风格并不统一。为证明《红楼梦》的最初创作不在乾隆年间而是更早，《癸酉本石头记》的整理勘校者还抬出《何必西厢》，以为抓住了“铁证”，因该书有“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字样，且书中出现有《红楼梦》书名，其实细究也经不起推敲，“雍正本”《何必西厢》目前尚未发现，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刊本“五桂堂藏板”系嘉庆五年(1800)刊，已出现于程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行后，说“五桂堂藏板”《何必西厢》抄袭模仿了《红楼梦》，逻辑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况且“五桂堂藏板”主人“序”中也承认对《何必西厢》做过“特为校正”的工作。所谓“癸酉本”《石头记》后二十八回，实乃现代人在吸取脂评、探佚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想象而撰制的。“癸酉本”《石头记》的发布者是想借此“旧时真本”的“横空出世”来证明《红楼梦》并非曹雪芹创作于乾隆年间，而是明末清初的吴梅村作，进而推翻新红学以来的近百年学术成果，但这种大胆的假设已演变为“闹剧”，对人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产生一定的干扰。

三、展望期待视野中的新时代红学

红学界在近四十年内发生过的以上学术论争，以文献的发现考证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问题居多，除了上述《红楼梦》“原始作者”、曹雪芹祖籍、《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脂批本真伪、癸酉本《石头记》真伪、刘心武“秦学”的争论，还有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陆厚信绘“雪芹小像”真伪、曹雪芹香山“故居”、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真伪的争论等。这些争论的产生，首先是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厌倦了“政治红学”，转而将精力投注于纯学术层面的探讨。此时，各种争论都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扩大了《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当然，这些争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以至于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当代西方新批评派提出文学“本体论”，认为研究作品，无须挖掘作者的传记及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文献，并视那些为“外在研究”，这实际上是要求对作品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这种由外向内的诠释维度的转换，正是对传统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新时期以来，随着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大陆的演成主潮，以主体价值学诠释为特征的新批评派也就为不少中青年红学研究者乐于采用。应该承认，新批评这种研究范式让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作品，并将这一局部显影放大，使人们看清了它的详细构造，意义自不可估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红楼梦》主体价值方面的诠释也确实比以往更深入了一层，但如果夸大认为是研究了作品的全部，那就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如前所述，按艾布拉姆斯的“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文学四要素说，当代西方新批评派提出的文学“本体论”也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作品”，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管怎么说，这种研究范式为红坛吹来了新气息。对比传统红学的研究现状，特别是一般性的《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分析、庸泛的人物论等，即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那种“套板反应”式的陈词滥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和超越。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只有敞开胸怀，吸取别人的长处，才能保持与别的民族对话、共处的权利。红学研究也是如此，应该在返回中国传统文化原点的同时，参照西方文艺理论的精粹，在互相交流中资源共享，共同补益。

当“文化”已成为人文学科“新”大陆的时候，各学科都在“文化”这块无边的处女地上跑马占地，红学研究也不例外，由于《红楼梦》本身呈现的远超出其他小说的边界性，它向文学以外的其它领域延伸，新时期出现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文化热”，如《红楼梦》与“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医药文化”等……，好比须弥芥子中看到了大千世界。这种研究自然能开阔读者视野，增加人们对博大精深《红楼梦》的认知，但有的这方面红学著述却游离于《红楼梦》本体而泛谈文化，从而取消了红学的独立性。这种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借助名著效应，是对其它任何名著也可以套用的研究模式，这样就势必将名著消融于无所不包最终又一无所包的“泛文化”之中。

《红楼梦》既有中华大文化的宏观叙事，又有具体文化景观的微观细刻，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均有相对合理性，但尊重红学的这些“微观”研究，不代表就可以将《红楼梦》肢解。《红楼梦》作为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不该简单进行“碎片化”阅读。《红楼梦》也绝不是“知识摆摊”，而是一个“活的”大整体，是中华文化的活生生的传播感染的伟大表现与载体。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关照，从而在与世界对话中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哲学思辨精神。从文化皈依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还会开辟出一个别有洞天的新境。做到“博不离题，深不穿凿”，才能避免《红楼梦》研究中容易陷入的“泛文化”。

新时期以来，总结红学的渊源流变、学科特点的红学史研究应需而生，如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及《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981年）、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但这两部专著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未能反映出新时期以来红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后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新出现的红学问题有所补充，但其框架体例同郭豫适、韩进廉那两部专著一样，侧重于红学的历史分期横向考察，还不是从纵向做红学流派本体源流的追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开始关注红学研究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并注意到了红学史的当代阐释，但体例方面仍难脱以历史分期为本位的窠臼。除了以上这几部红学史专著，还有一些具有红学史论性质的著作，如杜景华《红学风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等。

总的来看，上述红学史专著或具有红学史性质的著述，以红学历史分期为本位、以红学人物为本位、以红学方法论为本位和以国别红学为本位等几大类别，体例不一，论述侧重点也各异，研究者都从各自的视角总结了其视野所及之红学，通过对红学史盲点的探索而发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应该指出的是，红学史的“写法”还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策略，不同红学史模式的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和思路，而作者们不约而同的目标正是要追寻红学发展史的脉络。

新时期红学界说的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红学的突破”“红学的展望”，这充分反映出人们对新时期红学发展的追求和期盼。学术研究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学术争论而发展，在新时期红学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学术论争是正常的学术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要以学术的态度对待，坚持学术规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讨论就会健康发展。学术讨论无疑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只要是坚持严谨的治学精神，任何学术观点都应该得到尊重，而前提是学术。弄虚作假不行，戏说也不好，不能把严肃的学术研究搞得粗俗不堪。对《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经典，要有敬畏之心。

《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研究《红楼梦》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同时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时期红学发展的进程中，总会遇到新的问题。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化的普及，也使得新时代阅读经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前些年，某大学出版社做过一个调查，在“死活读不下去”的十本书中，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均列其中，《红楼梦》竟名列第一，这一调查结果令人沮丧也令人不解。

但不可否认，无论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谈新时期红学，我们不能忽视几千万广大《红楼梦》爱好者，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应该为广大《红楼梦》迷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提供有益的帮助，这也是新时期红学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红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众多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学科化努力上，而且还体现在红学领域的不断扩大上：《红楼梦》与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并融入社会发展、文化事业发展的大潮流之中。《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如影视戏曲改编、绘画、网络平台推介、微信、公众号等等。我们的学者应当不断实现自身知识结构的更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用具有战略性的眼光，调整研究路径，更新研究方法，开辟红学发展的新道路、新视界、新境界。

2017年岁末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导在天津举办的京津冀红学高端论坛上，南开大学宁宗一老教授的“为新时代天津《红楼梦》研究进言”致辞中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珍重、维护和强化《红楼梦》研究共同体，使《红楼梦》研究群体得以健康发展；第二，红学永远在进行时，为此，反思旧模式，挑战新模式是必然的前进过程；第三，为了拓展《红楼梦》的研究空间，我们亟需创造性思维”。应该看到，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如何开辟新的方向，是红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回顾新中国红学七十年的历史进程，正是为了展望期待视野中的新时代红学。

注释：

①参见赵建忠《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二期。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 页。

③收入《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④吴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载《文艺报》1954年第二十三、二十四期。

⑤⑥⑦均参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收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6、14页。

⑧翦伯赞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二期，邓拓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

⑨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 102页。

⑩何其芳《论红楼梦》收入《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曾将此文加以删节作为代序。

（11）参见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载《文学研究》1980年第三期。

（12）“洪昇说”系土默热提出，见《西子湖畔红楼情》，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顾景星说”系王巧林提出，见《红楼梦作者顾景星》，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墨香说”系张放提出，见1998年8月7日《羊城晚报》报道；至于其他如“冒辟疆说”“李渔说”“袁枚说”“高鹗说”“方以智说”“郑克塽说”“张廷瓒说”“谢三娘说”“查继佐说”“严绳孙说”“崇祯皇帝朱由检说”“顺治皇帝说”等说法，除个别研究者观点见诸报端外，大部分见于网络。

（13）张庆善：《<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载2018年7月10日《光明日报》。

（1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2 页。

（15）林冠夫：《索隐派红学的文化渊源》，载《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一辑。

本文2019年9月发表于C刊《河北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