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蜀汉灭亡的千古罪人？黄皓？刘禅？还是……姜维？

蜀汉灭亡的直接罪人，当然不止宦官黄皓一人，也不止是信用黄皓的皇帝刘禅。毕竟蜀汉是刘备和诸葛亮建立的，复古西汉“儒表法里”体制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从来不是东汉和晚唐，区区一个宦官绝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无法从根本上左右天下大势。

诸葛亮受命托孤后，总揽大权，对刘禅抱有很高的期望，不止是希望他做一个祭由寡人”的礼仪天子，而是希望刘禅成为自己和刘备复兴汉室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他才对刘禅严格要求，勉励他夙兴夜寐，严于律己。

而当诸葛亮大军北伐之时，叮嘱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相府和皇宫俱为一体，奖惩功过，不宜因亲疏有所区别），又特意安排了“秉心公亮，义形于色”的贤臣董允，受命统帅宫中宿卫，对刘禅严加管束。

蜀汉侍中：董允

刘禅身为天子，皇后和妃嫔加起来仅仅十二人。他想扩张后宫，还被董允严辞回绝。他别说在朝堂上，做不了如秦始皇、汉武帝那般君威甚重的集权帝皇，甚至在自己后宫，也不能一手遮天任意妄为。

刘禅和张皇后

因此刘禅虽不敢、不愿因此嫉恨诸葛亮，但被黄皓这样擅长阿谀奉承的小人趁虚而入，得其信任，也是人之常情。

董允在世时，一直刻意压制黄皓，使之不得升迁要职，难以为祸。刘禅连自己的亲信也不能擢升，当然对董允潜藏深刻不满。董允死后，陈祗接任侍中、尚书令的职务。他以为“堵不如疏”，刻意与黄皓交好，内外勾结，因此得到了刘禅的充分信重，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蜀汉尚书令：陈祗

当时，大将军姜维身为“羁旅讬国”的曹魏降臣，却又手握重兵，位极人臣，被刘禅委以军国重任，因此人缘一直不佳，许多蜀汉重臣对他皆有疑虑。身处嫌疑之地、朝中政敌众多的姜维，甚至在府中豢养了大批唯命是从的“死士”（“阴养死士”），此等做派，正和北边的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类同。

蜀汉大将军：姜维

段谷之战，姜维被邓艾打得大败，部属星散流离，死伤数万人。侯和之战，姜维率军反攻，又再次失利，未达到战略目的。

蜀汉满朝文武，无论重臣如诸葛瞻、董厥；还是元老宿将如张翼、廖化，皆对姜维屡次北伐无功，“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好战无功，国内疲弊”甚为不满。

此时的姜维，之所以没有和兴势之战失败的曹爽，新城之战失败的诸葛恪那样，也因此被各方政敌反攻倒算，下台甚至丧命，便是因为文臣之首陈祗，以及陈祗背后的皇帝刘禅，同样也是姜维的最大支持者。蜀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做《仇国论》，欲彻底将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方略否定，正是陈祗挺身而出，与之争辩，将其驳倒。

公元258年，陈祗病逝后，刘禅为之痛惜流涕，整个蜀汉朝堂也失去了能弥合各方矛盾的中间人。

黄皓终于得以操弄中枢权柄，离间皇族和百官，在其谗言下，刘禅的弟弟，甘陵王刘永十余年不得朝见，名将罗宪与之不和，被贬为巴东太守。

如此窃夺朝权的宦官，当然是所有朝臣和士人的死敌，因此不管是北伐派如姜维、还是休兵派如诸葛瞻，他们不论彼此政见有多少分歧，在诛杀黄皓这点都是志同道合，誓欲除之。

在刘禅的眼中，黄皓却只是个自己随时可以如蚂蚁一般拈死的“趋避小臣”，姜维请求诛杀黄皓的表章，不但是小题大做，也严重冒犯自己的帝皇威严，才会断然回绝。此事的恶果是让蜀汉朝堂的激烈矛盾公开化，彼此已注定是你死我活。从此在黄皓的刻意欺瞒下，后主刘禅被“隔绝内外”，只能听到黄皓想让他听到的声音。

刘禅和黄皓

姜维求杀黄皓不得，率领蜀军精锐远至沓中，屯田避祸，间接促成了魏国决定大军南伐。姜维又自作聪明变更从魏延起沿用了几十年的的汉中防御部署，更让战略要地汉中丢失，蜀汉门户大开。他提出「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的表章，黄皓却因为衔恨姜维，迷信鬼巫，竟因私废公，将此表章直接压下，对刘禅隐瞒。

因此，邓艾精兵偷渡阴平小路时，蜀汉上下才回猝不及防。诸葛瞻率领留守军队仓促应战，却在绵竹之战一战败死，蜀汉的机动军队已经损失殆尽。成都城所谓剩下的数万兵马，是一群只有纸面意义的老弱病残，怎能对抗邓艾刚刚大胜的百战雄师？

而姜维所部数万人马虽然星夜驰援，却被钟会十余万大军穷追不舍，就算刘禅能神武天纵，坚守成都到姜维及时赶到，想迎战合计二十余万的两路魏军，前景同样凶多吉少。因此，刘禅才会绝望投降。姜维闻讯，拔剑断石，痛哭啼血。

老年姜维

在朝堂众臣群起抵制下，刘禅坚持信任了黄皓这个小人几十年，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枢机要大权，以至于被“隔绝内外”，确实对蜀汉亡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在位期间的最大错失。

难怪无论蜀汉重臣如姜维、诸葛瞻，还是蜀汉故臣如陈寿、李密，均视黄皓此人为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众多论者。

然而，秉承陈寿《三国志》一脉相承的传统史家说法，将蜀汉亡国的罪责推给黄皓这么一个奸佞小人，固然是大快人心，却也流于表面。率领精锐兵马远离主战场去屯田，又更改汉中防御部署的姜维；带领留守兵马纵兵浪战、全军覆没的诸葛瞻，同样负有相当责任，只是他们壮烈殉国，成了忠臣烈士，才获得在传统观念不被批判的豁免权。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从关羽丢失荆襄、刘备夷陵之战惨败，两战合计近十万大军以及大批良将的损失，就已注定了它偏安一隅，兵寡力微，先天不足。

以诸葛亮之旷世奇才，十年北伐，耗尽心力亦只夺取武都、阴平这边远两郡。随着诸葛亮逝去，时间推移，中原经济和人口的不断恢复，占据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晋帝国，对南方吴蜀政权在国力上已形成压制性优势，而蜀汉立国时便存在的荆益士族之争亦只能一时压制，不可能彻底解决，是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实非人力所能挽回。

因此，天下大势如此，这样的蜀汉，本非一姜维可救，同样也并非杀一黄皓可救。这就和鸦片战争，清朝再打十次、百次也一定会输一样，不论清军主帅是谁，最终结果都并不会有什么改变。林则徐在战争之初就被罢官，反倒是成全了他的英名和晚节。

将国家和政权败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某个脸谱化的奸臣、奸佞误国，以此简单化历史，正是古今论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将真正值得后人反思的根本弊端都掩盖了，绝对达不到“以史为镜”“读史以明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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