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定与亭旁起义的故事②

包定与亭旁起义的故事②

组织起义，霹雳震乾坤

李兆建/文

1928年3月14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并作全国政治状况报告。会议讨论了浙江政治状况及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对开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都作出了明确指示。参加会议的10名代表中，有台属宁海县委书记卢经训和温岭县委书记管容德。会议决定“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工作总目标”。3月24日，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台属六县工作决议案》，指出台属各县工作“由农民的游击战争、乡村暴动达到割据的前途”。

会后，省委派王瘦竹来到宁海召开各区党支部代表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建立武装部队，预定全县成立一个总队，在亭旁、海游、高枧、桥头湖四处各组织一个支队，总队部设亭旁。实行“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打算秋收举行起义，并与天台、奉化、临海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作出了“亭旁、珠岙二区在各项斗争中，须走到武装斗争的地步”和“须迅速进入到游击战争的阶段”等决议。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中共宁海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包定任宁海县委常委，负责南乡（三门）亭旁地区工作，任畴任中共亭旁区委书记，梅其彬任共青团宁海县委委员，从临海调入叶宝鉴为共青团亭旁区委书记。亭旁区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以武装暴动为中心的斗争上来。

此时，亭旁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土豪劣绅展开坚决的斗争，提出了“停止粮食外运，实行粮食平粜，提高短工工资”的口号。农民运动的发展，令地主豪绅提心吊胆，惊恐万状。他们表面上不露声色，背地里经常集会密谋策划，商讨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有的到宁海城内告请县政府发兵，有的潜至台州去报密。革命的力量与反革命的破坏开始尖锐地对立起来。

为了加强对宁海县和亭旁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浙江省委派出军事委员会成员管容德（1929年4月被捕后叛变）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亭旁指导武装斗争工作。管容德是温岭人，1927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中共浙南特派员。他初到亭旁后，对地方状况和农民运动的具体实际情况尚未充分掌握了解，便主观武断，贸然提出要马上暴动的主张。对此，包定、蒋如琮等竭力反对，他们认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武装农民未经过战斗训练，缺乏军事素养，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也尚未着手，因此不宜过早举行暴动。管容德没有接受包定、蒋如琮等人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这种想法是“右倾”。当时，宁海党的领导层对于在什么时候组织亭旁起义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导致亭旁起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蒋如琮在《亭旁起义史略》作了详实叙述：“对革命工作损失最大的要算叛徒管容德，他于1928年初，拿着省委介绍信来到宁海，以军事委员的名字来策划武装起义事情，其实他什么也不懂，不但没有军事常识，即普通的一般党的工作也莫名其妙，是一个十足的投机自私分子。他一到亭旁之后，地方的情况，农民的实力以及群众的革命情绪还没有了解清楚，就马上提出'暴动’的主张。我们都觉得条件还没有成熟，目的要求也不够明确，贸然发动怕于事实无益而有害的，提出异议。次安、照华也竭力反对，大家一致把这个意见打消了。而管则不以为然，马上回转宁海中学，又过一个月的样子，管又率同杨毅卿（宁中教员）、徐孝慰（宁中学生）等五六人，到亭旁命令立即起义。这时赞成的人比第一次多了，梅其彬、梅其广弟兄拥护最烈，杨毅卿、徐孝慰等也同意立即发动，包次安、包照华、叶信庄等同志觉得这一回比前一个月好，对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可知，亭旁起义是由于主要领导成员急躁冒进而作出的决策，导致暴动之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起事。

真正点燃亭旁起义的导火线是“南溪事件”。

1928年清明节，在南溪发生了农民协会会员与地主武装直接冲突的“南溪事件”。南溪村位于亭旁区的东南部，村中以梅姓居多，封建宗族势力顽固。1927年底，梅其彬受党组织派遣回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创办大同小学和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农民纷纷加入农会，与土豪劣绅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向鱼肉村民的土豪梅长恕开刀，要梅长恕交出长期霸占的公田40亩给大同小学作费用。梅长恕见自己侵占公田的面目被揭露，恼羞成怒，百般阻挠破坏，并召集打手，欲借反动武装镇压农民和大同小学师生。清明节那天，他借宗祠活动恶毒攻击革命群众，并用手枪打伤揭露他反动面目的共产党员梅其慎。当晚，被激怒的百余名农会会员在梅其彬等带领下，包围了梅长恕的大院。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并对峙了两天两夜。包定得知后，顿觉情况严重，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暴动，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包定马上赶到了南溪村，与鲍善一起到梅长恕家进行谈判，迫使梅长恕交出公田，并负责赔偿梅其慎的医疗费用。狡诈的梅长恕装作要让步的样子，却趁着武装农民警戒松懈之际，于4月7日夜携枪逃跑了。出逃在外的梅长恕请来讼师将诉状直投国民党省政府，诉称“党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窝”。

“南溪事件”发生后，不断地有谣言四起，谣言称国民党军警将到亭旁“围剿”。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召开党的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亭旁、珠岙两区由经济斗争转到武装斗争的更高阶段，提前发动武装暴动。县委扩大会议后，管容德、杨毅卿、包定等人深入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抗麦租的斗争已经发动，武装农民的斗争情绪高涨。管容德认为农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包定等几位原先认为暴动条件还不成熟的同志也觉得箭已离弦，不得不发。

5月20日夜，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及负责人约250人在谷仓岭头集中，包定主持召开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总纲领、口号，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并通知各地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

5月23日夜发生了“任家事件”，揭开了亭旁起义的序幕。

当时，亭旁地区各地农民开展了粮食平粜斗争，要求地主豪绅将粮食平价卖给群众。地主豪绅抵抗平粜，不愿贱价卖粮，干脆关了粮店。农民买不到谷，对地主豪绅更加愤恨，斗争情绪更为高涨。5月22日下午，任家党支部负责人到区委报告，要求镇压反对平粜最厉害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亭旁区委和县委常委包定都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声势，鼓舞斗志。但是，考虑到这些地主豪绅有快枪20余支，而任家的农民力量薄弱，于是，决定调集周边各村农民武装协助执行这项任务。中共亭旁区委于22日夜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于次日夜采取行动，镇压土豪劣绅任禹玉、任友端、任升初。23日夜11时，亭旁各地的农民武装180人在丹丘寺集中，在包定的指挥下，冒雨进军任家。包定指挥农民武装包围了任家三家地主豪绅大院。地主任升初逃脱未获。大土豪任禹玉家房屋高大坚固，又有武装防守。任禹玉组织家丁从窗口、门内开枪抵抗，农民武装攻打了一个多钟头，无法突破。包定随即命令留下一部分力量围困任禹玉家，指挥大部队转攻地主任友端家。农民武装部队先用大石杵撞击任友端家大门，后用大斧头将其大门砍了个大洞，一拥而入。此时任友端已跳窗潜逃。大家怒不可遏，举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攻打任家地主豪绅，打响了亭旁起义的第一枪。

“任家事件”发生后，群众要求实行武装暴动的呼声很高。5月24日上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县委常委包定在南溪召集党团区委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副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总务、财政、运输、交通五部。会后，派杨毅卿赴县委报告，其他同志分头行动。

5月25日夜，亭旁农民武装224人集中在丹丘寺进行编队。除编30名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外，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由管容德作政治动员，由革命委员会主席包定宣布区革命委员会决议：今夜，浙东亭旁起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