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60首
这首诗写于开禧二年（1206）春，陆游八十二岁高龄时，可看作是诗人对个人感情世界的再一次剖露。陆游在以前的诗中经常提到“姑恶”。《诗稿》中以“姑恶”为题的诗就有六首，语及“姑恶”这一物象的诗更多不胜数。诗人何以对“姑恶”之声特别关心？从题为《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可知：“姑恶”本是一种水鸟的叫声，声音拟近“姑恶”。诗人有感于它的哀鸣，想象是一位不堪婆母虐待的少妇，因无子被遣的阴魂所化。这种声音一定十分哀伤，容易触动诗人善感之心。陆游受家门和师门的影响，一生与道亲近，相信老庄、神仙和养生术。特别是政治上受挫、个人不幸时，就把学道当作栖泊身心、安顿性命的所在。陆游晚号“龟堂老人”并以“还婴”名室，都有很浓的道学气息。诗人学道虽勤，但最终未能成“正果”，这正是他性情的可贵之处。他毕竟是一个心怀天下、深挚热烈的性情中人。“学道当于万事轻”，说的是道家超世拔尘的观念，“万事轻”即不能过于执著认真。而陆游偏偏又是个执著认真的人，所以自感“力浅”没有通泰之定心，特别是容易激动，不能忘情，一个“情”字确实是陆游最具特色的个性。然而，令后人肃然起敬的也就是这个“情”字。三、四两句则照应题意，再次申足“情”字。诗人本拟修道养性、摒弃尘俗，然而听到溪头一声声的“姑恶”哀鸣，于是再也无法定下神来，孤独哀愁使他难以平复心中的感慨，不得不面对令人揪心的现实。诗以“姑恶”之声起兴，首句蓄势逆接，兴感之由却放在最末。文顺诗倒，这样写很有韵味。诗中的“姑恶”之声，有人以为是以对陆母乖戾的控诉。这样理解，似乎过于坐实。凄然之声所引起的凄然之情，本身是很复杂的。陆游是一个谨守封建伦常的孝子，即便他对母亲有怨恨，也不见得母亲死后多年记恨如此！从众多“姑恶”诗的用意看，伤感的意味是很浓的，其中当然包涵着他对前妻唐氏凄然离世的哀痛，所以一闻姑恶，情不可耐。这首“城南”诗，是诗人八十二岁秋天重游沈园时写下的，也是沈园悼亡诗之一，带有很浓的感伤色彩。诗人又一次走上了城南之路，来到已是断墙颓垣沈氏园亭。看到当年手题的墨痕已雨浸苔蚀斑驳模糊，追忆往事，禁不住感慨万千。诗人以孤鹤自比，既有暗用化鹤归来人事全非的慨叹，又有年老孤独形影独立的人生哀伤。这只孤鹤是多么希望在沈氏亭园找到一处栖泊身心、慰藉情感的净土。故乡的人民最能理解诗人这份心愿。重修后的沈园，亭榭池台焕然一新。以“孤鹤”为名的亭轩，与题诗墙垣面面相对，孤鹤已被簇拥在梅花的环抱之中，当不再流泪，不再孤寂。春游题下原有四首绝句，此是第四首。记录的是诗人嘉定元年（1208）寒食前后的一次比较尽兴的出游。他是乘小舟从城西镜湖三山出发的，遍游城东南二十五里处会稽山麓的禹祠、龙瑞宫，城西南三十里的兰亭，城西北的梅市桥等处，足迹几历故乡稽山镜水的胜景。这次带有回眸告别性质的旅游，本来是挺愉快自得的，前几绝中有“轻舟如叶桨如飞”、“放翁依旧醉春风”之句。但一到沈园就不同了：尽管沈家园里梅花繁丽如锦，诗人一踏进这洒下多少爱和怨的门墙，面对“半是当年识放翁”的梅花，游春之兴顿时都化为伤悼之感。诗人对花，又想起如花一样美丽的唐氏夫人：明知美人已作土，但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往事如梦如电，诗人对景不觉感慨人生的短暂匆促。几十年的生死恋情如白驹过隙，一晃而已。这是陆游有生之年为唐氏夫人咏唱的最后一支情歌。第二年冬天，诗人带着未了的情缘溘然谢世了。正如他直到临死还不忘收复中原一样，对前妻的思恋和伤悼都是至死不渝的，已成为他生命中的“情意结”。诸多的沈园诗，使我们看到了封建制度下诗人的悲剧婚姻所造成的终身悒郁和不幸。然而，在这个婚姻悲剧中，受煎熬的远不止陆、唐二人，还有一位方正贤良、与放翁过了半个多世纪贫贱生活、为放翁含辛茹苦养育了六个儿子的王氏夫人。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她生前固然没有得到陆游的爱情，死后陆游也只写过一首《自伤》的诗。除了“白头老鳏哭空堂，不独悼死亦自伤”两句是哭丧外，以后就再也没有半句悼亡的诗了。与沈园诗的缠绵哀绝相比，王氏无言的不幸，难道不是封建制度造成的又一出无辜牺牲者的婚姻悲剧吗？这同样令人同情和深思。《剑南诗稿》中涉及陆游沈园题壁的诗共有三首，这是最早的一首。据“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云云，可知沈园题壁的时间是绍熙三年（1192）。上推四十年，即绍兴二十二年（1152）。诗还暗示题壁时前妻唐氏夫人已趋“泉路”，沈园也已易主。壁上之词苔尘漠漠，早被好事者刻在石上。这以后，《诗稿》中尚有诗人八十一岁夜梦游沈氏园亭，八十二岁的城南诗两处提到沈园题壁的往事。从这些诗内证的材料看，陆游确实在沈园题壁，怀念的是当年曾游历于沈园水边梅下的一位心爱之人。这首诗写旧地重游的怅然之情，并用“河阳愁鬓”的典故，说明彼时是悼亡曾在沈园留下遗踪而已去世的前妻唐氏夫人（此时继娶的王氏夫人尚健在）。诗有明确的伤悼对象和感伤见证——壁上遗墨，但诗人没有明言题于壁间的“小阕”是哪一首。后人一般以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和周密《齐东野说》两家笔记的《钗头凤》说为凭。清代学者及近当代的一些词学专家则怀疑陈、周二家笔记的信实程度，认为《钗头凤》词意与唐氏身份不合，未必为沈园题壁词（详见《钗头凤》词点评），这就有了一段公案。不论壁间所题的“小阕”是哪一首，这一首七言律诗的伤悼意味是极其显明的。诗人在首联描绘秋景的同时，即以丧妻而多情的潘岳自比点明悼亡的题旨。颔、颈两联则详言“河阳愁鬓”、“林亭感旧”和“泉路无凭”的痛苦行状。题壁的墙垣因年代久远而颓坏，壁间的墨痕也苔痕斑斑，然而诗人却情怀依旧，不胜感慨。最后以佛龛前的一炷清香，表达未亡人对逝者的虔诚之感和一往情深。诗以怅然起兴，以敦厚收尾。此情历久愈深，不用刻意思量，但自然难以忘怀。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文学史上一些有浓郁感伤色彩的诗词作品，总特别令人关注。尤其是语涉悲剧爱情、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题材，往往更能牵动读者的心。像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陆游的《钗头凤》等，皆属此类题材之中的佼佼者。《孔雀东南飞》是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代言，《长恨歌》是白居易有感于李杨帝妃的爱情遇合写下的一首抒情长诗，惟独这首《钗头凤》，是陆游以个人感情伤痛的直接抒发。词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倾吐，嘘唏感叹，无疑更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词采用第一人称抒情的口吻，向读者倾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感情伤痛。笔调哀怨凄怆，悱恻动人。这首自创格式的新曲，在声情的把握上确实达到了“并茂”的效果。特别是“错、错、错”和“莫、莫、莫”两处三个仄声叠字的运用，更增添了抒情的力度和韵味，的确不失为一首感情投入的言情佳作。然而，历来的读者并不满足于对文本的解读和艺术品赏，除了体会文本所渲染的情调外，最感兴趣的还要算对本事的关注。这种兴趣有时甚至超出了对词内在意象之关注，以至于凡是选引这首词的选家笺注者，都无一例外地必须征引许多相关的背景材料。最早对《钗头凤》进行背景介绍的是南宋陈鹄、周密二家笔记。他们提供了《钗头凤》词是陆游沈园题壁词的说法，并描述了陆游和前妻唐氏沈园相会的情形：陆妻“遣黄封酒果馔通殷勤”。陆游受之怅然，不胜感慨，遂题《钗头凤》词于沈园之壁。虽然二家笔记所记沈园题壁的时间上大有出入，但两家笔记都一致认定《钗头凤》是沈园相会时陆游为前妻唐氏而作。读者因为同情陆游年轻时的婚姻悲剧，而对《钗头凤》词寄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赏爱。自清代乾隆以后，开始有学者对《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清人只表示直觉质疑，没有加以细考，所以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笺注陆游词时，曾怀疑《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可靠性。至20世纪80年代，吴熊和先生才从文本研究的高度，对词提出质疑的理由（《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学欣赏与评论》），系统阐述了《钗头凤》非沈园题壁词的见解。嗣后，又有周本淳先生《陆游〈钗头凤〉主题辨析》（1985年第6期《江海学刊》）相呼应，提出《钗头凤》非沈园题壁词，该是蜀中偶兴的冶游之作。词开头三句的“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暗合“凤州三出”，意指妓女之手纤白，公库多酿美酒，柳树青翠可爱，以“手、酒、柳”所构成的氛围与唐氏身份气质殊难调和为立论之本，再证以宋陈鹄、周密二家笔记多牴牾不足信处，使《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沿袭几百年的见解受到了冲击。词本以柔婉深幽见长，是很适合于抒写男女之情的。然而，从陆游平生的议论看来，他好像不太瞧得起这种倚声的文体，在自题《长短句序》中明显地表达出他菲薄这种文体的意思。为长短句作序时还称：“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渭南文集》卷十四）与致力于诗的编纂不同，陆游对词是很不经意也不重视的。他的词作不编年，这样就给后人研究平添了许多悬案。这首《钗头凤》词即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年代久远，缺少第一手资料的实证，关于本事争论可能还将继续下去。对历史人物陆游诗中就有“死后是非谁管得”之慨叹，没想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陆游也面临着这样的关怀。陆游故里绍兴市洋河弄口的沈氏园内依然梅柳扶疏，孤鹤轩前的一堵粉墙上，也赫然镌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词和唐氏的和词，供南来北往的游人欣赏，感叹！陆游在理性上对“酒边易晓”歌咏儿女情怀的小歌辞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感情上仍难以割舍对它的赏爱，不免尝试为之。陆游现传的词作中，接近花间词风的言情之作就有二十余首之多，其中不乏“向笙歌锦绣丛中”（《真珠帘》）觅得的即兴之作。如《鹧鸪天·南浦舟中两玉人》、《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采桑子·宝钗楼上妆梳晚》，等等，这些写儿女情态的词，刘克庄以为“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之上”（《后村诗话》），有的作品风格几近柳永，这首词可备其中一体。词是作者在乾道八年（1172）南郑宣抚司幕中即席赋就的，记录的是军中酣宴时“宝钗艳舞光照席”（《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一段遇合。词有“浴罢”、“藕丝裳”等语，当是夏日场景。上片写出浴，下片写奉觞。艳丽夺目的裙衫，扑鼻的芳香，薄如蝉翼的丝裳，以及肌肤的细腻、体态的轻盈，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印象。词人以水亭幽静处奉觞对酌作结来点破题意，说明这是席间即兴挥就的一首歌词。这首词体格轻倩，句式工巧，剪红刻翠，纯是词家笔法，写得十分香艳。与李商隐《无题》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情形虽近，但寄意却有所不同。陆游的词多一分即席的随意和感官的视觉刺激，少一分蕴藉的回味和低回的怀思。因为心境不同，故下笔也就各有轩轾了。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和西方爱情诗只是单纯的恋爱主题不同，中国的爱情诗词常常有独特的比兴寄寓。爱情诗词中如闺怨、宫怨题材，表现的往往是更深一层的人伦关系，如君臣的遇合、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寄托着深厚的政治情怀。陆游一些写儿女之情的作品也分两类。一类如上面所举的直写歌筵酒席、感情遇合的作品占绝对数，另一类是有所托喻的怨情诗，如这首宫怨词。虽只占绝少的份额，但往往写得深婉动人而有韵致。乾道九年（1173）秋冬时节，陆游从南郑前线调至四川成都，旋至嘉州。他在嘉州任上一连写了《长门怨》、《长信宫词》、《铜雀妓》三首诗，借宫怨以寄托政治上失意的遭遇，命意和这首词极相似。从词意看，这首以失宠妃嫔自比的宫怨词，很可能就作于乾道九年那个对陆游而言显得格外沮丧寒心的冬天。上片写寒夜独寝难眠的痛苦，围绕着一个“愁”字作层层渲染。先言寂寞冷落，寒夜辗转难眠，心想做个好梦“一晌贪欢”，但梦不成。再承“不成”写半夜揽衣而起，欲把新愁付诸笔端，字未写成而眼泪已溅湿了白纸。此愁以泪写就，可见女主人公内心的伤痛。而这份伤情之泪是因往日“承恩”与今天“余生”寂寞相对比而激荡出来的。下片转写心中幽恨，亦由眼前实景说起。灯花向人报喜，女主人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更触动了心中的怨情，一种莫名的苦涩涌上心头，以至于视灯花为无端捉弄愁人。意思是说，在这种时候灯花落下，还有什么喜事可报？如今住在近在咫尺的冷宫内，是再也见不到君王的了，心理上的距离何止万里。她叹君心无常，恨命运不公。高楼多悲风，危栏难久倚，这是痛苦的生活给她的最终启示。所以最后三句“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冲口而出，怨恨之情溢于言表。有人批评这一类句子“更无一毫含蓄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不够温柔敦厚。殊不知，质言无忌，这正是词人此时心中怨恨决绝之情最个性的表露。这种抒情方式，与辛弃疾的失志怨词《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式的景语相比，虽稍逊含蓄蕴藉，但未尝不失为感情凄惨时的一种心声的迸发。这首带有明显政治寓意的宫怨词写得幽折多情，吞吐呜咽，口吻肖似。既见词人款曲多姿的描摹功夫，又见深沉幽微的比兴大义。在夏承焘、吴熊和在《放翁词编年笺注》前言《论陆游词》中以为：“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所言极是。因这年正月，王炎罢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自后再不起用。陆游有此感叹，自属情理之中。江头绿，暗红稀，燕交飞。忽到当年行处，恨依依。 洒清泪，叹人事，与心违。满酌玉壶花露，送春归。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已不可考，从词意看也为伤春伤情之作。从“燕交飞”等语中看，其中可能还蕴含着放翁的一段遇合。有人把这首词与《风流子·佳人多薄命》（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是伤其妻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已予驳正）放在一起看，以为可能与放翁伤悼前妻有关，也许这只是一种猜测。从陆游写儿女情怀的词作看，绝大多数是与“红巾翠袖”有涉。在词人政治失意、仕途坎坷、陷入苦闷境地时，也不乏寄情风月、偎红依翠的创作。以致词人在为自己长短句作序时，颇悔少作，对苏轼词中某些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也表露出夷然不屑的意思，视为游戏笔墨予以否定，尽管他自己也曾写过这一类作品。《上西楼》（一名《相见欢》）就是这类词中写得比较婉藉清丽的一首。词情景交融，柔情脉脉，别恨依依，虚实相间，独具一种含蓄哀婉、欲说还休的韵致。风格“纤丽处似淮海”（杨慎《词品》），值得一读。这首乐府歌辞明显地受到李白同名乐府《长干行》的影响。李白的《长干行》以长干女子的口吻诉说了爱恋、结婚、别离、相思的全过程，依次叙来，曲尽其妙，儿女情怀，历历如绘，深得唐诗丰腴浑成的风韵。陆游此诗，虽从李白诗意中化出，用长干女子的口吻叙说她的婚姻状况，但诗写作的重点已不在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许多说事议论的成分，使诗重心转向翻新立意，更多地体现出宋代爱情诗的特色。诗除首尾两处描写外，中间部分都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塑造长干女子美丽的形象。这是一位身着绿色罗衣、石榴花裙的漂亮女子，她不但色艺俱佳，而且还是个很有个性、很重感情的人。她鄙视权豪，不为金钱所动，拒绝了侯门的重金礼聘，宁可嫁给一个没有社会地位但自己钟情的商人，忍受着“朝朝问水神，夜夜梦三巴”的离别之苦和牵肠挂肚的相思之情，也不愿身居侯门，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相处，表现了长干女子强烈的爱情观念。诗最后一句描写女主人公站在庭花之下，以袖障额，举目远眺。春风吹乱了她的鬓发，她却浑然不觉。这两句与开篇两句外貌描写相呼应，十分形象生动，使这首爱情诗在标新立异的同时平添了许多情韵。这首诗笔法近似王安石的《明妃曲》，均以第三人称代言体抒写，有别于他的沈园系列，是继承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因此有人视作抒怀。然而，不管诗人寄意如何，诗毕竟以言情为本。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活泼生动，撇开任何比附，单纯地看，也不失为一首个性鲜明的爱情诗。这首小诗写于淳熙八年（1181）夏天陆游罢职闲居山阴故庐时。在这之前，陆游在仕途上连遭弹劾，不久前又因“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的罪名被权僚再次排挤，失去了谋职的机会。诗人心里非常气愤，在乡闲居，借酒浇愁，写下了许多激愤之作。这首饮酒小诗，却是彼时郁愤心情的另一种写照。玉宇沉沉，夜阑人静，没有月色的夜显得特别昏暗宁静。诗人一人坐在危楼高阁之上，临风把盏，浅斟细酌，独自品味着人生苦涩的滋味。高处不胜寒，又是夜坐独酌，这份孤寂无言的心境，惟天地可以明鉴，惟有杯酒可以相狎。他把杯中之酒看作是来自云表的清露，可以涤怀荡胸，洗清世俗的烦恼愁闷。“幽人”，隐者也。诗人以“幽人”自况，本不应该有那么纷繁的“肺肝”之念。惟其品格高洁，却横遭无根之谤，故“幽人”也想借这来自云表的一壶清露，湔洗这不白之冤和满腔愤怒。他要向天地剖白如冰心玉壶般的心怀。后两句诗的意思与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意相近，也是心迹双清之词。与陆游集中其他鲸吸豪饮、狂态毕露的醉歌不同，这首夜坐独酌的小诗显得特别冷静理智。笔法也含蕴有致，别具一种清朗雅洁的风度。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乾道八年（1172）十月，王炎被召，幕僚星散，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词人自南郑赴成都任，途经葭萌驿写下了这首词。词以“痛饮”起拍，抒写了醉后投宿驿站的凄凉情景。上片“日暮”几句点时间、地点、气候、环境，营造氛围，是一般记行词习见的写法，但词人在环境的渲染中特别注意主观感情的渗透。王国维评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郴州旅舍》的“有我之景”，因“以我观物，故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此词亦复如此。词人触目所见，无不含有凄凉感伤的色彩。陆游在南郑期间，曾多次经过葭萌古驿。诗稿中也有记行诗，惟独这次写得最凄况悲哀。日暮时分，积雪生寒，山驿凄凉，词人感到异常的孤独、寂寞，于是便想借酒驱寒，排遣心中的忧郁和惆怅，所以到江边痛饮大醉。词从“日暮痛饮”过渡到“灯昏独寝”，都有一种借酒浇愁、欲遣不能的悲愤。下片写醉后独寝时的感慨。用当年“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的美好记忆，与今天“新寄断锦”、恩断义绝的现实相对照描写，使怨愤失落之情更加可感。词人在此借用“比兴”手法，暗指曾经轰轰烈烈的北伐计划终成画饼的失意。正如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抒怀那样，将身世之感并入艳情，突出词人的心理感觉，使怨忿之情更加深婉，富有内涵，同时也使得上片发端的无由“痛饮”有了归结。陆游此次从南郑赴成都是携带家眷同行的。因为心中惝怳，所以词中致力渲染“灯昏人独寝”的孤凉滋味，又用闺情抒写政治失意。这类比兴手法不仅为辛弃疾等爱国词家所惯用，连对词怀有“不屑之意”的陆游居然也乐此不疲。万景楼位于嘉州城畔的高丘之上，前临大江，四望空阔浩渺。范成大《吴船录》推誉为“西南第一楼”。陆游在代理嘉州知府职务期间，也经常在此“倚遍临江百尺楼”（《次韵师伯浑见寄》）。乾道九年（1173）重阳节，诗人还与朋友在万景楼上览景会饮，并写下了这首登楼醉歌。这首醉歌写得气魄宏大，境界奇幻。诗人雄踞于百尺高楼之上极目远望，但见四面栏干之外，烟云空阔，浩瀚无际。他手把着白玉酒杯，一边斟饮一边观赏着四围的景色。饮到好处，渐入佳境，心荡神驰。杯在不停地摇晃，给人以一种手扶白玉栏干在水面上浮动的感觉，于是自然地进入“身游水精宫”的幻觉世界。酒至酣畅处，诗人在江楼豪饮鲸吸的已不是杯中之物，而是在吸纳天地间的日月精华。这自然江山的灵气进入诗人胸中，涤荡一切，使人感觉无比清新澄明，胸中豪气也如群峰汇聚，郁勃峥嵘。诗人以江河为饮，以万象为客，大气包举，吞吐八荒，豪气冲天，喷薄之势如虹霓横空出世，足令世间平庸之人惧畏震慑，惊恐万状。这些蝇营于世的凡夫俗子又岂能容忍伟大的存在？屈原曾经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因不满于世俗的恶浊，又不愿随波逐流，最终投身湘流，保全了自己高洁的品格。陆游在现实中，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投降势力正占据着要津，哪里有他的立足之地？“此翁”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履之途的凶险，而且更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不与世俗小人合作，继续保全自己伟岸的浩然之气：呼青鸾，驾万里长风，腾空出世，脱离这个龌龊的尘世——选择了一条与屈原不同的道路。这种愤世超脱之举，与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颇有神似之处，均表示了对世俗的遗弃与鄙薄。诗因醉增色，以气取胜，刻画酒后醉态十分成功。“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两句，设喻想象奇幻，醉态颐人。至于后面的“江山入胸中”、“吐出为长虹”，更是出语惊人，气象盖世。与诗仙李白在宣州谢朓楼上“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醉态，还有鬼才李贺描述秦王饮酒“酒酣喝月使倒行”的狂态相形，各有奇趣，各臻其妙。值得一提的是，这首醉歌所营造的意境，更有才气超逸、气象开阔的特点。诗中的豪言，不仅是因酒醉后思维受到刺激的缘故，重要的是诗人胸中本就涵养着吞吐八荒、神游四极的浩然之气。诗人一直有穷江河之源的气魄，入蜀后，此地之山川相寥，气象万千，浩浩莽莽，非常人所能想见，遂大开眼界。蜀中郁郁森森的原野大川，涵养了他胸中的豪情，开阔了他的创作境界。于是诗风为之一变，雄肆开阔成为蜀中诗的特点。古人评放翁诗最重气象：“放翁之胸中，吐纳众流，浑涵万有，神明变化，融为一气，眼空手阔，肝肺槎枒。容王导辈数百，吞云梦者八九。此乃放翁诗，非诗人所能为者尔。”（杨大鹤《剑南诗钞序》）这首醉歌气势超迈，有往来排拓的境界，风调极似李白的《月下独酌》。音律节奏舒缓，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写得比较舒展。所不同的是，李白的独酌意在表现遗世拔俗的自适与自得，而陆游在醉歌孤傲之中，还是掩饰不住“无处著身”的愤世之情。陆游在淳熙元年（1174）转任嘉州、蜀州、成都、荣州，人如飘蓬，徒为闲职，一事无成。为此他内心非常苦闷。仅这一年间，以酒为题的抒怀诗就有十几首，其他连类而及的饮酒诗不下数十首。自言：“百年自笑足悲欢，万事聊须付酣畅。有时堆阜起峥嵘，大呼索酒浇使平。”（《饮酒》）这首《江上对酒歌》就是这一年秋天在成都写下的。酒在诗中既是伤感的诱因，又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抒情线索。诗一开始写得非常感伤：“对酒不能饮，苦泪滴酒觞。醉酒蜀江中，和泪下荆扬。”短短二十字中，“酒”凡三现，“泪”洒二次。而且这个“泪”是“苦涩”之泪，滴落在酒杯里，眼泪和杯酒一起融入滚滚的江水之中，东流荆扬。前四句总起，由饮酒而起兴，情动而神伤。中间八句承上而写荆扬一带的山川形势，列举长江沿岸军事重镇武昌、九江、南京等地有利的军事条件。高大的战船镇守在九江口，武昌一带山川相缭，地势险要。金陵的石头和钟山更是虎踞龙盘，郁郁苍苍，这是自然之势。“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二句，则显示我水师巨大的战斗力。既有江山地利又兼天时人和，为什么不一试锋芒？以此为根本，可打败来犯的金人，直至克复中原。诗人一想到此，顿时心潮澎湃，斗志昂扬，情绪也变低迷为激奋向上。最后四句表达克复中原的强烈意愿。诗人要草檄一篇，为国平定河山，收回失去的“旧都”和“旧疆”。这首五言古诗思路连贯，一韵到底，意脉分明。场景由近及远，抒写由景入情。诗人在江上饮酒触景伤怀，动情处泪滴酒杯，杯倾江中。于是眼泪和着杯酒随着东逝的江水，联想到东南形胜，仿佛看到了我军平戎的实力。于是肝肠俱热，酒和泪都化作一腔忠愤之情，报国之志，诗歌就在慷慨赴国中结束全篇。诗铿锵有力，气势伟岸，对酒作歌，有感伤但不颓废。是酒激发了诗人“壮心未肯成低摧”（《池上醉歌》）的豪情，变低徊感伤为力量信心。读这样的酒诗，读者当然不难体会这位爱国诗人深沉的“醉翁之意”。陆游有的以醉命题的诗似醉而实非醉。因为诗人在写作时，不但头脑清醒理智，而且抒情的脉络纹理、思路异常清晰连贯，一字一顿，爱憎分明，毫不含糊。所谓醉者，只是凭借酒力，可以更淋漓痛快地发泄心中的愤慨罢了。这首醉歌作于绍熙元年（1190）诗人六十六岁闲居山阴农村时。这年年前，陆游被谏议大夫何澹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弹劾，斥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的职位，落职回乡，心中一直很憋气。一方面以“风月”名小轩，作诗自嘲以示抗议，另一方面还写了不少述怀诗，这首醉歌可以看作诗人彼时的情绪标本。也许正因为醉意醺然，才能激活诗人被压抑的思维，于是新愁旧怨一齐涌上笔端心头。诗人自言“读书三万卷”、“学剑四十年”，但到头来书束之高阁派不上用场，剑连敌人的边都没挨着，更谈不上杀敌复国了。他感叹自己既不能化为长虹廓清天宇，又不能变成疾风给六月的炎夏送来冰雹的清凉。接着十句写的是诗人对朝政的批判和自己内心冲突的剖析。“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两句触目惊心。陆游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公卿可叹善谋身，当时误国岂一秦？”痛心朝中大臣只为个人利益打算，明哲保身，闭口不言北伐，谨守丧权辱国的和约，致使“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更为可恶的是，这些靠和约苟安的执政者，竟把淮河、淝水当作边界，把开封、洛阳看作是异域他国，早已把沦陷的中原山河忘得一干二净！诗人一想到此，就呜呼纵叹，气愤得连滴酒也难以下咽！然而，诗人毕竟是一个坦荡的人。他在批判朝政的同时，也勇于直面自己，解剖灵魂，回顾以往“辛苦为斗米”的仕宦生涯，为了衣食他也不得不“敛版靴双脚”，过着仰人鼻息、拘束个性的生活。特别是有的时候，心里虽然是非明了，但话到嘴边总是来不及应对，唯诺了事，对自身内心矛盾冲突的深刻剖析，表现了诗人的坦然与理性。这几句有激烈的批判和揭露，又有深刻的反省和回顾。诗人因指斥时弊而遭免职。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眼下落职赋闲既老且病，然终于不用受人拘束看人脸色行事。“羁鸟”复归自然，被束缚的个性得到回归，岂不是一种幸运？虽头童齿豁，总算可以仰天吐气，理直气壮地做人。诗最后部分慷慨激昂，既表现了诗人坚定不移的意志，又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远见与卓识。文学史上不乏以善饮著称的诗人：曹植斗酒七步成诗；阮籍酣饮为常，愤世嫉俗；陶渊明归隐东篱，最多酒诗；贺知章金龟换酒，醉后属词，文不加点，挥洒自如。李白更是饮中之杰，是“斗酒诗百篇”的酒仙。这些诗人都才华横溢嗜酒如命，留下了无数令人激赏的诗篇。在宋代诗人中，陆游也算是一个与酒很有缘的人。他生长在黄酒之乡绍兴，青少年时就以豪饮出名，自称“少年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同何元立赏荷花追怀镜湖旧游》），当时因豪情过人、诗酒齐名而被誉为“小李白”。《剑南诗稿》中以酒命名、以醉为题的诗比比皆是，就数量而言绝不少于他的记梦诗作。在陆游笔下，“诗囊”与“酒壶”常常是形影不离、相从相随的，因为“耳熟酒酣诗兴生”，“遗醉纵横驰笔阵”。酒能助兴，在醉意酣兴中，最能发挥他天才的想像力和过人的才情。这首在成都时写下的醉歌，借酒抒怀无所拘束，淋漓酣畅的笔墨洋溢着壮浪奔腾的激愤，有着平时难以到达的境界——诗显然得力于酒的兴奋。诗人在醉后落笔的刹那间，一生曾经令人兴奋的场景像电光般地一一闪现在他略呈醉态的眼前：前年在东海脍鲸，白浪如山，气势豪壮；去年在南山射虎，深夜归营，雪满戎装；今年摧颓可笑，白发苍颜，自己连镜都懒得照。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式，在简单平实的陈述中却包含着似真似幻、非真非幻的感觉，这就是醉歌特有的魅力。在这里，醉态可掬的诗人之所以这般如数家珍似的陈言，只是想让时人明白和了解他曾经拥有的“豪壮”之情和“惊世”之举。他即兴的夸喻和虚拟，无非是想形象地证明他的胆气和魄力，让辉煌的过去和落魄的现实处境构成更大的心理落差和形象对比。在感今怀昔的对比之中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这三组时空意象所构建的自我形象很有点戏剧意味，读者在此既可艺术地观照陆游走过的历史足迹和眼前实际面临的境遇，又可包涵他胸中理想和现实的种种冲突摩擦。在“前年”、“去年”、“今年”的时间和空间流程中，读者览阅不同面目、情态各异的画面，从而感受体会诗人运笔抒怀时的郁勃之气、跌宕之情。这类笔法看似简拙，实则单纯中隐含机巧。三个排比句式一气奔腾，跳荡相承，势如滚雷。诗人无一字及醉，但醉后气势还是扑面而来。“谁知得酒”句异军突起，第一次点题就使诗豪兴陡增，狂态毕露。“脱帽向人时大叫”写醉后豪放狂癫之态，只七个字就写活了放翁精神。这是诗人醉中信手泼墨写就的自画像，一个狂放不羁、桀骜不驯的诗人形象在酒后神采毕现。这种狂逸之气、神来之笔得力于酒的催化，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诗的最后四句写酒醒梦回后的感慨：醉中虽痛快，梦里虽逍遥，但毕竟是一时的刺激，最终都不得不返回现实，面对清醒。诗人满怀着扫平逆胡收复失地的志向，但最终无以伸展，一如被锁在床头剑匣中的孤剑一样徒然殷殷作声。刚伴随着酒力燃烧起来的希望与豪情，在破驿昏暗欲灭的残灯和三更打窗的风雨声中，显得格外的孤寂无援、悲凉难堪。整首诗运笔至此，狂逸豪放之气已转化为一种抑怒峥嵘的不平。最后对破驿孤灯风雨的场景描写穷形极思，极具顿挫之妙。寓狂态于哀戚凄清之景，摹画有力，一抒到底，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赵翼说：“放翁古今体诗，每结处必有兴会，有意味，绝无鼓衰力竭之态。”（《瓯北诗话》）确实是中的之评。这首诗感情充沛，笔势纵横。诗人感今抚昔，不胜感慨，借酒抒情，笔势痛快淋漓，气概冲天凌霄。虽是醉中走笔，但章法井然，句式参差可观。开首两联二句一转韵，平仄互转，中间最后都是四句一转韵，也是平仄相间，声情激越，铿锵顿挫，感情大起大落，形象对比强烈，时空跨度大。此种抒情方式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堪称放翁七言古诗中的杰构。陆游在晚年的《疾衰》诗中曾这样诉说他与酒的交情：“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酒是他生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诗是他生命的见证，那么酒诗更是他情感生活的一面镜子。在陆游笔下，酒曾是旗鼓，可以鼓励士气激发他爱国杀敌的斗志，又是他表达喜怒哀乐的媒体：梦中获胜时，欢饮一斗高歌一曲，遣天山健儿纵情歌唱；志向落空时，又借酒强抑愤怒，弹压胸中十万甲兵。诗人面对美酒，直如面对一位知交，总是敞开心扉尽情倾诉。《对酒叹》就是诗人失意时对这位“百年知己”的又一次真情诉说。诗写于入蜀的第五个年头。这年，主战的王炎遭诬被罢，宰相虞文允也死了。朝中权贵只知扩植私党，根本不顾国计民生。主持北伐的人越来越少，诗人满怀的愿望眼看就要在蜀中落空。时不我待，壮志难酬，诗人满怀愤慨只能对酒浩叹。诗以极清醒的两个对句开笔，联类而叹，道出借酒浇愁而无法摆脱的内心痛苦。前一句起兴，自然引出后一句的愁绪，并照应题旨，从而体现歌行体诗比兴开篇的写作特色，给人以强烈的情绪感染。作者先诉说自己伟大抱负、远大志向无法实现的苦闷，然后再表明自己坚定的意志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遭遇。中间主体部分诗情激荡，异常亢奋。古人有男儿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可诗人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现实？“我欲北临黄河观禹功”、“又欲南适苍梧吊虞舜”两句，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他有志不得伸展的内心苦闷，字里行间都蕴含着诗人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于现实的否定与批判。“惟有”句以下，则表达了诗人不屈的个性和在逆境中生存奋斗的勇气，与前面“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相呼应，显示了作者坚定的意志和任何外界因素都无法改变磨灭的男儿本色。当然，从“千金轻掷重意气，百舍孤征赴然诺”和“或携短剑隐红尘，亦入名山烧大药”等句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酒后的意气与冲动，潜意识中对访道任侠的印象和兴趣，流露出他对侠士复国平天下的殷殷希望。然而，希望毕竟是希望。不管醉中是多么豪壮，陆游一回首现实就不胜感慨。诗的最后几句，极力表现了耿耿不得的苦闷情绪。于是饮至半酣，勃然长啸，高歌一曲，声如金石分裂，震惊四座。诗以长啸收尾，犹觉悲音荡漾不绝于耳。这首醉歌开篇深沉，中间慷慨激越，收尾悲壮有力，一唱三叹，感情起伏很大。诗人为了有力地表达这种感慨，间用参差不齐的句式，在错落中表现不平之气。在叶韵上，基本以入声为主，间以二句平声韵，使之抑扬起伏，声情并茂更富于变化，深得李白七言歌行体诗自由奔放的精髓。这是一曲借酒发泄人生苦闷的悲歌。有痛苦牢骚，但不消沉，有愤怒狂放而不失豪壮，是陆游歌行体诗中写得最有气势的作品之一。淳熙元年（1174），陆游再次来到成都，闲居在多福院的僧舍里，过着“归来炷香卧，窗底看微云”（《雨中出谒归昼卧》）的闲淡生活。僧院环境清幽，借住僧舍读书养性，对一般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雅事。陆游年轻时就常在禹迹寺、云门寺等处借读，问题是此时却属另一番心境。诗人在亲历了南郑军幕跨鞍刺虎的壮快生活后，又不得不从前线调回成都，有奔波之苦，无尺寸之功。旋又辗转于蜀州、嘉州、荣州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两年后，又回到成都，借住于多福院。这时，多福院僧舍的晨钟暮鼓再也无法平静陆游焦躁不安的心。他壮快过，所以不想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更不甘平庸无为，在无所事事中打发光阴，因此感到失意、郁闷、不堪忍受。他一直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宣泄的机会，于是饮酒便成了惟一的突破口，借狂饮痛醉，一伸心中郁塞不平之气和怀抱的人生理想。前十句非常坦率地宣称他的人生理想和自我期望，其中交织着不遂后的失意与落魄。他认为人生不能像安期生那样飘然出世，就得像李西平那样有所建树。这两种人生价值的生活目标虽相去甚远、截然不同，但都称得上轰轰烈烈、名扬天下。从诗提供的感情倾向看，诗人的选择无疑是后者，是以入世者的积极姿态出现的，但他并无意否定安期生式的人生境界。两者是共存的，是可供选择的两种生存方式，只不过前者于己不合，所以仅作为一种陪衬提出：要么像安期生那样入海骑鲸，隐遁游仙；要么像李西平那样手枭逆贼，青史留名。但现实中的陆游既不能得道成仙，也不见用于世，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年过半百，白发丛生，徒然猬居在锦官城的一个古寺僧窗下，面对人生之秋，只能像寒蝉一样作痛苦的悲鸣。一个曾经气吞长虹，又在南郑前线跃马搏虎有过一番壮举的志士，竟落到这种地步，无怪乎异常憋气难堪！诗以抒怀起兴，又以对胜利的期待收笔。中间虽有牢骚块垒，但终究不掩整首诗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豪气——悲中见豪是这首醉歌的难能之处。这首七言歌行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诗的特点，大开大合，取象豪迈，气势纵横。后人推为陆游集中的压卷之作，当不为过言。可能梁启超“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读陆放翁集》）两句诗，更切合陆游此诗的写作心态。在落日虚静的僧窗前，写出这么一篇慷慨激昂的醉歌，本身是一个让人拍案惊奇的奇迹。在陆游的诗集中，有许多醉后草书作歌的诗篇。诗人醉后挥毫，神采飞扬。他曾把自己比作擅长酒后泼墨的书癫张旭，无酒不成草，有酒即能歌，酒能“洗我堆阜峥嵘之胸次，写为淋漓放纵之词章”（《醉后草书歌诗戏作》）。诗人还以瘦蛟出海、风樯破浪、宝刀飞舞等比喻，形容醉中遒劲横放的笔势，把自己的醉后草书形容得眼花缭乱、出神入化，以致后人有“不以书名，而草书横绝一时”（赵翼《瓯北诗话》）的印象。这首诗想象更是出奇，诗人以作草喻作战，提气运笔，满纸风云，恰似参加了一场蓄势已久的酣战。诗从醉后落笔，气势雄放。头两句“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口出豪言，写得十分自信豪迈。把自己看作“胸中有数万甲兵”的边帅范仲淹一类的人物，说自己磊落雄阔的胸中也藏着出奇制胜的平戎韬略，只是苦于无法施展才愤愤不平。写这首醉歌时，陆游正在成都范成大幕中任参议官，离开南郑征西军幕已整整四年有余。范成大与陆游私交甚好，但也只是一个安于守成的制置使，除了屡屡招邀陆游一起游宴赏花外，很少赞襄军务。这对欲试锋芒的诗人来说，当然会有一种“空峥嵘”的喟叹。现实生活中平庸无为，一有机会便会化为醉后的肝胆壮烈：“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诗人醉眼蒙眬，捉笔如执刀戈，精神振奋。酒好像是鼓励士气的军旗和战鼓，笔墨顿时化为战场上明晃晃的刀枪，气势如银河从九天而落，又如神兵从天而降。这两句写得奇崛奔放，既写草书又承用兵之喻，展开丰富的想象，不即不离，笔墨回旋有力。“端溪”句轻轻一带，烛光下似在泼墨作草，但“射”、“飞”、“纵横”等动词又分明给人刀光剑影、兵戎相接的动感，让人呼吸到浓浓的战斗气息。“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写诗人一会儿收卷把酒，恰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在审视刚才还烟尘四起的沙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万里疆场又恢复了和平和安宁。诗从开头至此，都采用双线并行、两头齐进的笔法，描述作草与作战两种意象，一显一隐互为映衬，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和旗鼓相当的感觉。最后四句，才由隐而显，一一归结到诗人没齿不忘的北伐主题上来，虽说过于直白，却也是心声的吐露。这首醉后草书歌，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在众多醉草诗中以构思别致、设喻贴切著称。读者既可从中领略其出神入化、奇幻无穷的狂草艺术，又可深切地感受诗人胸中一腔炽热郁勃的磊落正气，不愧有一箭双雕之美。陆游因酒而得名，被人誉为“小李白”，也因酒而得罪，以“恃酒颓放”的“罪名”遭劾落职。想来酒与诗人是有缘的。因为写诗需要激情，而酒能使人兴奋激动。在半酣半醉之际，人最容易摆脱意识的束缚，使大脑皮层优势兴奋区之外的抑制区也兴奋地运作起来，从而冲破一切显意识的抑制禁锢，达到忘我超我的境界。这种艺术创作感觉，被看作是开启灵感、展现个性的最佳状态。陆游在四川期间，特别钟情于饮酒，自言无酒一日即堪忧，“平生得酒狂无敌”（《无酒叹》），“先生醉后即高歌，千古英雄奈何我？”（《一壶酒》）对酒高歌之时，往往是失意潦倒之时。从某种意义上讲，酒诗醉歌实是他苦闷人生的一种见证。这首醉歌一共十六句，分两个部分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慨。前八句写蜀中八年报国无门的痛苦，作者以三更之梦来反衬现实的无望。后八句写白天的佯狂买醉，来反击攻讦者的讥弹，使人们透过“燕饮颓放”的表象，体会诗人忧国伤时的一片赤诚。无论是上半首的抚枕大叫，梦中夺关，枕席遗泪，还是下半首的豪饮纵博，信手枭卢，目光烂烂，都是蹭蹬不称意的形象化表现。梦后席上之泪和白天杯中之酒，是同一种爱国情绪的两种不同的心灵外化形态。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就未免辜负诗人的一片苦衷了。陆游的对立面，往往抓住燕饮颓放大做文章，是因为他们怕诗人醉后吐真言，无所顾忌地指摘时弊，揭穿温情脉脉和戎面纱下的投降路线。陆游性格本来就属外向，不会掩饰情绪，饮酒之后更是锋芒有加，咄咄逼人，说一些统治者不中听的话，使执政者甚为尴尬。所以只有指责诗人的“颓放”，才足以证明他们“方正”岸然。其实，苟安者醉生梦死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根本不把国土沦亡、中原痛失放在心上。这些狂溺酒色之徒，与陆游以酒遣愁、枕上挥泪的忧国情怀相比，差别何止天壤？所以，读这一类诗，更应深入领会诗人“嗜酒不为味”的一片衷情。诗人善醉也善于言醉，他的大多数醉歌都属于悲愤悒郁类型。陆游的醉歌，言愁抒愤一般比较写实，不像李白醉歌那样空灵放逸，惟独这首诗很有太白风味。从虚处下笔，言愁而不点破，夸口游仙，充满幻想神奇的色彩，而又不失自身的风范。诗横空落笔，从神话传闻写起近似游仙。先言愁之大：这个愁似乎有容积，九州之外再加上大九州的空间仅能容纳他的愁。再由愁言及酒：愁如此之大，酒当然也不是“论日”买所能抵挡，幻想的思路自然而然地引向浩瀚的银河，以银河水酿酒还差强人意。有酒以后，须设宴请客酣饮。于是作者想象以“万斛玻璃舟”作酒杯，在神仙住的“五城十二楼”大摆宴席。“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陈设非同凡响，也须从大处着眼。诗人先请织女用五色祥云亲手织就云绮锦罗，再裁制成漂亮的衣服，穿戴整齐后邀请北斗星入席，彼此对酌畅饮。“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极尽仙境欢娱。然而，这仅仅是仙境的感觉，如果下视人间，则“更变千年如走马”，不知得几回沧海桑田！诗人醉后还驾着虬龙拉引的车悠闲地在天界漫游，还下至传说中麻姑居住的玄洲仙境与之嬉戏。忘情得意处，大有麻姑搔痒的心理感觉。就在诗人正想与传说中的人物一样骑黄鹤、吹玉笛羽化登仙，悠闲欢快地往来于天界时，忽然看到了他所眷恋的现实世界，心中总是难以抹去这样一个念头：那就是再过剑南上空时，一定要在此稍作停留，重温一下锦江江楼上吹笛饮酒的情景。饮酒这条线索是明的，而情感这条线索相对隐约。除篇首言愁之大以外，中间几乎无一言及愁，给人的印象是诗人在笛声悠扬中步入天庭作欢快的旅行。直到煞尾处才轻轻一点，说即使成仙，亦难以割舍与剑南的尘缘。醉中之言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当时的复杂心境。写这首诗的时候，陆游在成都已接到了都下八月书报，将移牧叙州（今四川宜宾），戍期尚在明年冬。接到任命书后，陆游心情很矛盾：一方面由于久居在外，思归之心甚切，叹息得官后“故里归期愈渺然”（《得都下八月书报蒙恩牧叙州》）；另一方面对剑南确实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在去留两难之间陷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式的困惑之中。事态的发展却出乎陆游意料：第二年（1178）正月，孝宗皇帝“念其久外，趣召东下”，陆游才得以如愿东归。然而事情就是那么矛盾，诗人东归后“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陆子虡《剑南诗稿跋》）。其情形于诗发为咏叹，还把平生所得诗稿以“剑南”命名，以示对这一段生活的珍视，这正好应验了他江楼醉酒后的预言。陆游曾学过道，对神仙境界一直怀有奇想和好感。这首诗用神话传说为素材，发挥奔放的幻想，抒情空灵放逸，是一首别具浪漫色彩的醉歌。诗写于淳熙六年（1179）五月。陆游在建安（今福建建瓯）任上，留意到当时权豪不念国事，一味贪图酒色的奢靡生活，心中十分忧虑。诗人目睹于此，岂能作袖手状，于是慨然而发。诗依次分三层抒写。头四句用许多艳丽、华美的词藻渲染宴饮场面的宏大豪奢。有“绿酒”、“芳樽”、“沉香”，又有千金“宝裙”做伴，“清歌”撩耳，“美人”侍宴，好不热闹体面！众人皆一醉方休，尽情觅欢，惟有诗人惨然不乐。诗人原也爱酒，他可以借酒浇愁一抒悲愤，但他看不惯这样毫无心肝的酗饮狂欢。中间四句由“不乐”引出“惨然”的原因：中原沉沦，北伐无望，那些嘴上嚷嚷抗战的人，并不见得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而那些死去的志士却再也不可能复生了。口头空谈的人，在宴会上才暴露出真实的嘴脸：弹冠相庆，喜形于色，一味淫乐。诗人有感于此，于是在最后四句中提出劝诫，借用《后汉书·马援传》中常常引到的一句自勉的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隐劝士大夫不要沉溺酒色。眼下大敌当前，中原尚未恢复，男儿应为国而死，岂能留恋酒色丧失斗志？现在远不是举杯庆贺的时候，等到生擒胡虏胜利的那一天，再“华堂乐饮”还来得及。诗人在《跋花间集》时，曾这样批评南唐君臣的浅酌低唱：“方其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这个宴饮场面，不就是南唐士风的重现？南唐与南宋在国势上的确非常相似：都偏安江左为北国附庸，而士大夫游宴之风盛炽。陆游把它摄入诗中，既有讽喻时政、抨击苟安的意思，更有垂戒后世的深意。陆游个性狂放，嗜酒如命，也是一位斗酒诗百篇的人物，他平素最喜欢草书，草书驰骤挥洒，如狂澜奔涌龙蛟飞舞，不受束缚。他作草时，也和张旭一样必须有酒壮色，方酣畅淋漓下笔有神。这首草书歌刻画的就是诗人大醉后挥毫狂书的情态。五十八岁的诗人落职闲居在山阴农村，一腔郁愤“闲愁万斛”无以名状，只有举杯酣饮。“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先言酒量之大、酒缘之深，后言闲愁之多，极尽夸张之能事。在此，我们除了应体会诗人纵横排宕的气势外，还应特别注意“闲愁”两字的内涵。古代诗人笔下的闲愁是一个很笼统的意象，既有“刻意伤春复伤别”的离愁，又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式的文人感伤，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穷无尽滚滚不息的亡国之恨。陆游下笔向来大气，在写这首诗时，前后有不少诗表露心曲，如“交旧凋零身老病，轮囷肝胆与谁论？”（《灌园》）“莫倚壮图思富贵，英豪何限死山林。”（《夜闻秋风感怀》）“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从这些表白中，我们不难理解陆游此时的闲愁，是指对北伐无成的忧虑和壮士虚老的悲哀。这种强烈的感伤，使倾家而酿的三千石酒也无法浇灭，所以大醉后即形于草书。诗人提笔四顾，目光如电，风云入怀，但觉天地狭窄。醉后作书，胆粗气豪，目空一切。“神龙战野”，“奇鬼摧山”，想象独特离奇，很有李贺酒诗奇诡的风格。在此用以形容龙蛇夭矫、狂放奇崛的笔势，突出泼墨挥毫时遮天蔽日、昏天黑地的主观印象，极生动有神。笔墨酣畅处诗人索性脱帽露顶，捶床大叫，一如草圣张癫创作兴奋达到高潮时的模样，这淋漓醉墨岂是这小小吴笺蜀素所能容得下的？此时只有将这气吞云梦之势挥扫在高堂三丈壁上，才足以表达他过人的才情和豪兴。诗人醉后泼墨狂书的形象神态，真可写性，更宜入画！诗以气取胜。全诗七言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如风云入怀一气呵成，很有李白七言歌行的神韵，精神气质也酷似太白《江夏赠韦南凌冰》诗。诗人在用韵上急促逼仄，奇崛危耸，如万丈壁立；苍莽雄健，如黑风挟浪。诗还很见描摹的功夫，“醉眼烂电”、“捶床大叫”等语，醉态可掬，豪气逼人。豪情与狂草相得益彰，快读一遍满纸都是风云。最后诗人泼墨于三丈壁上，如蛟龙出水，更能显示诗内在的热度与力度。关于陆游的草书，诗稿中形象性的自评很多，如“老蔓缠松”、“瘦蛟出海”（《学古》），“昏鸦着壁”、“瘦蛟蟠屈”（《草书歌》）。陆游自称“草书学张癫，行书学杨风”（《暇日弄笔戏书》）。后来也有人评他“笔札精妙，意致高远”（朱熹），“草书横绝一时”（赵翼）。但陆游毕竟不是一个以书法著称的人，从传世的墨迹看，虽有《怀成都十韵》等行草的飘逸遒劲，但大多数作品都是信笔写来，比较随意。特别是陆游诗中最自负的狂草，至今不传，所以也很难评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有一段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后人对放翁草书的印象，“徒据诗中自夸之语，遂有声闻过情之慕。”从书法评论的角度看，陆游书法可能自具特色，未必至工。但从《草书歌》形象传神超拔欲飞的笔势看，陆游的确不愧是一位笔力扛鼎的书坛大家。这首醉歌作于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闲居山阴农村期间。诗人醉后直以质言抒愤。“曩时”在朝中拘若楚囚，动辄得咎；“如今”野处自由放达，疏狂不羁。对比中突出诗人对尔虞我诈官场的不满和对自由天性的追求，疏狂中表现出诗人奇崛横放的个性，也是对所谓“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嘲咏风月”罪名的一种抗议。诗的篇章结构很单纯，一昔一今一感叹，别无回旋，近乎朴拙。但其中的情态描写可称一绝：“侧睨旁观”，“狂言欲发”，“一笑未成”均形神俱备，音容宛现。至于醉倒后插花狂癫、“嵬昂”欲倾、“踔踸”趋步的样子，更使一个醉翁的形象跃然纸上。在神情描写中亦让人领悟到归去来兮的快乐，羁鸟返林、池鱼归渊的愉悦。醉后虽狂，其言也实，其情亦真，一个愤世者的心声亦全在万古兴亡的酣枕之中。乾道二年（1166）诗人始卜居山阴镜湖三山时，他在离新宅不远的东岭上，亲手种下了一大片新松。二十七年过去了，诗人在经历了川、陕、闽、赣万里宦游，饱尝人间毁誉后，又回到故乡，醉倒在当年手植而今已是“纵横满地髯龙影”（《秋风》）的松树下听风听涛，并写下了这首醉中短歌。诗的前四句，写诗人醉卧在松阴下，借着月色看周围的一切，都醉意朦胧。醉眼中的“寒藤”如蟠龙飞动，恰似酒后狂草；山风掠过，松林涛声阵阵，如高声吟唱的诗律。诗人醉卧白石之上、明月之下、松林之中，牢笼万物，以景物赋形，以天籁为声，游目骋怀，朗声高吟，好不抒怀。松下原是隐者的乐园：贾岛“松下问童子”体会到的是仙风道骨；辛弃疾在隐居上饶带湖时也曾亲手种植过松树，面对夹道松林，词人引发的是“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的豪兴；陆游这首诗与辛词相比，少了一份豪气，多了一份逸兴道风。所以，后四句犹如神仙语，忽然从人间梦入百尺之巅，腾身与仙人邂逅，在咸阳城的上空相携大笑，下看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李贺《梦天》诗从月宫俯视人间是“更变千年如走马”，陆游笔下的“三千年”亦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诗人醉后为什么会产生与绿毛仙人相遇的幻觉？原来亦与松树有关。唐人传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叫陶太白、尹子虚的二位老人幸遇仙人，仙人赠以万岁松脂、千秋柏子，两人服用后，巢居在华山的莲花峰上，得道成仙。不久颜脸微红，毛发尽绿。陆游自幼熟悉道藏，家中光道书一类就达二千多卷，所以对神仙故事自然稔熟。醉卧在松阴之下，很自然地会梦到游仙，关键是诗人在醉后游仙时，尚不忘与绿毛道士相携到秦汉故都咸阳上空俯仰人世。诗虽没有点破寤寐不忘的情感，但我们可以从诗人其他作品中揣摩他醉梦中的情愫。他在《夜读隐书有感》诗中写道：“平生志慕白云乡，俯仰人间每自伤。”他向往游仙，但总忘不了人世间的几多事业。从少年读书立志到步入仕途立朝论奏，陆游都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积极实践者。而南宋王朝一直没有给他实现理想的机会。这首醉卧松下的七言短歌，其实是他被弹劾落职野处时身心郁结渴望个性张扬的一种写照。故而诗在疏狂沉醉、遗世放达的外貌中，也不忘点化一双俯仰尘世的慧眼。“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苏轼《酴醾花菩萨泉》）酴醾的开花季节正是百花褪尽的暮春时分，古人有“春到酴醾花事了”的哀叹，而陆游这首酴醾诗却春意盎然，正芬芳吐艳，压架而开，一路散发出袭人的清香。宋代咏酴醾的诗很多，或咏其天香，或咏其花容，不一而足。陆游这首诗给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他笔下的酴醾花枝繁叶茂，藤身引蔓，花朵累累，压架而开。更兼一帘微风、满座清香，视觉、嗅觉效果极佳。诗人还移情于物，把满怀的欣喜与悦花之情相联系，以“一路摘香”来转达诗人春风得意之状，尤见神采。陆游一生最钟情两种花，一为梅花，一为海棠。梅花是他故乡绍兴所盛产，海棠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故乡四川的名花。因成都诸家名园的海棠曾令诗人如痴如醉，为之倾情，竟乐陶陶地接受了“海棠癫”的雅号。《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游春绝句，就是陆游在成都时为海棠而写的组诗。今选取其中两首，诗人爱花欲癫的入迷情态便可见一斑。“为爱名花抵死狂”是其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海棠痴爱入迷的情状。成都的海棠富艳繁丽，是诗人入蜀前无法想象的。他在南充樊亭初见海棠时，就惊奇于平生未睹的她的绝代芳姿。后到成都看到“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更是欣喜欲狂，自称也像恋花的蜂蝶一样“我亦狂走迷西东”（《张园海棠》）。陆游之爱花确实既狂又痴，“抵死狂”即格外的狂，首先表现为他对海棠的格外垂青。陆游诗中有很多吟海棠的篇章，均记录着诗人多情的行踪。凡花开时节，无须细想，只要于繁花丛中必能觅得放翁多情的身影。不仅如此，他的狂态还表现在对美的事物的怜惜与呵护上，因爱花而生愁。海棠喜阴好湿，开时既忌烈日也忌寒风。诗人深谙花性，特别担心海棠的娇美不堪风日的侵损，便连夜以绿章上奏玉皇大帝的通明殿，请求多借些阴天，好让海棠得其所宜，长开不衰。这种由狂爱而转发的怜惜促成的痴情祈祷，不也是“狂”的一种表现？“花阴扫地置清樽”一绝，写诗人醉眼看花的印象。诗人在花下酣饮，半夜时分归来，醉眼蒙眬，兴奋异常，久久不能入眠，眼前浮动跳荡的依然是“枝枝似染腥腥血”的海棠倩影，岂非心念所致？这两首绝句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诗人“为爱名花抵死狂”的自我形象。正是在这一双纯净如水、痴情如斯的眼神中，我们才得以一睹“花中神仙”海棠旷世独具、娇艳绝伦的芳姿。宋人言事列五种遗憾：“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惠洪《冷斋夜话》引彭继材言）这本为文人茶后谈资，戏言名物名人的美中不足，不料诗人竟以海棠为由，大做翻案文章。陆游客居成都时，特别钟情于海棠花，对这种“蜀地名花”表现出十二分的倾心和赏爱。并写有许多海棠诗，赞美海棠花“名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的芳姿。以海棠之艳丽绝伦，尚有人随意讥弹指点艳而无香，难怪诗人为之愤愤不平，深深感触到人言之“刻深”可畏了。陆游在四川期间，一方面报国之志甚为炽热，一方面有感于北伐无望，内心苦闷，不免寄情于诗酒名花，借以排遣内心深处的寂寞不满，没想到这竟成为投降派横加指责的口实。他们深文周纳，年前以“燕饮颓放”罪弹劾论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海棠之美尚有无香之嫌，人言浇薄如此，诗人积愤难平，于是借题发挥，寄慨于海棠，一吐心中的不平之气。这首海棠诗意在言外，感慨良多，实非仅仅为海棠抱屈而已。与悦目醉心于海棠娇美的天然风韵不同，陆游对梅花的歌咏，并没有停留在对它花姿风韵的吟咏上，而是更注意挖掘花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品格。这首梅花绝句，就是梅花精神的写照。诗中所写的梅花正处于十分艰苦特殊的环境之中：它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又是最北面背阳的地方，阳和不浴，春风迟到，简直是一方被人冷落的天地。“那堪”意思说，这是一般花不堪忍受、不能接受的现实。这株寒梅总是年年落后于春天的步伐，枝头开花比一般的花都要晚。这两句客观陈述梅花承受的不同寻常的险恶环境，接着两句则极力歌咏在这恶劣条件下，梅花显示的高尚气节和俊逸的风度。梅花与冰雪自有不解之缘，正是在层冰积雪、历尽劫难的环境中方显示出梅花坚忍耐寒、傲霜斗雪的坚贞品质和不屈不挠、孤标独树的个性风采。梅花的高标逸韵以冰雪写就，这就是诗人独特的审美目光。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了艰苦环境的磨砺，才有了梅花超尘拔俗的精神，雪魄冰魂方可陶砺情志。诗中赞扬在层冰深谷中的梅花，其实是对所有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崇高气节志士的礼赞，当然也包括诗人对自身精神的积极砥砺。这首咏梅诗含义隽永，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镜湖一带水域宽广，荷花繁盛。陆游筑室水边，赏荷实是近水楼台。然而，这二首绝句所咏的荷花，既非初夏时节才露尖尖之角的新荷，也非盛夏之际碧绿田田、映日飘香的出水芙蓉，而是已经受到寒露霜风侵袭摧折的秋荷。诗人着眼于此，自有一番深意。第一首“风露清冥水面凉”暗示已经入秋，诗人驾着一叶扁舟来到荷塘，久久地沐浴在荷的清香之中，感到惬意和欣慰。“旋移”即马上靠近的意思，表达了作者赏荷之心的迫切。既然诗人爱荷之心如此殷切，那为什么不于青圆如盘、光灿如鲜的盛夏移舟相亲？后面二句则道出缘由，原来诗人认为“翠盖红妆”的比喻过于俗艳，更何况有人把盛妆姣好的荷花，比作靠姿色佞幸的谄臣。第二首仍以片片凋谢的秋荷为吟咏物象，但在体物的同时，笔触转深，由形及神，逐层展开。秋天的荷花毕竟不如夏日那么娇艳动人，她在西风寒露的威逼下，香消玉殒，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在一般人眼里，“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是令人伤感的，“菡萏香消翠叶残”（李璟）是触目惊心的。而诗人却唱出了“风折霜枯似更奇”的惊人之歌，认为经历了狂风吹折严霜侵蚀的枯枝残叶，清香犹存，似乎更奇崛不凡耐人寻味。诗人的枯荷诗比白居易“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衰荷》）之意又进了一层，寓意也深入了许多。在自然界中，盛与衰、美与丑，本来就是辩证统一不断地相互转换的。光鲜夺目的盛景固然令人瞩目，而萧瑟残败的枯荷又何尝不无令人关注的机趣？诗人犹嫌“翠盖红妆”，而独爱“风折霜枯”之景，已不是泛泛地咏物，其中包含着深沉的生活体验。诗人秉性耿直，一向直言无忌，讨厌阿谀献媚之人，而朝中像杨再思式的佞臣却大有人在。他们一方面邀宠媚上，另一方面排挤直臣，打击像陆游一样犯颜敢谏的志士。陆游写这两首荷花绝句时已数遭弹劾，心中自有无数块垒。“风折霜枯”但清香依然的秋荷，当然是诗人自身精神风貌的写照。咏物之作，最重托意，成功的咏物诗应是神与形、意与象的高度统一。就其所咏的对象而言，须包含诗人深邃的寓意；就其所咏之物本身的形象，也须给读者以鲜明生动的印象。这二首荷花诗差近得之。这两首小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的岁末。这一年是闰岁，立春在十二月。春事提前，所以作者在岁末即在为凋落的梅花咏叹了。诗吟咏的虽然是凋谢飘落的梅花，但字里行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凄戚和悲哀。相反，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落梅那种崇高的气节和光明磊落的操持。诗人塑造的梅花形象是令人敬慕的：在严寒的冬天面对雪虐风饕，她凛然挺立，不屈服于恶环境恶势力，表现出坚贞的意志、崇高的气节；当大地回春时，她又悄然离去，功成而身退，不恋春光，更耻向东君乞怜，体现出高洁品质和卓然操持；对于自然人类，她只知默默无言地奉献，在冰雪凝集的季节里“力斡春回”，给大地带来春的消息，努力为冰封的大地装点春色，决不像桃李一样“盗和天气作年芳”（韩偓《梅花》），去逢迎时势，取悦于人。这种种优秀的品格使得人们对落梅刮目相看。诗人不慕桃李，宁愿“醉折残梅”，包含着他鲜明的感情倾向和对梅花完美品格的一力推赏。陆游的这首落梅诗，已不自觉地把落梅之物象纳入社会学、伦理美学的范畴。在梅花身上，我们感觉得到诗人寄寓的理想人格。落梅在这里也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她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也是作者气节品格的自况。这与陆游当年在《饮张功父园，戏题扇上》一诗中“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的寄意是相通的。德国诗人歌德曾风趣地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既是奴隶，又是主宰。所谓奴隶，是说艺术作品必须忠实于自然，必然真实；所谓主宰，就是指艺术家在描写景物时，可以服从他较高的意旨，表现出自己的见解。歌德的这一番话，风趣之余不乏艺术辩证法的启迪。陆游在一些咏梅咏菊之作中，为了向读者传达某种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总是把桃花作为所咏之物的陪衬或者反衬加以贬损的。桃花开于阳和之春，与梅菊斗雪傲霜相比，她的处境显得过于平顺；在百花盛开的时节吐艳，似乎又缺乏点个性，过于随和遂有逐波之嫌。因此，陆游一些有寄意的咏梅咏菊诗中，对此常有微词。或指斥其轻薄，或讥讽其趋势，不一而足，寄寓了诗人生不逢时的愤世之情。这种描写，可以看出是为了服从诗人“较高的意旨”，是出于艺术创作需要“主宰”自然的行为，也别具一格之新。然而，一切美的自然物，其魅力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她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当陆游暂时忘却人生烦恼仕途险恶以天然之心面对桃花时，他实在不得不为桃花的“夭夭”之色和“灼灼”之华所动心，陶醉在“影落清波十里红”的世界里。从这个角度看，诗人在泛舟观桃花时，完全沉醉在春风十里的桃源之中，显然又成了自然至真至美的“奴隶”。诗人晚年结庐在山阴镜湖边，出行常常以舟楫代步，对桃花的赞赏，自然离不开水乡船的特殊视角。早春二月正是江南桃花吐艳的时候，诗人故居不远处的花泾山和梅仙坞，是盛产桃花的好地方。每年春发，远远望去一片霞光“如锦绣包络山谷”（《嘉泰会稽志》）。陆游这二首桃花绝句，咏吟的就是这一派醉人的景象。诗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诗人是泛舟观赏桃花，诗中水光与桃红是相映相生、辉映成趣的。前一绝中的“霞照波心锦裹山”和后一绝中“影落清波十里红”都紧扣“泛舟”的特点，写所见的特殊视角印象。人在舟中远看花泾山桃花影落镜湖之中，花光水色上下交辉，真有一种透明、荡漾的美感令人神迷心醉。其二，诗人咏桃花是从大处落笔，花泾等处的桃花之盛，只能用宏观的笔触进行动感的散点扫视，不可能像崔护那样对“人面桃花”作微格特写。诗人写十里桃花，十里水色，非常大气。在诗人笔下，镜湖简直就是桃花的天地，人间的桃源。诗人晚年在镜湖居住，对周围的景色很有感情，诗中“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是说自从东归后，已将怜爱海棠的一番心情转移到关注故乡的花事中来。“桃源只在镜湖中”，是此时作者心境的一种反映。山阴道上，山川自然映发，本来就美不胜收。而陆游的桃花诗，则使镜湖的春天平添许多绚丽的色彩和迷人的风姿。人在镜中荡舟漫游，水色花光上下交映，这一份悠闲与自得，将更令人目醉神迷流连忘返了。陆游在成都时曾写过《天彭牡丹谱》，详细记载了彭州种植牡丹的盛况，称蜀地培植的牡丹“有京洛之遗风”，有钱的大户人家养花多达千株。每当花开时节，“夜宴西楼下，烛焰与花相映发，影摇酒中，繁丽动人。”当时的范成大，就是一个酷爱牡丹花的人。他不惜重金，从当地花户中购得带露牡丹数百株，星夜飞送成都，大摆宴席，也邀请诗人品花饮酒。诗人面对如此豪华的场面，不仅感慨系之矣。彭州的牡丹花想来是无法与洛阳的牡丹相比的，但已繁丽如此，等有朝一日收复了两京，再亲自去看看洛阳、开封的牡丹，该有多么激动人心！这首牡丹诗即从追忆成都赏花生活为切入口，“祥云径尺照金盘”正面描写彭州牡丹“祥云”的富艳动人。“祥云”是牡丹花精品，花色浅红，花朵硕大径尺，妖艳多姿，形状有如天上五色祥云一样光艳夺目，人们趋之若鹜，奉为珍品。这一切给诗人曾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岂知”两句，从当年的繁丽转入到眼前的凄凉，当时诗人虽有幸见到彭州的牡丹，心里总希望能再看一看中原牡丹之魁——洛阳的名花。而今北伐无望，志士收身老向农桑，不但无望看到两京的牡丹，连彭州的牡丹也只能“一朵妖红梦里看”了。这份感慨显然要比当年作《天彭牡丹谱》时深沉悲戚得多。梦里看花，既表达了诗人对蜀中生活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寄寓了两京沦陷收复无望的政治牢骚。牡丹花本是中州的名花，诗人一提起牡丹花，总无法抑制他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对恢复事业的渴望：“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赏山园牡丹有感》）诗人的牡丹情结，实是他爱国情思的又一种婉曲的表现。江南多梅，陆游的故乡山阴也盛产梅花。每至早春，道旁路边、林间溪畔、山麓闲庭，树树飘香，处处斗奇。陆游耳濡目染于此，爱梅成癖，与梅花神交数十年，一生留下了数百首的咏梅诗篇。几乎每到春天，诗人都会去拜访他的花间密友并写诗赞美。或视梅花如隐士高人：“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庄色正知无邪。”（《梅花》）或视梅花如志士：“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或自诉：“自古情钟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别梅》）面对梅花如对人生知音，诗人总是一洒感时之泪。纵观陆游的咏梅诗，绝大多数都以寄意取胜。诗人从梅花身上看到了美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所以每每咏及，总有感而发寄托遥深。惟有这首诗人七十八岁开春作的《梅花绝句》写得天真烂漫，诗意盎然。虽无寄托，却写得别出心裁，不失诗人风趣。开头两句写得很平实朴素：听说梅花冲破早春的严寒在清晨寒风中开放，诗人闻讯后自然欣喜万分，于是马上出游寻访。结果，他看到的景象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晓风中开放的梅花，不是唐代诗人齐己笔下的“一枝”，也非宋代诗人林逋所吟的“疏影”，而是树树枝头如瑞雪普降，漫山遍野竞相开放。诗人面对四围花海，竟一下子不知欣赏哪一处为好。紧接的两句，突发奇思：“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意思是说，用什么办法能变出千万个放翁，使每一株梅花下面都有自己在那里分身欣赏。身化千亿，设想可谓奇妙之至。梅花与诗人面面对应，是梅耶？是人耶？一时实难清分，这又是诗人命笔奇特之处。这两句虽是点化柳宗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尽望乡”的诗意而来，但用在“雪堆遍满四山”的梅花世界中，不惟妥帖自然，而且情景相生极富有意趣。陆游年事虽高但童心未泯，平时常有“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的“出格”举动惹人注目。此时他突发奇思，想学仙人的分身法，亦是童心使然，很合乎心理：如今面对千万树盛开的梅花，诗人自负当然不甘心以一身仰视，须化身千亿才能与之匹敌相称，方不辜负对梅花的一番感情。此诗虽小，然意趣甚丰。诗人爱梅入微，曾断言“后五百年君记取，断无人似放翁癫”。读了此诗，可知此言不虚。梨花皎洁如雪，素淡冷艳，也算是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的花卉之一。宋代诗人赵福元对她的评价最高：“玉作精神雪作肤，雨中娇韵越清癯。”冰清玉洁的梨花在春雨的衬托下，更能显示出清新脱俗的风韵。陆游的梨花诗，也从赞美花品入手，先把“纷淡香清”的梨花与“桃李”相区别。梨花淡雅清香，她的冷艳素雅使她在春天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令桃李失色黯然无华，作者竭力称誉的是梨花自成一家的精神气质。诗前两句用对比映衬的手法，刻画梨花不同于桃李的感官形象，突出她的清雅忘俗，这仅属于比较平面的物态描写。下面两句则异峰突起，引入了一段关于梨花的往事，使所咏之物的内涵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画面也显得有纵深感。今昔意象的叠合，增加了物象的立体效果和情感密度。诗人由眼前的梨花，进而回忆起中年入幕南郑的生活，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南郑途中“醉袖迎风雪一杈”的美好形象。清明时分，正是诗人初到南郑时的节候，诗人满怀信心投入军务，奔走于南郑道上。戎马倥偬之间，偶尔瞥见路边那一树迎风飘香、皎洁如雪的梨花，她是多么的亮丽醒目，这一情景给陆游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唐代诗人吴融曾这样称誉蜀地的梨花：“蜀地从来胜，棠梨第一花。”（《追咏棠梨花十韵》）川陕一带的梨花确实很美、很负盛名，但这并不是陆游想要重复吟咏的话题。诗人在这首咏物诗中想要转达给读者的是：正是这一树迎风摇曳的梨花，照亮了诗人尘封的记忆，牵动了他对中年戎马壮快生活的真切回忆。物因事而有情，事因物而牵心。梨花这一物象，在诗人眼里已是美好记忆的一部分，她承载着诗人意气风发、终生难忘的军旅生活，寄寓着当年守边塞、定中原的美好愿望。如今，只要一看到梨花，诗人就会有别样的感觉，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南郑前线难以释怀的壮快生活，想起中年赴边时曾经怀抱的人生理想。诗中的梨花有如记忆的红线，一下子把今天的落寞与往日的壮举维系在一起。诗人对梨花的珍视和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慨，尽在物象时空立体的包涵之中了。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宋代文人的爱梅之心和赏梅之情趣尤胜于前人。他们非常注意把梅的“韵”和“格”融合在一起，使梅花外在的姿质之美与内在品格之高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形神俱佳的境界。范成大在《梅谱·后序》中竭力标举梅“以韵胜，以格高”，咏梅者亦穷形极思，言前人未言，在众多咏梅之作中卓然独树，创造了梅花史上最负盛名的篇章。前者当以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标志，极具梅花风韵姿质意象之美；后者当推陆游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对梅花的内在品质精神摹写无遗。词人赋予梅以神和意，使这种物类富有了生命的意识和人格的魅力。写貌重神，是陆游这首词作成功的关键。上片只对梅所处的环境作充分的渲染：这是一株驿站之外、断桥之畔、荒僻无主的野梅，环境的幽僻使她注定无人欣赏，无人理会并将寂寞终身。当词人在薄暮时分与她偶然相遇时，这“无主”的梅花正独自含愁，备受狂风骤雨的侵袭和摧残！梅花的所居非地和所遇非时，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下片词人以解者自居，用近肖梅花的口吻，对置身逆境后的“心理”和表现，进行了一番鞭辟入里的描述与体察，托物以言志，从而歌咏了梅花崇高的品格与操持。梅花冲寒而放，是春天的使者，却无意争春。“苦争春”的是继来的“群芳”，她们以小人之心度梅花坦白之襟怀，而梅花却依然坦荡，“一任”群芳嫉妒，表现出与生俱来的自然秉性和高风亮节。草木花卉本是无情之物，而词人喻以人事，赋梅以孤标独树的人格，斥“群芳”之“妒”和“争”的本性。而且，群芳之妒本身不亦证明梅花姿质修美吗？词最后两句，承过片处的风雨侵凌，继写梅花在逆境中坚贞不屈的姿态和品格。遭尽蹂躏、零落委地、粉身碎骨，但芳香依然如故，这种品格简直就是《离骚》九死未悔的精神移植，是屈原“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悔”之人格的再现。至此，梅花的精神境界全出。词中梅花身上体现的生命意识和人格魅力，是这首咏梅词广为流布、备受赞赏的原因所在。宋人论诗讲究离形得势，写物偏重精神风貌，这首咏梅词深得其中奥妙。词人结合身世感慨托物起兴，重点摹写梅的气质与品格，与词人之心丝丝入扣，正好体现了咏物入神的典型笔法和士大夫文人普遍崇尚的人格境界。陆游视菊花为“投分真耐久”的朋友，并对菊花始终抱有一种别样的亲近之感。在古典诗歌的画廊里，菊花常用来写意。菊花的品位极高，发于暮秋，耐寒傲霜，抱香枝头，不与群芳争艳。所以一提到菊花，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她与一种高洁傲岸的品性相维系。而此种品性，正是士大夫文人心慕的一种人格。在陆游的诗集中，咏菊之作虽然不多，但对秋菊的感情却是独特的、深厚的。诗先把晚菊比作志士，用《世说新语·言语》“蒲柳之姿，望秋而苍；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之意，在与蒲柳的对比描写中，使人联想到晚菊有如“松柏”一样傲霜的风采。即便花会过时凋谢，却也留得清香在人间。诗又把晚菊比作高人。“眷言东篱下”以下四句，刻画晚菊在秋日阳光的照拂下粲然轻盈、傲霜滋露的美好形象。自从陶潜采菊东篱以后，菊花总是与隐士高人形影相随。这种饮露迎霜的高洁操持，正是高人情志的最好象征。诗最后又进一层，由赞赏菊花到采集余香缝入枕囊，与菊朝夕相伴，沐浴在清香之中。诗人爱菊之情表现得如此亲近自然，实在是前人诗中不曾有过的。陆游从小就爱菊，二十岁新婚燕尔之际还与唐氏采菊缝作枕囊，菊成了他们闺房吟唱的题材之一。以后虽然历尽了人世间的离合悲欢，但诗人爱菊之心不变。他对于菊的赞誉固然已交融在博大丰厚的历史积淀之中，然而他对于菊最亲切的情感体验，不能不说是年年岁岁枕边堪称耐久的一缕氤氲。写这首诗时，陆游已是垂垂老矣八十四岁高龄的诗翁。一提起曾为之倾心动容的名花，诗人显然难以抑制激动的神情，对自己一生的海棠情缘，作了最后一次深情而热烈的回眸和歌咏。海棠是蜀中名花，为江浙一带所无，所以诗人与海棠结缘，即从入蜀写起。第一层四句，写樊亭初见海棠，诗人的“青鬓”与海棠的“红颜”相对，颇有惊艳之叹。《剑南诗稿》卷三有两首南充樊亭赏花的绝句，可能是他初见海棠的最早歌咏。“岂知”句自然转入第二层，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推出成都碧鸡坊海棠冠绝天下的主体形象。有樊亭海棠作为陪衬，更光彩夺目。诗人摹写海棠之“绝”，则集中笔墨刻画其最富特征的色泽形态：“枝枝似染猩猩血。”海棠以色泽娇艳著称，故历来咏海棠花的诗家，总是不惜浓墨重彩渲染其娇艳动人的容姿。陆游曾以“天地眩转”、“庆云堕空”来形容海棠之色目不能熟视。此处又以猩猩胭脂血来摹写海棠妖娆妩媚之色。猩猩血色是写初绽时的风姿，王象晋《群芳谱·花谱》形容海棠时说：“其花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绰如处子。”难怪“蜀姬艳妆”在此花面前顿觉无光，黯然失色。诗人对蜀中海棠的赞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面笔触一转，“扁舟东下”四句为第三层，引入了另一个参照系统。在众多花卉的对比中，突出海棠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江南之桃红李白，现在看来似乎很浅薄，连名扬天下的扬州芍药花，在海棠面前也相形见绌。诗人设想：海棠若可移植于芍药栏边，芍药之色定为所掩。诗人当不是刻意想羞辱众卉，其夸张笔墨只不过是想说明自己对此花的极爱，以至于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叹。诗最后四句，以蜀地望帝所化的杜鹃鸟自比，表达了他对蜀中名花和生活的深深眷恋。入蜀是陆游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事业。这九年生活，丰富了诗人的阅历，开阔了诗人的眼界。他在蜀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豪壮，诗风也为之一变。所以陆游东归后，一直怀念蜀中生活。他儿子说他，虽然身在江南“然心固然未尝一日忘蜀也”（《剑南诗稿跋》）。海棠是他蜀中结识的密友，曾为之爱得发狂，倾注了多少的生活热情和诗意。海棠花已作为蜀中生活的有机部分，深深地烙在诗人的心中。全诗一共十六句，四句一层环环相扣，一层深似一层。诗为了突出主体形象的风采，不惜以蜀姬、桃李、芍药相反衬，敷足底色。正面描摹与侧面烘托双管齐下，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又是以情语作结，表示要与海棠千年相随，相看不厌，使人想见诗人当年的狂态不但丝毫未减，这份感情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更为执著深沉了。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秋天，陆游以恩荫出任福建宁德县主簿，获得了他初涉仕途的第一个职位。主簿的职责是辅佐县令管理簿书等事，虽然不太理想，但对于三十四岁的陆游来说，毕竟是第一次步入仕途。以后的路还很长，相信能施展抱负，所以诗人还是把它当做一次露试锋芒机会。入冬以后，诗人从会稽出发，取道永嘉、瑞安、平阳赴任所。这首小诗即是途经瑞安时写下的。诗极短，而兴致盎然，意趣灵动欲飞。诗境完全从题意中化出。冬天的瑞安江风平浪静，诗人站在船上仰望苍穹，空阔无垠；俯视江面，又见一个碧落明净的宇宙。刹那间，天地空间仿佛扩展了一倍，水天空阔，上下一色，澄明清澈。“俯仰两青空”是实写“舟行明镜中”的具体感受，一连串的景色都是紧扣“风涛贴然”描写。江水如镜，才能看到水中倒影的景色；只有诗人在船头的特定视角，才会有镜中行的感觉。镜能使物体空间拓展整整一倍，所以此时诗人置身于瑞安江上，当有一种无比空阔的视觉和心理感受。这十个字既是写沿江泛舟之景，亦是心境的一种昭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同样道理，“每愁悔吝生，如觉天地窄。”（杜甫）诗人此时此景恰好与古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切当都缘于特定的心境。瑞安江上风平浪静使诗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蓬莱定不远”一句语意双关，对题旨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发挥。“蓬莱”既可喻指此行的目的地福建任所，意思是说想来也不太远了，恨不得驾一帆东风瞬息就到，表现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蓬莱”同时也喻代人们心目中美好的理想所在，诗人此番出仕，对前途充满信心。言景的同时巧妙地寄寓了自己的抱负，希望能借“一帆风”顺利地到达理想的彼岸。诗不惟写景熨帖形象，而且诗意新颖，神思飞动。读者在赏景的同时也可分享诗人的愉悦之情，并得到丰富的启示。《湖山》是作者晚年在山阴出游时写下的写景感时组诗，此是第一首。诗后自注：“项羽庙。”项羽庙在山阴县南十五里的项里溪上，传说是项羽曾经住过的地方，后人为纪念他建有祠庙。嘉定元年（1208）冬，开禧北伐失败，南宋又向金屈膝求和。诗人内心万分愤慨，前有《书感》、《古意》抒愤：“宁为雁奴死，不作鹤媒生。”同年冬天游项里，有感于项羽不肯过江东事，又写下了这首类似李清照《夏日绝句》的小诗。通过咏史，表现了对投降苟安的不满。诗中的项羽无疑是个失败的历史人物，但作者对他的盖世气节还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终全盖世气，绝意走江东。”后者正是作者立意所在，与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具有同样深沉的政治感慨。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曾牵动过多少游子的心。这夜半传来的钟声，简直成了夜泊之人心中最温存、美妙的声音。可较真的宋人对张继后二句诗却颇有议论：“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欧阳修《六一诗话》）一时间，钟声问题成了公案，有人诘难，必有人置辩。而对诗构成的意境却未置一词，这不免沦为皮相。其实，要深切体会唐人诗中的意境，还须有类似的心境，陆游的这首枫桥诗，庶几得之。诗人是在乾道六年（1170）重游枫桥时写下的。《入蜀记》记录他到枫桥寺的时间是六月十日晚：“宿枫桥寺前，唐人所谓‘夜半钟声到客船’者。十一日五更发枫桥。”诗人这次在枫桥寺仅逗留一个晚上，而类似的客愁、离乡的惆怅，和着这悠悠浑厚的钟声依然敲打在诗人心头，刚好使他最切身地重温“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滋味。诗人在镇江任上时，曾到过这个著名的地方，距今刚好七年。诗说“七年不到枫桥寺”蕴含着人事变化，而“客枕依然半夜钟”句，字面上说钟声依旧客枕依然，实质上这七年间的变化，是不可能用同样的心态来感受面对的。下面两句老气横秋的诗“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意思是说对客中的风物不必轻发感叹，前面到夔州的路尚有关山千叠还很遥远呢！细细体会，就可掂出“客愁”和“风月”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岁月沧桑磨耗着多愁的心，诗人在七年之中两度徙职外贬，期间的坎坷与辛酸，可谓“识尽愁滋味”。这次重新起用，诗人也不见得有多少欣慰激动，与当年初入仕途赴福建时的“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完全是两副心情，显得特别低调悲观。“巴山此去尚千重”，是诗人对前途的预测，前路漫漫吉凶未卜，要愁的事还很多。陆游并不是一个心惮远役的人，他的感伤源于怀抱志向的无由实现。面对枫桥的夜半钟声，诗人客舟难眠的已不再是张继笔下空灵蕴藉的客子之愁，而是有着非常深沉、强烈、现实的羁旅情怀。诗人黯尽滋味，欲说还休，所以说对风物不必多加感慨。其实，诗人此时复杂的感慨岂能是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诗善于点化前人诗境，表现了诗人脱胎换骨的本领。诗在写景的同时，还用了许多语气宛转的虚词，以此来加强表现主题的感情色彩。在唐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的意境，使其更有宋代写景绝句的风味。“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即事》）陆游是带着深深的遗憾与失望离开南郑前线的。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诗人赴成都途经剑门关，留下了这首著名的小诗。深秋时分的剑门关，下着阴冷的细雨。在崎岖的小道上，一个风尘仆仆的行旅之人，正骑着毛驴翩然入关。衣上的征尘和酒痕，写出了远游之人神情放达、不拘形迹的随意和潇洒。驴背上行吟的感觉，细雨朦胧的意境，还有蜀道两旁绝壁危峰、峥嵘崔嵬的自然风光，都使人浮想联翩、诗情激荡、为之销魂。而驴背上神情萧散、落拓不羁的诗人，恰恰成为整首诗优美意境的一个亮点而引人瞩目。古人有不少骑驴与吟诗的佳话，而春风得意的跨马观花与落拓不遇的驴背行吟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封建社会中“糟糠养贤才”的事实，反倒使布衣蹇驴成为诗人身份的一种标志。李白骑驴过华阴，杜甫骑驴十三载，李贺驴背上觅句呕心沥血，孟郊、贾岛驴背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人郑棨（qǐ企）灞桥风雪驴子背上的诗思……所有这一些都使驴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陆游此行细雨骑驴入关，俨然是诗人风度。至于“此身合是诗人未”一句设问，很逗人意兴，使小诗机趣横生饶有诗味。剑门关是蜀中著名的胜景，其地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杜甫曾有“剑门天下壮”的赞叹。蜀地山川险阻奇秀，有助于激发才思。唐宋以来，诗人竟以入蜀为诗艺大进的一种契机。南郑前线的军旅生活，曾使他诗风渐趋宏肆。然而陆游并不是一个以诗人自限的人，他志在恢复中原，效力军前，做一名冲锋在前的战士。这种理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又顷刻化为乌有。驰骋沙场的英雄突然间变成了“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风雅诗人。梦想破灭了，一种壮士角色的错位使诗人心情从高亢激越骤然跌落为低迷寂寞。驴背上诗酒行吟，表面上看起来自得其乐，豁达洒脱，其实隐含着一份惆怅与遗憾。“此身合是诗人未？”诗人在自矜自负的同时，也不无“后世但作诗人看”的忧虑与怨愤。这是陆游东归路过归州时写下的一首咏史小诗。诗淡淡叙来，却蕴藏着深沉的感慨。楚王城在归州境长江南岸。陆游《入蜀记》载：“（归州）城中无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范成大《吴船录》也说：“峡路州郡固皆荒凉，未有若之甚者。满目皆茅茨……逼仄无平地。”可见楚王城在宋的确已衰败荒凉不堪。诗人写景先言楚城荒芜凄哀，在凄厉之景中推出屈原祠，进而联想到一千五百年来的风雨沧桑、世事变迁。昔日繁华的都城，已变为满目疮痍的荒野谷地，惟有江上的涛声还是和从前一样，昼夜不息，声声不止。还有这猿鸟的悲鸣，似乎都在诉说着历史的幽愤与不平。这首诗把荒芜之景、江涛之声、猿鸟悲鸣三者交汇在一起渲染，以衬托屈原祠特殊的地理环境，间接地暗示屈原一生的悲愤与不幸。诗追昔叹世，心潮起伏，无限感慨尽诉诸于这声声不息的滩声之中。诗人截取了东归途中水上长途行役的一个轻松片断：夏日的某天午间，舟行在长江之上，一阵小雨突然降临，扫尽了空中飞蝇。雨后的空气清新凉爽，暑气尽退，连日来难得有这样的清凉。诗人半脱纶巾和衣倒在藤榻之上，并和着这优雅轻柔的橹声酣然入眠，做了一个清新而惬意的梦。等一觉醒来，江上晚风习习、红日西斜，欸乃声中“轻舟已过万重山”，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洞庭湖畔的湖南地界。这样的行旅该有多么轻松愉快！诗中小雨、翠藤、清梦、窗日、柔橹等意象清丽可人，所构成的意境饶有趣味。特别是清梦初回之时，窗日西斜，余霞成绮，江波粼粼，橹声柔柔。一切都显得那么清馨惬怀，仿佛尚在清梦的余韵之中，使人回味不尽。诗着笔细腻，手法轻灵蕴藉，转达出诗人东归时顺流而下愉快欢畅的心情。陆游自乾道六年（1170）离乡入蜀，到淳熙五年（1178）奉诏东归，前后在蜀客居近十年，诗名远播，流传都下。孝宗念其在外日久，趣召东归。诗人四月放船出峡，五月抵湖北荆州。此诗可直视为此间的生活剪影和插曲。这首小诗是淳熙五年（1178）十月陆游自山阴赴福建建安任取道江山时写的。题下原有二绝，此其一。古人写山，总不甘用寻常的笔法，常常把原本静止不动的客体，写成灵气飞动的有生命、能运动的主体，以表现山的精神气势。如果说苏轼“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尚嫌有斧痕之迹的话，那么辛弃疾的“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则完全是浑化无痕，山势与奔马融为一体凌厉欲飞了。陆游的这首小诗，也深得灵变之妙。写灵石三峰之“奇”在于“骇衰翁”，拔地高耸的迎马之势想把诗人吓倒。这样写倍觉活泼风趣，其奇特的造型极富有动态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谓山不在高，奇险有特色则能负名。难怪诗人高眼相许，亦叹服其奇姿异貌，以至于“蜀岭吴山一洗空”。陆游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说足见灵石三峰之奇异骇人、非同寻常了。诗的后二句写山又作惊人语。据载：江山之峰高不过数百米，而诗人下笔，便是“拔地青苍五千仞”，像当年李白描写天姥山“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的笔法一样极尽夸张之能事，强化灵石三峰的主体形象，以伸足首句“奇峰迎马骇衰翁”的诗意。如此这般奇特不凡、震慑游人的山势，在片刻之间却被诗人移入小诗，尽供读者尺牍案头随意地欣赏了。读了这首诗，不得不佩服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诗歌语言固有的巨大魅力。灵石山的雄伟奇特，可能画家用许多笔墨都无法尽其雄伟气象。而诗人只短短二十八个字，便能把万千之势牢笼于小诗之中，既见笔力，更见胸次。绍兴二十九年（1159）秋，陆游调任福州决曹（掌管刑罚）。南台是福州外闽江中的一个岛屿，因地理环境特殊，游南台须经过浮桥。浮桥舳舻相连的壮观和桥下汹涌的江涛，本身已构成非常壮观的画面，更兼南台岛上诸多胜景，使它成为当地一绝。对这样一处绝胜之地，陆游自然不会放过登临的机会。这首七律就是他在福州任上寻访南台山时写下的记游之作，诗以气势取胜。首联只是铺垫，说自己因病之故长久不登山临水了，听到南台非同一般才特地去寻访的。淡淡写来，很不经意，目的是为推出颔联的意外惊喜。三、四两句写浮桥，“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一联气势雄阔，横空奇绝，堪称一大壮观。汹涌的江面上无数只浮动的船相连，成为连接陆地与南台岛的水上通道，舳舻千艘横跨大江两岸，浮桥下惊涛奔触，波浪千层；浮桥之上，许多渡桥的车辆缓缓行进在“怒涛”之上，宛如闲庭信步。江涛水势之急与船行其上之缓两相映衬，更有千艘船只横系大江的壮观，委实是诗人平生罕见，所以这一联描写显得特有气魄。颈联两句正面刻画至南台所见的景象。与写浮桥不同，在经历了渡桥的惊心动魄后，南台之景反而呈现出一片宁静和平。“寺楼钟鼓”和“墟落云烟”，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地循环往复，悠悠如斯。自然变化总是从容不迫，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诗）诗人从寺楼的钟鼓声中和村落袅袅上升的云烟中，忽然悟得人生的意义在于自在自得。尾联两句以抒情作结，说自己虽早生华发，但一腔豪情壮气依然，醉后横吹的笛声就是诗人心怀的最好表征。诗人早年从江西诗派入，吸取了江西诗派炼字炼句功夫。这首诗的中间两联很见笔力，颔联的雄肆横放与颈联的悠闲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山胜景，各有奇趣，而把它们一一揽入诗中，却是诗人的本领。陆游在临安做修史官不久，因直言忤上开罪于孝宗，引起孝宗的不满和厌恶，被调降外官。先是通判镇江，旋又调充隆兴（今江西南昌）。乾道元年（1165）秋，诗人自镇江溯长江西去南昌。因为第一次行江，冒余暑抗风涛，走得非常辛苦，这首诗就是途中写下的。诗首联起得直接而突兀，既是道途即景，又是旅中感喟。当年孔子由于仁政思想得不到推行而与弟子们穷途奔走，困厄于荒野时曾仰天长叹：难道是我错了吗？为什么落魄到这种程度？今天，诗人正逆水行舟，面对同样的是困惑，喊出了类似天问的质疑：这凶险江涛究竟要把我带向何方？诗人忠直遭贬，无辜被遣使他愤愤不平。从陆游内心讲，他实是出于对朝政的关切和爱护，然而事与愿违。自从符离败役后，朝中的主和派气焰嚣张，主战派则相继遭劾，处境岌岌可危。正于此时，他还不合时宜地直言时弊，孝宗心里光火，正好找个机会把他打发得远远的，以清耳根。表面上是外任，实质是贬斥放逐。诗人心存块垒，即景抒怀，良多感慨。颔、颈两联，一言道途辛苦，一言舟行困难。前者说日夜兼程早起早睡穷于赶路，后者说逆水行舟风力增加，帆力也须加大。一路上桨橹声、雁鸣声，伴随着诗人单调寂寞的舟旅倍添凄凉。这两联句式整饬，对仗工整，缺少变化，写江上行舟实景，让人在板滞平稳的节奏中，体会诗人旅途的单调乏味和无聊。逆水行舟的困难和雁声的悲鸣，都昭示着环境的凶险和前途的叵测。诗人此时心情沉重郁闷，所以对周围沿江景物，只在尾联用“红树青山”一笔带过，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况且“合有诗”之意，本是极勉强的。黄州赤鼻矶原不是三国时赤壁大战的地方，但历代诗人总喜欢把它与赤壁大战的古战场联系在一起。杜牧在黄州做刺史时写过《赤壁》诗，咏史抒怀：“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冷静客观的笔调表现了杜牧的史识。苏轼在贬官黄州时，除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外，还写过前、后赤壁赋，诗情激荡文采斐然，抒发了对壮丽江山和风流人物的仰慕之情。陆游这次入蜀途经黄州，缅怀历史，放眼现实，心情显得异常激愤。于是借题发挥，通过对赤壁陈迹的议论，坦陈怀才不遇的政治牢骚。与杜牧、苏轼不同，陆游这首诗没有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对三国历史和江山人物的吟咏上。甚至对三国赤壁大战中的风云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辈都不作任何正面描写。诗人只是从自己的处境写起，以自身遭遇观照历史。诗人自叹身如“楚囚”、“齐优”，处境局促狼狈，行事拘束动辄得咎。诗人以“楚囚”自比，自有满腔的怨恨，因为自隆兴任上被撤职回乡后，投闲已达五年之久。乾道五年，朝廷再次起用时，他已“贫不自支，食粥已逾数月”（《通判夔州谢政府启》），这种处境与“楚囚”又有何异！至于“齐优”，也是地位低微不受欢迎的人。陆游此次为谋生计，携儿带女到夔州去赴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感觉也好像齐优到鲁国去卖笑献艺一样，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滔滔长江之水，流不尽的是古今英雄失意的遗恨。天地无私草木又秋，寄托的是岁月蹉跎、人生虚老的感慨。诗人在“万里羁愁”的气氛中迎着秋日的寒风，孤只一帆黯然路过黄州。回看赤壁陈迹，不由兴感万分大声喟叹：“生子何须似仲谋！”赤壁是群英逐鹿、豪杰竞雄的战场，曹操当年在巡视江东的军阵时，见东吴舟船器杖井然，军营整肃威武，不禁叹赏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对孙权才干由衷的赞服。孙权在曹操眼里不仅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也是他拥兵南下最为顾忌的强劲对手。当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兵临东吴时，在东吴阵营中亦有主和、主战两派。是孙权最后斩几决断，力排众议决定抗曹，才有了周瑜赤壁之战以弱胜强的辉煌战果。如今，南宋朝廷亦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朝廷上下一片主和之声，投降派当道，北伐无望，志士虚老受挫。在这个和戎已成定势的年代里，已不再需要孙权式的英雄豪杰！陆游典故反用，既有对朝廷投降政策的抨击讽刺，也有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深沉悲慨，诗人愤世嫉俗，牢骚之中却包含着忧世伤时的一片衷情。与前人的赤壁诗相比，更富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在陆游心目之中，道德文章可彪炳千秋的先贤是屈原、诸葛亮和杜甫三人，这三位先哲的思想曾深深地感动过诗人的心。这首《哀郢》诗就是依屈原楚辞《九章》之一的《哀郢》为诗题创作的。题下原有二首，此为第一首，表达了他对屈原忧国伤时思想的深切理解和伟大人格的无限崇敬。据《入蜀记》记载，诗人于乾道六年（1170）九月八日抵达江陵地界。江陵是战国时楚国的旧都。诗人对楚国旧都的凭吊哀悼，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联为第一层次，先言国势由盛转衰的哀痛。楚国历史悠久，在战国前期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北盟齐晋、可与强秦争霸的诸侯国，最后却被秦国所灭。其中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感叹吗？中间两联集中描述今日郢都的荒芜凄凉，是为第二层次。岁月无情，一切的历史遗迹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歌舞宛转的章华台已湮没无闻，只有云梦古泽依旧浩渺苍茫一片。被野草黄茅淹没了的故宫和被盗贼洞穿的荒冢，早已成了大雁栖息、狐兔藏身的地方。面对凄清，有谁能想象这就是当年楚国最繁华的都城！这就是屈原寤寐不忘的故国！诗人寓情于景，包含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兴亡之感。诗人并不仅仅为一个王朝的灭亡而伤感，他是为一代志士遭到无情的毁灭而痛心。这是第三个层次，也是诗人最终表达的主题。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富国强兵，一生赤诚地眷爱着他的楚国。然而，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屡遭迫害，最终落得被驱逐流放的下场。他作《离骚》抒愤，自沉汨罗江。陆游认为，即便《离骚》等诗也未必能写尽屈原平生的心事和悲愤。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令千秋的志士为之潸然涕下。屈原的精神却是伟大的、永存的，他的崇高理想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将激励着千秋万代的志士为之奋斗献身。陆游在夔州任上殊多感怀之作，这首诗即是由白帝城周遭景物而引发的浩叹。暑雨初收，尖尖的新荷与青翠的新竹在夕照的映衬之下显得分外剔透晶莹。这清新悦目的景色，本来可以给诗人带来一时的好心情，但黄昏时分的画角之声却打破了这份宁静安泰。时局未稳，中原沦落，想到自己长途奔波却一事无成，眼下又背井离乡，到夔州试院做一个闲职冷官，不禁感慨万千。诗最后一联切中时弊，使自己壮志赋空、中原国土沦丧、时局不稳等事实，均找到了症结：“议郎博士多新奏，谁致当时鲁二生。”这两句诗借用了这样一个典故：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儒生叔孙通投其所好，为高祖制定朝仪。他征召在山东的弟子三十人参加，惟有二位儒生看不惯叔孙通迎合奉承谋取官位的手段，不应召。他们认为天下初定，民生未安，先定朝仪，为时过早，所以拒绝参加。后礼乐排演成功，高祖封叔孙通为博士，其他儒生封为郎，这些人都得其所宜，皆大欢喜。陆游用这个史实，旨在讽刺南宋朝廷上下多的是像叔孙通那样善于逢迎谋身的阿谀之徒，缺少敢于拒绝应召的像二位儒生那样有骨气的直士。诸公均善于谋身图一己之利，苟且偷安不思恢复，没有人肯以国事为重，故北伐无望，志士虚老。颔联“十年尘土青衫色，万里江山画角声”对仗工整，浓缩了诗人多年来忧时爱国，为之奔走呼号却悲苦莫诉的凄凉心境，以景衬情，倍觉惨淡。陆游长在以舟楫代步的江南水乡，他却视跨鞍塞上为人生快事。这首律诗即是他抵达南郑后外出巡游时写下的。诗以“信马行”为线索，描绘了南郑一带开阔壮观的山川风貌、通都气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对军幕生活的忘情和挚爱。颔颈两联写景很有特色，“迷空”一联紧扣“春残”时令，写汉中暮春时节柳絮满空飞舞，蒙蒙扑人；风筝借势放飞，在空中呼呼作响。笔触不离暮春光景，却没有丝毫伤感情绪。万物于斯自由自在，各得其所，正如诗人信马而行野兴悠悠一样，充满着融时乐道的天然情趣。“落日”一联则写景怀古双管齐下，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汉中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在此留有韩信拜将时的封将坛，唐时也是行宫所在。而今，汉唐的历史遗迹早已湮没在落日淡烟、断云芳草之中，但这种氛围仍激发着诗人北望中原的一腔豪情。诗最后一联，纵目展望横在天边的终南山，仿佛看到中原河山就在眼前。诗以景写怀，尽豁胸中之气。诗重点摹写的是信马出行时的沿途景色。因是马背上即兴吟就的七言律诗，走马赏景的特殊视角，使景物之空间转换的手法灵活多变，意象组合形式活泼而有动感。另外，马背上的诗人，也将是这首诗中最令人瞩目的形象之一。陆游在南郑军幕从事的是外勤工作，经常到各处考察执行军务，每次外出总是行色匆匆、获益匪浅。这首诗即写于他外出返回汉中的途中。诗由景生情，既有对汉中一带古梁州山川形势的热情赞颂，又有对北伐事态的关切与忧虑。写景时笔势豪迈开阔，抒情时感情由衷投入。无论是写景抑或抒怀，都表示了一个入世者特殊的视角与眼光。诗的颔联景中含情，大有深意。川陕一带地势开阔，有关中作为依托，形势十分重要。陆游写景，也正是从战略的高度去审视描述这一特殊的山川形势和地理风光。以南郑为本，进略中原的军事思想，就是诗人在实地考察中形成的：“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又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对北伐中原的决策者表示失望与忧虑的：“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眼看反攻最有利的时机又将过去了，坐失良机，恐怕将来后悔莫及。诗中“马蹄初喜蹋梁州”之“喜”与“良时恐作他年恨”之“恨”，一喜一忧均情系战事，反映了诗人对北伐之举的殷切关怀。这首登楼七律有特殊的含义，诗中所抒之情曲折抽象，以议论见长。嘉州是盛唐诗人岑参曾经为官寓居的地方，陆游年轻时就绝好岑嘉州（参）诗。这次能到嘉州任职，心里当然特别亲切。在摄知期间，绘岑参之画像于斋壁，又广取博搜岑参传世的作品刻为集并题诗吟咏：“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陆游在嘉州任上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以能在“嘉州山水邦，岑公昔所寓”之地任职为荣，又为“公事无多”无所作为、“看镜功名空自许”（《晚登望云》）壮志未酬而感到深深的遗憾。所以在公事之暇，诗人常登荔枝楼，并频频行吟其上，写有《荔枝楼小酌》、《登荔枝楼》、《再登荔枝楼》等诗作，这首七律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因同是职事之暇的登楼兴感之作，可与黄庭坚《登快阁》一律相参看：“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这两首诗题材相类，但表现手法和题旨都有所不同。黄庭坚诗登楼兴感多景语，情蕴其中，比较含蕴形象；陆游的登楼诗以情驭景，多感喟议论，抒情直接，却吞吐有致。这大概与诗人所要表达的题旨有关。黄庭坚的诗境界开阔，旨在体现胸襟涵养，转达追求个性放达的隐逸情趣，故用笔淡远，以景物清华著称；陆游登楼诗兴感剀切，旨在表达功业无望壮志未酬的苦闷。以我观景，故写景抒怀多主观激愤之辞，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此身不负负嘉州”是这首诗旨的关枢所在，表述的是一个入世者的政治苦闷。“负嘉州”是指辜负心中对岑参（嘉州）敬慕而产生的一番自我期望。作为一个地方官，陆游无疑是深受爱戴的。而诗人志存高远，自我期望能做出像岑参那样的事业，故深致遗憾。这首登楼诗，其情虽曲，但不难窥见爱国诗人深广的内心世界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唐人登楼言愁的诗很多。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时内心寂寞感慨，生不逢时的感伤使他“独怆然而涕下”；崔颢写《登黄鹤楼》时“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句时，抒发的是人去楼空、缭乱渺茫的乡愁；李白在谢朓楼上“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无奈和杜甫在夔州“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感叹；柳宗元被贬柳州登柳州城楼，感受到的是“海天愁思”；许浑也说“一上高城万里愁”（《咸阳城东楼》）；李商隐登安定城楼抒发的则是党争中的压抑和忧愤。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登楼文学作品中浓浓的伤感情结。淳熙三年（1176）秋，陆游因“恃酒颓放”之劾被免官落职，自嘲“名姓已甘黄纸外”（《和范待制秋兴》）并自号“放翁”。诗人登楼之时正值深秋：西风卷地，一片萧瑟，诗人“幅巾藜杖”，一身布衣装束。独上城楼，入眼的风景依然是割不断、抛不开的边关之情和中原之思。“一点烽火”与“两行秋雁”可能是登楼目击之景，而“散关”、“杜陵”则非诗人视野所能企及，当是诗人心意所系。一实一虚两种意象交织在一起，才逼出了“山河兴废”和身世安危的浩叹。诗的后半部分，由登楼所见引发忧国悲慨，并对再不能“横槊赋诗”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整首诗围绕“愁”字着笔，触目之景、所感之事、所言之怀，都似在献愁供恨。而这愁不仅限于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国仇未报、山河未复、壮志落空的苦闷忧愤。中原山河让他魂牵梦绕，即使是被迫离开前线，罢职免官后也不改初衷。“白头散吏元无事，却为兴亡一怆情。”（《夏日过摩诃池》）身为布衣原已无责，眼见景色却总关情。“幅巾藜杖”之人登楼，想的却是“横槊赋诗”的豪壮。这不同时空的形象对比，以及“梦魂犹绕古梁州”的一份执著，都让人深深地感动。这首七律，诗承题意而起，颔联切地写景，颈联由景入情，尾联寓壮怀于愁思，托豪情于梦境，余音袅袅，使满眼之“愁”富有深刻的内涵和含蕴不尽的韵味。拟岘台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抚州城东，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裴材任抚州太守时所建。因为抚州城东一带的山川形势有似湖北襄阳的岘山，所以命名为拟岘台。陆游在抚州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经常登台览景。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竟留下了八首登拟岘台的诗，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四季景色一应俱全。这首七律写于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到抚州不久的早春时节。诗人登上高耸的拟岘台，放眼展望无边的春光：这广阔的天宇涤荡心胸尽洗尘虑，仿佛把十年来堆积在他身上的风尘劳顿和旅居愁绪一气解除了。首句以“缥缈”状写楼台之高，可穷千里之目；颔联点“十年尘”，概指从乾道六年入蜀到东归后继调外任至今恰好十年身如转蓬的仕途生活，言语之间，流露出诗人不得志的怅然与厌倦。正惟如此，诗人对登拟岘台所领略到的清纯拔尘之气之景，才表现出由衷的欣慰和激赏。在诗人眼里，远山如黛、明秀清华，一如含蕴有修养的人。山水如镜，折射出诗人此时向往宁静和平的淡泊心境。所以看到江边沙洲上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鸥鹭，表现出特别亲近的感情，似乎与山水有约、与鸥鹭有盟。“更喜机心无复在”，是对眼前生活的一种庆幸。机心，本指机谋诡诈之心。“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庄子》）鸥鸟对渔人抱有戒意，人与物之间居然也包藏着祸害之心，这是多么令人震惊！这十年的坎坷与挫折，使他更渴望远离“机心”、与鸥鹭相从相亲的生活。然而，这种向往仅仅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和心境罢了。不久，诗人笔下的平和之景、蕴藉之气马上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冲击。抚州大雨连日，汝水暴溢，泛滥成灾，流民失所。诗人“奏拨义仓赈济”，不及等朝廷复命就打开仓库，赈济灾民，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得到了及时的抚慰。可是，就是因为此事，他被朝廷召回，又被赵汝愚参了一本，由此而罢职归乡了。诗人登台所抱的善良愿望，终于又被接踵而来的事实击得粉碎。这首七律却成了诗人人生旅程中又一个鲜明的足迹。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在严州夜游千峰榭，写下了这首情绪激愤的七言律诗。诗的前半首议论朝政，诗人认为北伐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只是朝中特多像王衍那样清谈误国的权臣，缺少像王导那样志在克复神州的中坚。所以至今偏安一隅，一事无成。后半首抒发壮志落空的孤愤。陆游在奉命权知严州事前，曾赴都城临安上书孝宗，请求积极备战，北伐中原以收复失土。孝宗对此避而不答，却对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完全把陆游看做是个附庸风雅的清客文人，这使陆游十分失望悒郁。这岂是陆游所期望的名声？诗人胸中块垒又岂是薄酒所能浇平的？诗的后半首表现的就是壮志难伸、不被理解的痛苦。《剑南诗稿》中严州任上留下的吟咏，多系伤时忧国的感慨，很少单纯的模山范水的作品。正如这首《夜登千峰榭》，着重写前史兴亡的往事，并非一般的登临之作，只将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历历可观。连诗中惟一的一句景语“危楼插斗山衔月”也是为点登台主题，衬托“长歌怆神”的自我形象而设置，了无吟风弄月登山临水的闲适之意。这也许是诗人对当道者误解他人生意义的一种无声抗议。兰亭因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谢安等人在此曲水流觞、赋诗雅集而名闻天下。一篇《兰亭集序》情景宛现，文采斐然，诗情荡漾。兰亭由此名声遐迩，成为士大夫文人的晋圣之地。陆游对兰亭，怀抱着比一般人更亲切的感情，并曾于中年结庐镜湖之滨的三山。三山处山阴的西面，兰亭处山阴的西南，同处山阴道上，一水相连。诗人平素闲居在家，夜深人静之际即可听到从兰亭天章寺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对于这么一处“近水楼台”，诗人怎能不流连光顾？诗写的是病后的一次纵游。颔联写兰亭之景：“曲觞流水千古盛。”使人联想起王羲之等永和诗人的风流雅事。三月阳春惠风和畅，诗人们列坐在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俯仰天地之间畅叙幽情。这千古盛会，流风永泽，使兰亭在后世文人心中具有永久的魅力。“小山丛桂”句，在点明出游季节是丹桂飘香的秋天的同时，暗用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的辞意，表现一种隐逸情趣。颈联两句状写游兴之浓：风前舞袖醉态可掬，月下归舟雅兴非浅。这联对句形象鲜明，颇具宛转流动之美。前者与李白、苏轼诗词意境有关，显示了诗人点化前人成句的功夫，后者则使人想起《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意味深长。颔颈两联字面上似乎都在写景叙游兴，意象豁朗可感，毫无诘屈难解之处，其实四句都隐含典实，包蕴机趣。只是因为诗人点化融合的本领深厚，所以浑然无迹，使昔人风流闲适的种种情趣尽囊括于笔端，为下文感今怀昔作丰厚的铺垫。尾联回归题旨，说晋宋风流好像并不遥远，但今昔的情形毕竟大不相同。一想起江左诸贤，只能使人惆怅不已。诗人写此诗时已六十七岁，记的又是病后的一次出游，到兰亭仰圣不免会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另外，感今怀昔的一个重要心理症结，是陆游六十五岁时的罢职，罪名是“嘲咏风月”。试想连“清风明月”也能成为台官弹劾诗人的口实，难怪诗人每每感慨眼前的局促处境而愁怀难遣了。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霑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孝宗隆兴二年（1164），陆游因触怒孝宗出为京口（镇江）通判。二月到任时，抗战主将张浚正准备对金继续用兵，往来镇江。陆游以通家子的资格拜谒张浚并积极支持张浚北伐，因而为张浚所赏识。不久，张浚被罢。是年八月，方滋知镇江府事；秋天，方滋招邀陆游同游北固山登多景楼，陆游赋《水调歌头》词记之。词气势恢宏，笔力雄放，慷慨沉郁。据说张孝祥还亲自书写一遍，刻在崖石之上，供后人瞻仰。词的上片写景，突出京口形势的险要。江左形胜，最数京口，而京口绝胜之处，要算高耸云天的多景楼。滚滚长江巍峨群山尽收眼底，眼前的“鼓角”和“烽火”，引发词人对三国英雄人物和历史风云的追忆。过片处以耀眼的戈甲武器和强大的军队阵容，渲染当年孙刘大军合破曹操时的声势。甲光向日，豪情万丈，诗人仿佛又看到了张浚都督江淮军马时招募壮士、操兵练马的情形。过片处历史画面和现实人事交错迭出，发人深省。下片转写登临的感慨。时值秋天，霜露霑草，落木萧萧，已是一派肃杀的秋景。虽有太守方滋的豪情纵谈令人快慰，但不见“襄阳登临”总让人黯然伤怀。在此，词人把张浚看做是当年镇守襄阳的西晋大将羊祜，可能陆游也曾陪同张浚登高临远。而此时张浚已含恨而死，再也不能亲临前线指挥兵马北上抗金，这使词人惆怅不已。词结尾处，既是对张浚一生功业的歌颂，说他的英名将像滚滚不息的汉水一样万古长流；同时也是对同游的太守方滋的期望，希望豪放的方滋也能像西晋大将羊祜一样，做出惊人的事业来，不辜负这江山胜景、历史旧地。这首记游词，写景气势恢宏，笔力横放；怀古感情悲壮，激越沉郁。词以孙刘、羊祜等历史人物的业绩为依托呼唤时代英雄，暗示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只有张浚的功业，才可与古人匹敌。诗人盛赞羊祜，实际上正是对投降势力的无情鞭挞，其中也有自己怀抱利器被投闲置散的“遗恨”。这首登临怀古之作，词境壮阔，由景及史，由史及人，江山和历史融为一体。在对史的回顾和对人的歌咏之中，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感情倾向。陆游的《水调歌头·多景楼》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在镇江北固山登临时写下的怀古抚今的优秀篇章。但这两首词都没有给两位词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反而连遭厄运，受到南宋投降势力的忌恨和排挤。辛弃疾在写词后半年就在京口被就地降职，又三月被免官，旋即奉祠归铅山闲居终老。陆游也于第二年七月被贬遣到更远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任通判，又被投降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的罪名被弹劾撤职回乡。一代爱国志士寸心如丹，却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让人感叹。而他们的词，却是不朽的丰碑，也如万古长流的汉江之水，将生生不息，光照汗青。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这首纪游词作于成都。《渭南文集》未收，仅见于《放翁逸稿》。陆游自乾道八年至成都，以后七年虽匆匆宦游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但期间四赴成都，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成都度过的。从词意看，这首词似乎不像初到成都时所作，该是此后几年中在成都的某一个春日写就的纪游词。春日的锦官城繁华如锦，春光明媚。海棠彤红如醉，桃花艳丽欲燃，一派迷人的风光。歌楼舞榭，丝竹悠扬，到处回响着悦耳动听的音乐。通往摩诃池的道上，达官显贵的高头大马与仕女游春的华丽车盖飞驰而过，争先恐后地去欣赏那新落成的池台楼馆。上片极尽铺叙之能事，运用赋的手法，渲染成都的繁丽豪奢。下片以“惆怅年华暗换”起拍，以“杨花和恨”作结，诉说了在繁华地做闲人的内心痛苦。在抑郁苦闷的闲官生涯中，词人也曾有过裘马轻狂的生活。“镜奁掩月”三句，写词人成都冶游，在红巾翠袖、轻歌曼舞之间放浪形骸，以排遣政治苦闷。“身在天涯”三句，以景来抒写身心孤单的政治寂寞。身在天涯，如乱山丛中的孤垒和危楼，在一片歌舞升平的锦官城中显得特别格格不入。试问闲愁都几许？只有春日满城飞絮，才理解词人的孤愤和悲凉。有东风处便有杨花，有杨花处就有词人绵绵不绝的怅恨。词以景结情，用婉约的手法把失志的悲慨传达了出来，使上片之景亦蒙上不谐的色彩。这首纪游词可谓别具怀抱，别有韵味，别含深意。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 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割不断的总是乡情，忘不掉的也是乡音。回乡永远是游子枕边的好梦，何况对于陆游这样一个远涉重山、万里入蜀、离乡背井已近十年的游子。淳熙五年（1187），诗人圆了回乡之梦。放船出峡之初心里十分兴奋，但随着离家日近，却忐忑不安起来。这首写于东归途中的词，很有层次地刻画了词人想归却又怕归的矛盾心情。词的上片设想到武昌时的情形。“想见”勾勒出意想中武昌城典型的山川风貌：鹦鹉洲上依然芳草萋萋，武昌城内烟树参差、晴川历历。在黄昏落日的斜照中，词人船抵武昌，解缆停靠在鹦鹉洲边，重寻八年前留下的踪迹。此情此景恍若梦中又异常真切。上片写景十分出色，“想见”两字更非闲笔：一则切合船近武昌时心中自然浮现的前游印象，二则为下片设想回乡作铺垫，成为思乡曲的前奏部分，以引出更深沉的感慨。武昌旧地所唤起的心理感觉是美好的，对山川景物的辨认重温，可以带来种种温馨亲切的感受。然而，重到故乡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却夹杂着种种苦涩复杂的人生况味，这已不是设想武昌时那么轻松。词的下片亦用设想之辞，“却恐”两字分量极重。词人强调的已不再是风景，而是一种心情。词人曾经是都下朝臣，现在去朝既远，岁月又使他愁鬓斑白。再次回到行在，将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前程如何，亦是一个未知数。另外，久别故乡，心里总不免有类似刘禹锡归京时“烂柯人”的感触，怕交旧零落，朋侪隔世，这一切都将助人凄凉。再者，词人久居蜀地，日长生情，蜀中的一山一水也深深地烙在词人心间——这近十年的生活毕竟是值得留恋的。词人对东归抱着美好的愿望，但愿回乡后能有所作为，不至于有“他乡胜故乡”的遗憾……“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杜甫《得舍弟消息》）等，有关回乡心理的许多诗句的意境，把诗人怀乡的热切和心中复杂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写，更觉得深挚动人。诗人心潮起伏，旅夜难眠，独坐在鹅湖寺内，对自己从四川南郑一直到鹅湖之夜八年间的人生经历，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这八年是他生命旅程中空间跨度最大、生活最充实丰富的一段时期。期间，他行程万里，从川陕到闽赣，关山险阻，仕途风波，一一亲历。既有南郑军旅露营、痛饮野猎、拔剑切肉、登高临远的一番壮浪豪迈，又有蜀中看花、落魄对酒的颓唐凄凉；既有对朝廷趣召东归委以新任的感激，也有壮志未伸、英雄徒老的悲慨。各种生活场景纷至沓来，走马灯似的呈现在诗人眼前。诗虽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叙说，但并不是蜻蜓点水、平分秋色。而是有详有略、有主有次，有叙述、有抒情，有重点描写、有一笔带过。往往是情随事移，起伏有致。特别是对南郑前线一段军旅生活的回眸，诗人笔墨含情，有大量生动细致的场景、行动、心理描写。诗不惜以长长的篇幅进行反复渲染，因而形象生气勃勃，语言灵动欲飞。诗以壮志开篇，又以豪举结尾。鹅湖夜坐部分的抒情也真切动人，诗人说自己现在虽然已像秋天的槁叶一样衰老了，但壮怀不减当年，仍要像李靖、裴度一样为国杀敌。陆游从南郑回来，已隔多年，鹅湖和南郑又相距万水千山。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并不能隔断诗人心系战场的情思。( 高 利 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