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凤：最美的珍藏——七七年高考回放

高考，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算得上一个高频词。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一年一度的高考绝对算得上其中之一。我有幸参加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四十年前的神州第一考，它的开拓性意义及影响自不必重复，对我个人而言，不仅仅是改变了命运，它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珍藏。

“从今不复承主恩，且自簪花，坐享镜中人。”借此句喻迟暮之年的心态，很贴切。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容易沉湎于以往，回放往事确是一件很享受的事。退出职场，江湖上不再有咱的传说，三两老友聚首，把酒话当年，侃侃咱曾亲历恢复高考的前前后后，不亦快哉！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高中毕业，那时正值文革后期，“乱”未拨，“正”待反，上大学要靠推荐，且先须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两年，才有上大学的资格。并不在乎学习成绩咋样，学习能力如何。政审是首要的，家庭出身，个人表现等等，至于能进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撞大运。七五年高中一毕业，我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同时还担任着大队理论辅导员、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连文书等数个品外小职务。那年代“理论”很亲民，生产队设政治队长，社员每天都要学习“政治理论”。这些小职务最实际的好处是隔三岔五能去公社县里开开会，借机休息休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农活基本上靠人力畜力，劳动强度极大，收麦子玉米豆子都是一人一垄镰刀割，人背肩扛手推独轮车把劳动果实往打麦场里运；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水利工程挖渠清淤，都是人工一锨一锨挖。那时都觉得是不能承受之繁重，不知啥时是头儿。

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后，因有些写的能力被抽调到公社做通讯报道工作。通讯报道员业务上隶属县广播站管理，驻公社大院，负责本公社的通讯报道工作。在公社大院里，党委成员和各部门的干部都是公职，我和其他的话务员、放映员、农技员、税务员等都属“背粮上班”每月发三十元，交生产队十五元记工分，余下做伙食费，吃住在公社大院。我们暗地里互相称“苏“同志，苏者，苏噜也。就是说在公社大院哪个领导，党委成员也好，一般部门干部也罢，谁都可以支使你，过问、评价你。我们虽然没有话语权，但在那却有个令人妒羡的好处：大学招生名额到公社后，公社大院就是近水楼台，我们自然就有先得月色之惠了。我的家庭情况也没得说，父亲是荣军，四三年弃笔从戎投身革命，抗日战争致残，四叔是四六年参军的转业干部，五叔是村支部书记；我个人工作做的也没的说，廊坊日报上时常有豆腐块大小的文章现身，还被评为廊坊日报的优秀通讯员。所以如果七七年仍延续以往推荐，我被推荐上学也是很有可能的。七七年的七月、八月，就在我们翘首盼望中过去的了，却没有盼来大学招生的消息，转眼九月又过去了，直到十月二十一号，报刊广播才传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复停止十年的高考的消息。现在回首那段往事，虽然当时我非常想上学，却不曾记得有什么怨怼情绪。可能是被推荐毕竟要受制于人，须听命于他人安排的滋味并不好。这回靠自己，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比较我还是喜欢看书学习的，因为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快乐，所以心里并没有纠结失落的负面情绪。

只有两个月左右的备考复习时间。考文科。找各科高中课本，复习资料，结伴去香河中学听补习课。表面上本职工作一如既往，备考看书暗流涌动，我早饭后骑车去哪个村转一转，之后就悄悄溜回宿舍看书复习。大院里的干部们对我们几个人埋头复习看在眼里，自然不满意，你想，若仍靠推荐上大学，想换铁饭碗的年轻人会好好工作，靠近领导。（那时社会风气淳朴，没有请客送礼之为）这一改革，领导们失落了。反对是不敢，因为是中央精神。那他们就只能“修理”我们了，吃饭、下乡或开会休息时拿话嗑哒我们，有位主抓生产的党委副书记话最绝：你们谁也考不上！不信咱就看着！你们谁要能考得上，我敢把眼珠子抠出当泡儿踩！我们几个人没人敢搭言，却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记得复习备考时我心里很决绝，想着如果这次考不上，又不能离开大院，转年会怎么度过，我都不敢想。县广播站的编辑王振老师（他和我老叔是中学同学）来安头屯公社检查工作，帮我分析高考形势和我的情况，建议我从长计议，系统复习，明年可能考上好一些的院校，他的建议被我在心里断然否定了。我非常想上大学！备考复习，家里基本上没人过问、督促。那时对高考考生的关注不比当下，家有考生，全家总动员，保驾护航开绿灯，其实对考生并不好，徒增压力罢了。我始终认为，学习是个人内在的心智活动。后来，在武汉工作的老叔寄来五五年至六五年的数学高考试题，我几乎解不出一道题。

我的初中高中学习阶段，整个被文革囊括了，学习过程被此起彼伏的运动冲击得七零八落，这也是王振老师建议的原因。那时物理化学课本都改叫工业基础知识，生物课叫农业基础知识，学到的东西极不系统。倒是语文课，虽然被上成了政治课，但它的属性是与生活天然的联系，加上我自己很喜欢语文，写批判稿其实也是语文活动。所以复习时不觉得语文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程度，怎么说呢，能让当下的孩子瞠目！真的啥可看的书都没有？我说时我女儿都觉得不可能。真的，除去课本，真没有课外可读的书。我这人从小就喜欢看书，最早的“读”（勉强称之）是上学前跟哥哥在街肆上（幼年我家居于邢台市的河北省荣军休养院）的地摊，摆十几本二十几本小人书，人们花一分钱可看四本，看完放原地给钱走人。哥哥逢上街必光顾书摊，他看我也拿起本小人书翻阅。上小学时翻奶奶屋里箱子，找出父亲叔叔们上学时的国文课本，还有我母亲在五十年代学习过的扫盲识字课本，这些课本我视若珍宝。刘姥姥进大观园、草船借箭、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等故事都是在老国文课本里看到的；扫盲识字课本很有趣，所以至今记得：王美英，年十八，有人给她找婆家。小伙儿的模样不算错，就是干活懒沓沓。姑娘说，这样的小伙儿我不爱，劳动模范才爱他。妈妈说，由你吧！很有故事性，能让我联想成一个生活场景。还有一段：头发梳得光，脸上抹得香，只因不劳动，人人说我脏。觉得特有乐儿。上小学时，谁家或哪个同学有本小说（纸色泛黄，没封皮封底）都千万百计借来看。那时的生活太单调了！墙上的标语，语录牌也爱念，村里的小卖铺，那时叫供销社，小商品名也喜欢念，看货架上写个“顶针”，纳闷，顶针？是啥东西？“就是你家针线笸箩里的顶针儿啊！”针字加儿化音读轻声，立刻就跟做针线活须臾不离的手箍联系起来了。看到的小说都没头没尾，有的依稀可在书脊见到书名。曲波的《林海雪原》还有《敌后武工队》、《三辈儿》、《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都是那时看到的。实在没啥可看，我就看家家都有的《毛泽东选集》，那时刚出版四卷，红艳艳的漆皮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别了，司徒雷登》都看过不只一遍，还爱看其中的注释，赵拓纸上谈兵的故事，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还有特洛伊战争木马记的故事等等，都是在《毛选》里找到的。年幼时思想不成熟，并不能从《毛选》中汲取什么精神力量，就是喜欢故事性的内容。

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题目，提几点要求，我们埋头写。老师就在几行课桌间来回走动。当时有同学遇到了不会写的字词，举手问老师：xx的x字怎么写？我闻声紧忙搭言：我会写，我会写，我告诉你！乐颠颠地跑下座位写到她本子上，心里满是得意。下次再写作文遇到有人问字，老师就说：问高云凤！高云凤知道！我方才觉察自己的行为令人讨厌，羞于自己不谙世故，趴桌上半天不好意思抬头。上小学时作文常被做范文读，偶尔还有高年级的老师来找我的作文做范文。

大概是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社员们白天忙生产，夜晚抓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大队革委会指令小学校也出一人写批判稿发言，老师把写批判稿发言的任务交给了我。小学校设在一家地主大院里，我们班在倒房，写稿时我一抬头，看见正房门框上的对联：金猴奋起千均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用在批判稿的开头了，那时批判稿开头常以毛主席诗词壮声势，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常被引用。我其实并不十分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把玉宇的“宇“看成了“字”。大批判会上，我气冲斗牛大声念：玉字澄清万里埃。“玉字”一词一字一顿吐咬清楚。当会计的五叔拿这事笑话了我很长时间。

初中毕业时正赶上“修教路线回潮”，所以毕业要求全公社统考，当时我考了个全公社第三名。高中两年就读于刘宋中学，是所国办中学，师资力量相当的棒。那个年代不向现在，执教水平高的教师都集中在重点学校或市里、县城里的学校，走白专道路的老师遭流放，偏远些的中学不乏教课特有水平的老师。高中的第一学期挺正常，不久出了张铁生那件事，记得紧接着又有河南哪个地区的马振扶中学，有个中学女生因为学外语跳水库自杀，还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照样干革命云云，我们就又不正常上课了。剩下一年多时间，写批判稿，批师道尊严，下乡学农。为了废止师道尊严，规定老师上课时，学生迟到了不必喊报告进教室。有天下午上物理课，物理贾分老师讲得正带劲儿，一名男生堂而皇之地走进教室，坐到自己位子上，贾老师突然噤声，瞪着眼晴目送他坐稳后，才接着讲课，一句话也没敢说。背着铺盖卷下乡是经常的事，去过廊坊地区学小靳庄的典型张庄，王家务，还去过二十多里远的前马坊。前马坊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我的大学同学孙亚平就在那插队。

所以，一拿起书来复习，心里一片茫茫然！数学得从最基础的开始一点点啃，政治、历史还算好说，地理就费劲了，许多专用名词生疏得很，且中国地理都让我头大，世界地理更是相看两厌。高考结束后有次和党委宣委张庆仁老师聊起高考地理题，我竟连秦岭是我国南北暖温带亚热带的分界线都不知道，张老师脱口而出，令我印象深刻。而语文，因为偏爱，更因为语文与生活天然的联系，复习时并不犯难。语文基础知识部分，去香中听了两次补习课，清冷的初冬，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我们几人结伴奋力骑行在去香中的路上，主谓宾定状补，复句，整理一下也就不觉得有多大问题了。

七七年高考的时间，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香河县理科考场设在香中，文科考场设在城关社中。城关社中在县城西北侧，下了柏油马路往北，中间隔着一大片玉米地，中间一条小土路，高考那天天公不凑趣，雨加雪。考生推着自行车跋涉在泥泞的小路上，走走就得停下刮刮车轮上的泥巴，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湿冷。上午考完一科，中午在教室里拿出自带的干粮，孙营庄的孙玉华带的烙饼咸鸡蛋，令我艳羡，可见我是连鸡蛋都没得带。

还有个值得说说的细节：那时的宿舍里是木板钉成的铺板，不是现在的床，床挨着的墙面用旧报纸糊上，免得掉白灰。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临睡前我阅读贴在墙上的报纸，看到一篇记写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通讯报道，挺有印象，次日考试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神助也。临考前几日翻阅语文课本，鲁迅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中注释有两个词语释义，我留意到了。语文试卷上正好有这两个词的词语解释。这两个小细节很提升我的情绪，写作文时觉得思路很顺畅，下笔开言，一气呵成。数学虽不是我的强项，但属于用心学成绩就能上去那种。而且考试就是：你虽不强，但只要比其他人强就0k。记得最后几道几何题都做不出。可是考完数学次日，同考场的考生转述监考老师的话：这一场最数坐在南排最后一桌穿灯芯绒袄的女生答的好。说得就是我。很好笑的是，坐前几排中间一行有位穿着拥肿的男生，老师宣布时间到，众人置笔端坐等收卷，他还奋笔疾书，交完卷一起身，坐过的凳子腾腾冒热气一一尿裤子啦。我趴在桌子上笑得不能自制。

俱往矣。时代变迁，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再回放高考的前前后后，愰如隔世又历历在目！奇诡的是，如此重要的高考，考试时我竟一点都不紧张，也不是复习得多么充分。心情很是轻松，虽然我特别特别的想考上，真的。七六年春我参加县广播站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廊坊师专的汤吉夫老师（正撰写此文惊闻恩师病逝噩耗，心里很悲痛！）带队四名学生和我们一起采写新闻稿件，我对他们钦羡不己。还有一次在县招待所开会，县委写作组的李守义跟我们几位女生开玩笑：你们几位说说，都谁想上大学？（其实上大学推荐权在公社党委）我冲口而出：我！我想上！逗得人家都笑我。

考试答卷时没觉得紧张，考完等结果时可焦灼不堪，好长一段日子松不下心来，夜里做梦净是紧张激烈的情景。忧心忡忡地推想，全国向我这水平的考生得有多少万人？大学能招多少人？度时如日，度日如年。过了两个月左右时间，县文教局来信了，我上线了！周围的人是一片喝彩。那位预言我们谁也考不上的党委要员，有回碰见来开会的我五叔，也说了句：高济远，你侄女真有两下子。当时真是心花怒放！高兴得不得了！紧接着体检，填报志愿。那时高考并未公布考试成绩，为了保险起见，两个志愿都是师专中文专业，廊坊师专和张家口师专。其实我也就是上师专的水平。幸运的是我上师专三年，廊坊师专中文系师资力量咣咣滴！有好几位老师，课讲得非常棒又有名气！这是后话。

那段日子里，就像我己经登堂入了大学门似的，所见之人都是艳羡的笑脸，真是春风得意啊！我今年岁至一甲，平生最开心当属那时，往日时光，最美的珍藏。

七七级入学报到时间是七八年三月十五日。那年大学迎进两届学生，七八级九月初入学。体检，报志愿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心系邮差。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每天送来报刊，却过尽千帆不见我的录取通知书。很是熬人。我天生城府不深，到现在也是不善掩饰情绪，喜怨挂在脸上。公社武装部黄部长跟我开玩笑，在后排的党委办公室往分机室打电话：叫小高来拿通知书。我闻讯撒腿就往后院跑，到那儿黄部长忍住笑绷着脸呲儿我一顿。过几天他再上演这节目，我仍想都不想就往办公室奔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正是乍暖还寒，杨柳吐绿的时节。临上学的那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无眠，一遍遍地勾画廊坊师专校园的模样，构想以后新的学习生活。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社组织了一次去清华大学参观大字报，坐在敞篷解放牌大卡车里，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到大字报区。清华真不愧是清华，大字报长廊都蔚为壮观。我是按清华园的规模勾画着心中的圣地，不想到学校后一看，呀！大学就这样啊？有点失落。然而随之开始的大学生活，心仪的中文专业，敬业又学识渊博的老师，图书馆，阅览室，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大学生活如此美好！

我从小喜欢语文，喜欢读写，上大学就读中文专业，遇到非常棒的老师（再一次想起敬爱的汤老师），又几十年执教语文课程，从这一点而言，我是非常幸运的。

本文作者为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七七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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