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霞：不负时代——写在《徐世昌文献辑刊》成书之际
孙爱霞：前言
孙
不負時代——寫在《徐世昌文獻輯刊》成書之際
迦陵先生在论及古代诗人时曾说：“杜甫作爲一个集大成的诗人，是对得起他的时代的。而太康时期的诗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没有大家气象的，是对不起他们的时代的。”私意以爲，是否不负时代可以做爲某一维度的标准，扩展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范畴，例如被《大公报》评价爲“不失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的徐世昌，一生都热衷于藏书、编书、著书、刻书，其有功于文献，有功于文化传承，可谓不负时代。而今时今日搜集徐世昌文献加以编辑影印，亦可谓不负当今这个时代。
徐世昌一生所纂辑文献数十种，涉及政书、学术、文学、谱牒等方面，诸如《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清儒学案》《大清畿辅书征》《大清畿辅先哲传》《晚晴簃诗汇》《续修天津徐氏家谱》等。这些典籍于历史、政治、文学、文化研究，乃至文化之传承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政书类
徐世昌所刊刻政书类文献，多是他本人的著述，如《东三省政略》《退耕堂政书》《将吏法言》等。
《东三省政略》成书于一九一一年，是徐世昌清末主政东北时的政绩明证。一九〇七年，徐世昌总督东北。作爲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垦地殖民爲筹边第一要义；设三省督练处，整顿军务；借西人实力以制日俄，等等。这一系列改革举措都被收录进《东三省政略》一书，是书条列边务、蒙务、交涉、军事、官制、民政、财政、旗务、学务、司法、实业、谘议厅议案，总爲十二目，共计数百万言。徐世昌在《叙言》中有云：“乃集两年以来所营办之事,门分类别,纪爲一编。不惟其文，惟其实，以冀后之治斯土者纠其谬误，进其事功，并借鉴于是编之所录实不足以救东省之危亟，因出其深识毅力，以驯致于弭兵息民之政策。且以冀世之閲是编者，见其事而知其才力之不逮，悯其时会之大难，更合全国之力，惨淡经营，以共保厘东土。意者列圣诒谋之泽，当不至神歇灵绎，而有光复之机乎？则世昌智尽能索之諐，亦可少偿于万一也已。”《东三省政略》是学人了解、研究清末东北政治、经济、军事、边防等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的重要文献。
《退耕堂政书》成书于一九一四年，由徐世昌命幕僚陈誾、毛祖模、邹致钧、向瑞彝、盛孚泰等编订，所收爲徐世昌仕清时的奏议、说帖、条议、函牍、电文等，分类编列，共计五十五卷。按照旧制：“昔人编刻在官文字，外吏奏牍暨京曹单衔陈奏者，多入私集,部院堂上官则否,以事皆隶于官署，尚侍相率判诺，非一人所得而专,纵所属稿，亦不得列入私集，以重体制。今则国体既更，曹部旧僚已渐迁易，案牍之存或致遗阙。我夫子谋猷入告，无事不爲当时政要所关，即无事不爲掌故所托，讵可湮置？汇萃登列，俾后之人有所考，当亦言吏事者之所取乎！”（《退耕堂政书·序》）沈云龙先生在《徐世昌评传》中评价徐世昌生前躬自爲此事云：“其重视身后之名可知。”但对于《退耕堂政书》的价值，沈云龙先生也有定评：“然有关清末若干公牍史料，得以公诸当世，俾研考有资，未始非一大贡献也。”
《将吏法言》爲徐世昌于总统任上爲裁抑武人、贯彻文治而写成并颁布全国的，该书计分督军、省长、道尹、知事四目，目的在于针规各省文武大小官吏，各就其职权范围，以卫民治民爲先。徐世昌在《将吏法言》自序中云：“世昌自受任以来，深念吾民付托之重，夙夜祇惧，弗敢怠荒。窃以保民之道，不外用人行政两端，而政必待人而行。……夫一国之大，兆民之众，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分而理也。故设官分职，以爲民极。有卫民之官焉，今之督军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长，以及道尹、知事是也。而卫民治民之道，或漫不加察焉！……爰即督军、省长、道尹、知事诸官，事权责任之所寄者，援古证今，分条挈要，勒爲一书，以箴有位。”徐世昌视《将吏法言》爲千金良方，可获起衰救弊、防患未萌之效。北洋督军多椎鲁无文，惟知拥兵自重，何谈卫民？因此，《将吏法言》在当时没有现实指导意义，但却爲后人研究徐世昌秉政思想添一文献资料。
（二）学术类
徐世昌刊刻的学术类著作，涉及史学、哲学领域，如《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清儒学案》《颜李学》《颜李丛书》等，都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且影响深远的著作。
《大清畿辅先哲传》成书于一九一七年，分名臣传、名将传、师儒传、文学传、高士传、贤能传、忠义传、孝友传，并附以列女传，共四十六卷。关于编纂此书的目的，王树枏在《大清畿辅先哲传》序言中有云：“皇畿爲首善之区，海内通才硕士，鳞萃都下。生其间者，耳目渐染，取法最近，亦濡化最先，故二百数十年来，畿辅人才之众，几甲天下。……公乃博爲搜辑，凡国史所载以及私家撰著，其文献实有可以征信者，罔不穷搜博考，力爲表章。……夫中国者，众学之渊薮，而学者一国之范围也。经数千百年圣作明述,以造成一国之学。经数千百年君相之作育、师友之渊源，以造成一国之人。……自将相师儒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下逮愚夫愚妇其爲善俗所熏陶，日用所行习者，亦皆足以扶名教而植纲常。”由王树枏序可知，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不仅爲表彰畿辅人才，更爲有益于教化。民国初年，诸多西方思潮的涌入，对中国原有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冲击，在此背景下编辑《大清畿辅先哲传》就更有现实意义，也就是王树枏在序中所说：“降及末世，学非所学，邪说恣行。其甚者，至欲举古圣先师之所以经世训俗者，一是屏弃之，以爲无足与今之天下。学术之忧，正未知何所届也。公之爲是书也，岂第一乡之文献已哉！其所以正人心，维风化，以诏后学者，举于是乎。”时移势易，彼时中国文学革命已经开始了，其所带来的思想变化，把徐世昌、王树枏等人的初衷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却爲学术界保留下一部非常重要的一朝一地之文献。
《大清畿辅书征》继《大清畿辅先哲传》之后成书。徐世昌有感于“宿儒硕彦、淹雅方闻之士，往往其人事迹不少概见，而生平撰述时时见于他说者，所在皆是”（《大清畿辅书征·序》），于是“与同人网罗搜辑，无论其书之或传或不传，及见与未见，凡有可征而信者，辄爲采录，以备后人之甄择”（《大清畿辅书征·序》）。《大清畿辅书征》收书四千一百八十八种，取“以书存人、以人存书之意，就所闻见着之于篇，凡分十一府六州，厘爲四十卷，而以闺秀附焉” （《大清畿辅书征·序》）。《大清畿辅书征》但钞序跋，不加按语，以人爲主，考其著述，“不仅爲我国目录学开一新例，亦可补《清史·艺文志》之不足也”（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清儒学案》成书于一九三八年，共二百〇八卷，收录人物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分爲正案、附案、诸儒案：列入正案者，有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龚自珍、曾国藩、张之洞等一百七十九人；列入附案者，有傅山、惠栋、刘宝楠等九百二十二人；列入诸儒案者，有费密、唐甄等六十八人。在编纂体例上，参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做法而有所折衷：正案一般以学者字号爲标题，凡曾爲宰辅者或两人以上合案者,则称其县籍；列入附案的人物，则称爲正案中人物的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等；列入诸儒案者，以省籍分编。如此，在编写体例上并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各学案标题不统一的现象：“《明儒学案》通以地望标题，其渊源有绪者，则加之曰相传，同时者则否。其不相统系者，则曰诸儒。其以字标题者，惟止修、蕺山二案。《宋元学案》或以地，或以谥，或以字，爲例不纯。诸儒则累其姓于上，步趋班范而意过其通。是编标题以字称，曾爲宰辅者以县称，二人合案者亦以县称。诸儒以省称，参酌黎洲、谢山二书而折衷之，固无取因袭也。”（《清儒学案·凡例》）《清儒学案》编辑目的是爲了编成学术资料供后人研究使用，因此对案主之学术成就不予评判，从而较大程度上体现出客观公正性。清代学人在考据、小学、音韵、金石、舆地、数学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因此在客观公正的同时，《清儒学案》力求“竭泽而渔”：“清儒众矣。无论义理、考据，高下自足成家，第欲远绍旁搜，譬之举网而渔，不可以一目尽。所谓不着之一二，非故摈弃也，或声闻不彰，或求其书不得”，“凡有片善偏长，必广爲钩索”（《清儒学案·凡例》）。《清儒学案》在“门户之见”上有所突破，它破除了儒林、文苑的传统界限，将文学之士也立于学案之内：“古人爲学不以词章自专，长卿、子云包蕴甚广，自范书别立文苑一传，遂若断港绝潢，莫之能会。……是编于文苑中人，亦加甄综，必其文质相宣，无愧作述之美。其余附见，未必尽纯。要之空疏而徒骋词锋者寡矣。”（《清儒学案凡例》）关于《清儒学案》之于学术史、文化史上的价值，前人都早有定论，如容肇祖在《〈清儒学案〉述评》中曾盛赞此书：“《清儒学案》网罗一切义理考据以至畴人诸家，撷其著作之精英，录其成书之序跋，实一巨伟之作。”
徐世昌在总统任上提倡颜李之学，纂辑刊刻了一些颜李学的著述，如《颜李师承记》《颜李学》《颜李丛书》等。颜元爲学主实行，李塨亦专务实用之学，二人俱爲清初大儒，爲北方学者所宗。徐世昌爲尊崇颜李，特颁从祀孔庙，并设立四存学会。颜李之学专务实践，不尚空谈，其精神有裨实用。但徐世昌秉政之时恰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学说传入中国，思潮泛滥，时移势易，因此并没有起到理想中的作用和效果。但《颜李学》《颜李丛书》等思想文化丛书的刊行，爲后世学人研究颜李学，探讨儒家思想之流变，提供了文献资料。而且，颜李学中的思想，在今日看来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文学类
徐世昌乃清末翰林出身，对于扬榷风雅，不遗余力，刊刻了诸多诗文集。徐世昌所刊刻诗文集中，既有对有清一代诗人诗作的搜集整理（如《晚晴簃诗汇》），也有对友朋文集的整理出版（如《贺先生文集》），还有对其本人诗集、砚谱、书法、绘画等作品集的刊刻。这些文学类著述中，《晚晴簃诗汇》是学界关注度最高的一部诗歌总集。
《晚晴簃诗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清诗的总集，共计二百卷，收录了明末至民国初年六千一百五十九家诗人的二万七千余首诗作，且附有诗人小传、诗话及诗人评论，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晚晴簃诗汇》原名《清诗汇》，在编选之初徐世昌主张收录诗人截止到民国殁者，但最终还是把民国初年尚在世的诗人也纳进来，因此“清诗汇”一词不能涵盖所有的诗人诗作，遂改名爲《晚晴簃诗汇》。在凡例中，对不同类别诗人诗作的编选工作也都做了具体说明：“九朝御制，超越前代，诗集浩繁，非管蠡所能窥测。恭录冠首，不尽万一，诗后仅缀案语。……明末诸遗老，虽有《明诗综》已收者，今仍择尤编录，从祀诸儒，别爲一卷，冠其前。诸家有科目者，以科目爲次；无科目者，依时代以次间列；亦有以子从父，以弟从兄，不论科分者，此爲变例。……近代名媛相望，志传可征，未能过约，取其渊源有自及常见名人专集者。……兹编则以朝鲜、安南、越南、琉球爲断，取其观光上国曾与名人酬唱者。……诗话纪事求实，持论从平。国故乡闻，不取野语。品评诗派，绝无门户之见。”钱仲联先生在《清诗精华录》中论及《晚晴簃诗汇》时曾说：“至于清诗选本，收录完备，规模最大的，当推近代徐世昌所辑《晚晴簃诗汇》，凡二百卷，收录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诗作二万七千余首，可说是煌煌巨帙。”
《晚晴簃诗汇》作爲一部煌煌巨制，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都得到了学人的认可：《晚晴簃诗汇》是入民国后第一部大型的收录有清一代诗歌的总集，跳出了清人选清诗的藩篱，成爲后世学人研究清诗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晚晴簃诗汇》所收录的诗人诗作，有很多不见于现存的清人别集，因而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再者，《晚晴簃诗汇》在编纂时，撰有诗人小传、诗话。在小传中，大都介绍了诗人字号、籍贯、官职、著述等，很多声名不显者也都有小传。在诗话中，撰写者论朝政得失、臧否人物，评论多涉清代掌故，可补史料之所缺。因此，对于学人而言，这些资料的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汪辟疆先生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论及《晚晴簃诗汇》时曾言：“徐菊人世昌，于近三十年中，颇有振兴文教之志，既创四存学社，刊颜李遗书，又于其任总统时，创晚晴簃诗社，撰集《诗汇》。……《清诗汇》，凡二百卷，八十册。所收自明清间遗老，下逮民国初年已卒诗家，不下六千一百五十九家，可谓富矣。……然在此扰攘世局中，能留意及此，书虽不甚精审，但能保留如许材料，以待后人要删，亦不可谓爲无益之事也。”虽然汪辟疆对于《晚晴簃诗汇》因成于众人之手所造成的一些编选、撰写上的问题而颇有微词，但对于徐世昌辞职以后仍能继续编纂、刊刻《晚晴簃诗汇》，在保留文献、传承文化上的贡献也是给予认可的。今之学人对《晚晴簃诗汇》的文化传承之功，更是肯定的，如夏勇在其博士论文《清诗总集研究通论》中也说：“革命派提出的‘《全清诗》之宏议，伟则伟矣，奈收拾颇不易何’，因而成爲了纸上谈兵。集有清一代诗歌之大成的任务却在保守派那里，部分得到了完成，其阶段性成果便是著名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
徐世昌一生所刊刻书籍，除了以上所述三类，对于出版家谱、年谱也十分在意，如刊刻了《续修天津徐氏家谱》《水竹邨人年谱》等。这样的史料，对于研究徐世昌及其家族，乃至晚清民国的历史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诚如沈云龙先生在《徐世昌评传》中所说：“世昌出身翰苑，于清光宣之际，即已内管部曹，外领疆圻，駸駸然朝廷重臣矣；而政事之余，亟留心名山事业，俾传诸久远。……往昔之大臣奏议、疏折，例于身殁以后，由其宾僚、门第子，或家属爲之刊行。世昌方当盛年，即于生前躬自爲之，其重视身后之名可知。”但实际的结果，或曰现实意义却是：徐世昌一生刊刻的典籍的的确确爲保存文献、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论是以《退耕堂政书》爲代表的政书类典籍，还是以《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等爲代表的学术类典籍，抑或以《晚晴簃诗汇》爲代表的文学类典籍，在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之徐世昌文化传承之事业，成于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完成了很多人想做却无力做成的事情。因此，徐世昌之于文化传承上所做出的贡献，无愧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即所谓“不负时代”者。
当前，学界对徐世昌及其著述的研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徐世昌一生著述、刊刻甚多，且大多分散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学人阅览殊爲不易，故而今番有重新搜集、影印徐世昌著述之动因。《徐世昌文献辑刊》共收录徐世昌著述二十八种，大致可分爲政书类、学术类、文学类、谱牒与年谱类。值得称道的是，《徐世昌文献辑刊》的编纂得到了广大学人的支持：北京徐定茂先生应邀作序，真诚而热忱；天津文史学者章用秀、曲振明、王振良、赵键、王焱、万鲁建诸先生，爲丛书编纂尽心尽力。章用秀、曲振明、赵键、王振良诸先生无条件地贡献出私人藏本，最终促成《徐世昌文献辑刊》的成书。作爲编者，我铭感五内，谨表诚挚的谢意！私意以爲，《徐世昌文献辑刊》之所以能够成书，既有新时代背景下对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承的“天时”条件，又有读书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入世”的动因，更有京津诸多学者助力之“人和”条件。尽管该丛书未能做到“竭泽而渔”，但在目前机缘下，已臻最好。
总而言之，徐世昌能够在乱世中刊刻数十种著述，爲传承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可以说不负其所处时代。而今时今日《徐世昌文献辑刊》能够成书，必将嘉惠学林，亦可谓不负当前盛世，所谓“盛世好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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