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以理性的光芒，重新看待曾国藩形象
文 / 龙长吟
唐浩明《曾国藩》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11月
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曾国藩》，1992年出版了第三部，1993年合璧面世。1994年5月24日，召开了了专门研讨小说《曾国藩》的桃园会议，由湖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学术会议，文化时报发表了《桃花源里说奇书》的长篇报道。接着，多篇评论文章先后发表。1994年8月5日，又以湖南省作协的名义举行了高规格研讨会，省委宣传部长文选德同志坐阵，会议纪要《评说“曾国藩”的文学价值》在8月6日的湖南日报头版发表。由于小说本身的魅力，此后，曾国藩热，曾国藩研究热相继出现，长盛不衰。2018年，中国作协制作了唐浩明专题片。二十多年来，关于《曾国藩》这部小说，似有三点尚未谈透，在此再说上几句。
一是变政治评说为文化书写。曾国藩系晚清王朝的股肱重臣，从慈禧太后开始到《曾国藩》小说问世之前，人们一直从政治角度来评说他。由于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曾国藩身上被敷上一层层的尘垢，笼罩了一圈圈的迷雾，由中兴名臣变为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刽子手，由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完人变为禽兽不如的封建鹰犬，由国家栋梁变为卖国贼。曾国藩因此具有多重性，既是有担当、有作为的高官，又是个人生活幸福指数很低的苦命人；既是道光中兴的干臣，又是杀人立威的魔头；既是生活刻板的旧秩序的维护者，又是思想前卫、洋务运动的开路人；既成就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辉煌，但最终魂归荷叶塘，精神回到了“耕读传家、品德继世、勤俭度日”的农家平民行列，否定了事功的人生抉择，回到了康德所说的精神“原点”。写曾国藩，如果不能拨开迷雾，拭去尘埃，另起炉灶，不但没有意义，反而重蹈覆辙，铸成新的历史误判。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唐浩明尊重历史本来面貌，遵循人性的基本逻辑，作尽可能本真的客观表达，“以汉还汉，以唐还唐”，发现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个道德完人。
这个还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国藩只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把曾国藩放进晚清王朝庙堂这个历史范围之内，站在百姓的立场看，也只能是封建鷹犬。从政治的角度，走政治评价的老路，无论如何跳不出老窠臼。唐浩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曾国藩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书写。曾氏一生的作为，内圣外王，建功立业，成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抉择与生命价值的建构，成了个人奋斗，从而变政治书写为文化书写。循着这条最基本的写作路线，唐浩明轻松地绕开了政治暗礁，以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为切入点，将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乃至国家行为，都转变为文化人追求理想，践行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行为，曾国藩以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典范的本来面目彰显于人们的眼前，从根本上摆脱了政治惯性的巨大力量，举重若轻地纠正了人们既有的偏颇与成见。
二是“道”“术”“德”三位一体的立体化书写。“道”即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立功、立德、立言三大人生目标；术，一般指为人处事的手段、技艺、机巧，在曾国藩这里，再也不是纯手腕的秘籍，而是上升到了纯道德的精神层面；所谓“德”，即人的社会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以行为的邪正区分道德品位的卑劣与高贵。在《曾国藩》中，读者很少看到“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写作常识一类的东西，看到的是他将主人公在“道”“术”“德”三个层面上的从容铺开。曾国藩手书条幅“不为圣人，则为禽兽”以自励，胸怀大志，理想高远的大道之存，无处不在，这是第一层。道是虚的，必然落实在行动上，行动是术。道是帅，统领一切，术是兵，具体坐实，道为虚，术为实，道是出发点，术是落脚点，离开术，道就不存在，离开道，术便没意义，道术一统，此为第二层。作为朝廷高官，曾国藩的一切行动可归结到一个字，“治”：治国、治世、治军、治人、治家、治身、治学。治无小事，显身份，讲规矩——治家治身，家中女子每年做几双鞋，自己每天走多少步，每步多大的步幅，他都有具体规定；治学，奉行朱熹的“旧学相商加缜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的信条，实在又不保守，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治军，立六条规矩，以打胜仗和不扰民为最高准则，被毛泽东增加两条，定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剿灭太平天国以后，得一鼎，左宗棠试探他“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他改一个字作答，“鼎之轻重，不可问焉”，随即坚决裁削湘军，整顿吏治，宜作圣人，不窥帝位，免得国陷分裂，民众再遭战祸，这是他的“治国”；治世，用霹雳手段，源于“乱世需用重典”的统治方略；治人，“规过于密室，扬善于公庭”，关爱下属，赏罚分明。所有这些，无不操守自见，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道、术、德三位一体，这是第三层。三个层次，立体化地写活了曾国藩这个农耕意识很强的、集儒家文化之大成的杂多而统一的悲剧形象，刻画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道德完人。这一形象，相对于四十年前，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因其形象的丰满、坚实、厚重，至理至公，不可掀翻，不可摧毁，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同。《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小说，将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全面概括，深透发掘，并且精妙演绎。
三是曾国藩形象的悲剧性问题。曾国藩身居宰辅，功成身退，后代兴旺，齐家治国，是一位成大事大业的成功之士，何以说是一个悲剧形象？这种悲剧性，作家从三方面表达。一是曾国藩个人生命途中，多灾多难，光牛皮藓就纠缠得他苦不堪言，极少生的乐趣，虽事业成功也无快乐可言；二是其特殊的身份，也需要忍受莫大的精神煎熬。因杀人太多，当时人们送他“曾剃头”的绰号，他常内心惊惧，沉重，时有被杀者鬼魂入梦来，令其通夜难眠；掘墓确认洪秀全尸体时突响炸雷，他甚至觉得是天心震怒，针对他来的。第三，主要还是人生追求的自我扬弃。这种扬弃，植根于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两重性——既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建功立业，又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在封建社会，作为官僚，效忠皇室与个人自由独立，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能兼得。曾国藩一生，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表面轰轰烈烈，实则事事听命王室，时时处在清王室的重重监控之下。曾国藩这种深刻的精神苦闷和人格分裂的痛苦，可想而知。这种自我扬弃，非曾国藩一人独有。诸葛亮遗嘱：“宜作良医，不作良相”，后人只可行医，一律不得做官；鲁迅不要儿子周海婴当作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逆转，是自古至今的普遍现象。悲剧不一定都是美的毁灭，真善美向自我否定的方向逆转，也是悲剧。曾国藩人生从荷叶塘出发，最终精神又回归荷叶塘，实则是他精神历程的大逆转，深刻地体现了曾国藩艺术形象自我否定的悲剧色彩。当然，曾国藩形象悲剧性的最终根源，在于他所服务的王朝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冲突，与历史走向的背离。今天知识分子的道路抉择和价值建构，应与历史走向，与人民利益相向而行。
左起：曾国藩、张之洞、杨度
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志大才高的硕儒，都在寻找富民强国之路，都有很强的使命感、事业心与依附性。不同的是，思想上，杨度的民众观念极强，曾国藩的君主观念最盛，张之洞居中，中体西用，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在仕途上，张之洞毕生春风得意，曾国藩常处逆境而终成大器，杨度却毕生不遇，彻底失败。但最后，他们三人都以悲凉的心境离世，曾国藩魂归故里，不重高官重农桑，张之洞最后的遗言“一辈子的心血都白费了”，杨度慨叹着“江山人物俱老”寡欢而亡——他们最终都对自己的人生奋斗做了自我扬弃。作者选取这三个理想相同、命运各异的大知识分子来书写，这种命运的自我奋斗到自我否定，并不只是他们三人，它来源古老，贯穿至今。如前所说的诸葛亮、鲁迅，都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艰难，条条蛇咬人，自己从业的这条蛇咬人才最凶狠”的人生痛苦，而被咬死的无非是自身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他们最后的精神归属自然是个体精神的破灭，建功立业之路的扬弃。唐浩明由此吃透晚清前后的百年社会大变局，吃透历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与精神弱点，给后世多方面的启迪。他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大小说，《评点曾国藩奏折.日记.家书.语录.诗文.书信》六大评点，近一千余万言的书，可冠以总书名《知识者启示录》。写透历史，吃透知识分子，启迪后人，应是他的终极追求。
历史小说是对历史、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解读与再现，更需要理性评判，小说《曾国藩》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唐浩明笔下曾国藩的理性光环，最终在“小说”和“评点”两股轨道上完成。小说早已蕴含着许多思想精髓，“曾国藩评点系列”将小说中的理性明朗化了。两个系列相交阅读，更能体会出理性色彩的深邃、浓重。
曾国藩形象塑造的成功，很好地体现了唐浩明的大智慧、大眼界，给《曾国藩》带来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小说穿越地域，穿透时光，浸入人心，成了一部宏大的人生教科书和社会百科全书，成了永久流传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