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家代表人物·徐三庚，工篆隶，与吴让之、赵之谦齐名 / 开普饭

清徐三庚篆隶二体节录古文册纵21cm 横18.5cm 私人藏徐三庚生平交游及其书法艺术张小庄文献记载中的徐三庚关于徐三庚（1826—1890）的生平，史料记载无多。《上虞县志》中有一则，仅记数语：徐三庚……大勤乡西山村人。以“徐”字切音，名其室曰“似鱼”。生于贫苦农家，稍大即出外谋生，曾在一道观中当差打杂。观中道士擅长书法篆刻，得其传授，遂入此门……《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十五《方伎》亦有简略记载：徐三庚，字辛穀，世居南乡象山。尝绘《象田贻穀图》见志。工篆隶，尤精模刻金石文字，凡书画家图章多出其手，名动公卿。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濬、连将军成幕宾。别号金罍道人。有《似鱼室印谱》行世。（据《采访册》）由上可知，徐三庚系贫苦家庭出身，迫于生计，“稍大即出外谋生”。此时年岁尚少，无甚谋生手段，只能在道观中以打杂度日，但亦由此得福—观中道士授其书法篆刻，这是徐三庚一生中赖以为活的主要谋生手段。徐氏所寄身的道观已无从查考，其在观中的具体时间亦不可知。后来徐氏屡以“道人”、“道士”自号，便应与此段经历有关。《校续》称徐氏“先后为徐学使树铭、杨抚军昌濬、连将军成幕宾”，此则关于徐氏曾为幕宾的记述，在文献中为仅见，但徐氏何时、缘何入幕，均语焉不详。按徐树铭（？—1900）于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末年督学浙江，杨昌濬（1825—1897）于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1877）任浙江巡抚，连成（？—1882）于同治五年至十二年任杭州将军。徐氏倘为幕宾，其在幕时间当不出此年限。查检徐氏印谱，有“程良骥印”白文印，款曰“庚午长夏于抚院署斋记”。“庚午”系同治九年，“抚院署斋”即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官署，此可证徐氏曾为杨抚军的座上客。另外，印谱中尚有为杨昌濬所刻“杨昌濬印”（朱文）、“石泉翰墨”（白文），为徐树铭所刻“徐树铭印”（白文），惜皆无印款，无法借以进一步考察徐氏与受印人的交游情况。徐三庚不以诗文鸣世，亦不谙兵农、钱谷诸政，故其入幕之所恃，便只能是“名动公卿”的书法篆刻之技了（徐、杨皆嗜金石书画）。晚清的文人，很多都有入幕的经历，赖幕府之平台，或广交游，或借以谋生，甚至得幕主的保举而踏上仕途。但徐氏的入幕，情况相对要简单些，徐氏不曾有科举的经历，而卖字鬻印则为其职业，故对他而言，所希冀的便是能借入幕而改善生计。

清徐三庚题博古图私人藏印款中所记的徐氏生平踪迹徐三庚的生平史料虽少（亦无诗文集），但他有印谱行世，其印款中往往记有创作时间及地点，据此可了解其一生行踪的大致情况：咸丰三年中秋，渭长之不舍（“蓝叔诗画”）。四年秋，虎林（“心在山林”）。五年至七年，不详。八年七月，春申浦（“嘉兴徐荣宙近泉”、“字光甫行九”对章）。九年，不详。十年春，吴趋（“石董狐”）。十一年十月，浦沪（“海角畸人”）。同治元年，不详。二年七月，春申浦（“四馀读书室”）；十一月，春申浦（“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三年，不详。四年二月，甬上（“吴江叶镛印信”）；春暮，句余（“不足为外人道”）；六月，春申浦（“蒪鲈秋思”）；九秋，归自沪（“李唐启事”）；十一月，虎林（“丽卿”）。五年春，道出句余（“傅尔锳印”）；四月，自富春归（“新安西严”）；六月，盐官（“日爱评书兼读画”）；八月，虎林（“劫灰馀物”）。六年长至，句余（“曾经沧海”）；六月，盐官（“常欠读书债”）；九月，西泠（“上虞周泰”）。七年二月，假榻任阜长寓斋（“孟莲父”）。八年，不详。九年四月，虎林（“费以群印”）；长夏，抚院署斋（“程良骥印”）。十年，不详。十一年五月，沪垒（“头陀再世将军后身”）；荷花诞，沪（“以群临本”）；中秋，道经香港（“弢园藏”）；八月，五羊城（“桐溪范庆云印”）。十二年九月，郡城（“挹林、乐琴”隶书六言联款）。十三年至日，甬上（“徐三庚印”“上于父”对章）。光绪元年七夕，甬江寓楼（“臣陈炳文”“绰园”对章）；嘉平月，春申浦（“臣钟毓印”“雪塍”对章）。二年，不详。三年浴佛日，云津（“黄建笎印”“花农”对章）；夏五，都门（“杨文莹印”）；九月，云津（《临天发神谶碑》篆书四屏款）。四年午月，鄂垣（“长州谢榛日利”）；七月，鄂渚（“褎海”）；八月，客鄂垣将归（“槱湄”）。五年乍秋，沪上（“直榦、清风”隶书八言联款）。六年重九，春申浦（“十字、千年”隶书八言联款）。七年七月，春申浦（“庚辰翰林”）；冬至，沪上（“孝通父”）；葭月，客沪上，将之里门（“秀水蒲华作英”）。八年冬，颐塘（“震泽徐氏藜光阁所藏书画”）。九年四月，春申浦（“臣郭传璞”“怡士”对章）。十年，不详。十一年四月，买棹皖江，道经虎林，遇……于吴山（“下官卖字自给”）。十二年团圞节，春申浦（“应变、远心”篆书八言联款）。十三年乍秋，春申浦（《出师表》篆书册跋）。十四年至十六年，不详。以上是徐氏印章边款（亦有书作题款）中所记的生平踪迹，但徐氏的行踪，定不止限于此。通过逐年罗列，可知：1、徐氏外出鬻艺最迟始于咸丰三年（28岁），其离开道观至此年间的行踪，有待新史料的补充。2、徐氏先后曾到过萧山（渭长之不舍）、杭州（虎林、西泠、抚院署斋、吴山）、桐乡（石门）、上海（春申浦、浦沪、沪）、苏州（吴趋）、宁波（甬上、任阜长寓斋、甬江寓楼）、鄞县（句余、鄮东）、富阳（富春）、海宁（盐官）、香港、广州（五羊城）、天津（云津）、北京（都门）、武昌（鄂垣）、湖州（颐塘）、安徽（皖江）等地。其中以在上海为最久，尤其是晚年，基本上在沪度过。上海作为晚清经济最为繁华的商埠，富绅云集，画家纷至，这对于毕生以鬻艺为业的徐三庚来说，是个理想的谋生之地。晚清的艺术家，大都在上海与北京两地获得发展（如赵之谦的艺术成就，便是在京师打下的基础）。相对地，在上海，主要与商人打交道；而京师的圈子，则须与官场往来，且亦需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徐三庚既无功名，又不问学，故沪上的氛围要比京师更适合于他。3、其次去得较多的是杭州。杭州离家较近，又是省城，经济亦繁荣。《校续》云徐氏曾为幕宾，查检印款中所记的徐氏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年行踪，却发现只有同治五、六、九年到过杭城（同治八、十年与光绪二年的行踪不详），并且同治五、六两年在杭城的时间不会太长。此种情况，可能是徐氏在幕的时间甚短；抑或是徐氏仅曾为其座上客，而口耳误传，被记入《采访册》。4、徐氏青、中年阶段的踪迹不定（晚年较为稳定），经常是一年奔波数地，如同治四年、五年、六年、十一年。此种情况，一方面大概是应鬻艺之需；另一方面，亦可能因他曾寄身道观，而受了道士云游习惯的影响。5、徐氏很少回上虞，经常各地游寓，但大都在上海及浙江东北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活动。除此之外，亦去过苏州与安徽，南下（香港、广州）、北上（天津、北京）各一次。

清徐三庚楷书蘅花馆诗抄册（部分）纵32.5cm 横22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徐三庚楷书蘅花馆诗抄册（部分）

清徐三庚楷书蘅花馆诗抄册（部分）从受印人来考察徐氏的交游情况徐三庚以篆刻鸣世，且又鬻艺，与之有往来者，应大都为他们刻过印，故而对徐氏交游圈的考察，须重视其印文及边款的史料价值。与书画篆刻家在徐三庚的交游圈中，书画篆刻家占了相当的比重。“蓝叔诗画”，款曰“癸丑中秋作于渭长之不舍”，此印作记载了徐三庚与人交往较早的资料。由此可知，徐氏最迟于咸丰三年（1853）与“蓝叔”“渭长”已有交往。“蓝叔”，即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又号蓝叔），浙江萧山诸生，后官福建长乐知县。丁文蔚工诗，擅书画，且能竹刻，“家有大碧山馆，一时名士常与往还”（徐氏尚为其刻有“大碧山馆”印），是一位喜好交游的艺术家。（据《越中历代画人传》）当其时，丁蓝叔与江弢叔（湜）（1818—1866）、赵撝叔（之谦）（1829—1884）并称“浙东三叔”。值得注意的是，在刻此印之前，丁文蔚于咸丰元年顷已与赵之谦订交，而仍乞印于徐。赵之谦在篆刻上的声名与成就无疑皆高于徐氏，但在咸丰初年，两人均处于学“浙派”的起步阶段，无论声名与造诣，都未必能分出轩轾来。“渭长”即任熊（1823—1857），“不舍”乃其斋号，与丁文蔚同乡且交契。徐三庚与任氏一门皆有交往，如同治七年二月所刻的“孟莲父”，款称“假榻任阜长寓斋”，“任阜长”即任薰（1835—1893），任熊弟。任薰青年时在宁波卖画为生，同治七年二月与任颐同赴苏州（徐氏此印亦当作于宁波或苏州）。徐氏外出鬻艺，任氏兄弟为其提供宿处，此颇可说明他们之间之交谊。还有同治二年所刻的“竹君画记”，款称“与竹君任丈同客沪上”。“竹君任丈”即任淇（一作琪，字竹君），渭长族叔，书法、篆刻、花卉皆能。徐、任二人同寓沪上鬻艺，皆有声名，王韬《瀛壖杂志》中云：“任竹君工临《十三行》楷法，精妙绝伦。徐金罍精写篆隶，刻画金石，艺倾辈流。二君并名重一时，作沪上寓公者尤久。”

清徐三庚楷书题跋纵24cm 横36cm 上海图书馆藏从同治二年所刻的“谯国”、“馨”，可知徐三庚与袁馨有往来。袁馨（椒孙），浙江海宁人，寓居杭州，系浙中刻竹名手，亦善篆刻，《广印人传》称“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容庄（蔡照）两人而已”。徐氏亦擅竹刻，但他是由篆刻而兼竹刻。刻竹一艺，清代的篆刻家大都兼擅，有名者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同治二年，徐三庚还为前辈画家张熊刻印（“张子祥六十以后之作”）。张熊（1803—1886，字子祥），浙江嘉兴人，流寓上海。张鲁庵《金罍印摭》叙中称徐氏与“胡公寿、张子祥、蒲作英诸辈相友善”。当时的张熊在沪上已颇有声名，而且自己亦善篆刻，徐氏为他刻印，说明其印艺已能得到沪上名家的认同，而名家的影响力，亦正可为徐氏的艺名作播传。蒲华（1832—1911）系海派重要画家，徐三庚与其亦有交往（为其刻有数印）。据钱筑人编《蒲华年谱》，蒲华在同治六年与徐氏结为金石交。在沪上期间，徐三庚还曾为“萍花社画会”创始人吴宗麟刻印（“吴氏桥孙”款称刻于“春申江之牧龙道院”）。吴宗麟（桥孙），浙江杭州人，咸丰末年结“萍花诗社”于上海县学署问字亭，同治元年改为“萍花社画会”设于西城牧龙道院之自在楼船，一时江浙名士并集。徐氏与“萍花社画会”的接触，除了切磋艺事，对于提高其在沪上的知名度亦当有益处。秦祖永（1825—1884，字逸芬），江苏无锡人，工诗、古文辞，擅书画。在徐氏印谱中，以刻给秦祖永的印章为最多，有将近七十方（惜皆无边款），由此可见二人交谊之非浅。又，徐氏曾为秦祖永同治三年开雕的《桐阴论画》《论画小传》《桐阴画诀》，十二年开雕的《画学心印》作篆书题耑，可见不仅是篆刻，秦祖永对徐氏的书法亦颇为青睐。秦凤璪（子仪），乃祖永侄，擅山水，同治时官广东候补知县，徐氏为其亦刻有印数方。与徐氏同为“晚清六大家”之一的胡钁（1840—1910，字匊鄰），浙江石门（今桐乡）人，工书画篆刻。徐氏印谱中有三方印系为胡钁所作，耐人寻味的是，其中“胡钁印信长寿”（同治四年作于沪上）系二人合制（徐篆胡刻）。同治四年，胡钁才二十六岁，于艺事成就未显，则此方合制之印，是否亦从中透出胡曾向徐请益的消息？除了以上所述，见于徐氏印谱的书画篆刻家尚有：杭州蔡鼎昌（1830—？，字春畴，擅山水，咸丰四年所刻“心在山林”“惟庚寅吾以降”）、嘉兴徐荣宙（工书画，咸丰八年所刻“嘉兴徐荣宙近泉”“字光甫行九”）、嘉兴高煃（1841—1893，擅花卉翎毛，“高煃之印”“次愚”）、杭州戴以恒（1826—1891，字用伯，熙次子，擅山水，同治二年所刻“谯国”，款称“以此石持赠用伯”；光绪十一年所刻“莲叶砚斋”，款称“假榻戴氏饱礼堂”）、吴江叶镛（画家，同治四年所刻“吴江叶镛印信”“笙父”）、乌程费以群（字穀士、鹄侍等，丹旭次子，擅仕女，为刻印十余方）、嘉兴钱青（？—1882，钱载后人，擅花卉，同治六年所刻“钱青之印”“云门”）、杭州陈彭寿（又名陈雷，工书法篆刻，篆刻受徐氏影响，“泉唐陈彭寿印信”）、上虞徐鄂（字子声，三庚族弟，工书画篆刻，为刻印数方）、通州葛同（原名起同，字青伯，工书法篆刻，曾辑《金罍山民印存》，为刻印数方）、上虞周泰（字伯安，擅山水，为刻印数方）、歙县吴介（又名李，字寿仙，大冀孙，擅花卉，同治九年所刻“桃花书屋”）、杭州金鉴（1832—1911，字明斋，工书，能刻印，精鉴别，善围棋，“金鉴私印”）、武进黄山寿（1855—1919，字勖初，工书画，为刻印数方）石门吴滔（1840—1895，字伯滔，工书画，“吴滔印信”）、绍兴任颐（1840—1895，字伯年，工画，“任颐印信”）等。这些书画篆刻家均为江南一带人，此亦正与徐三庚以沪上为中心在江南一带活动的范围相吻合。

徐三庚篆书十六言联纵117cm 横26.2cm ×2 杭州博物馆藏与收藏家在徐氏印谱中，有一些印作系为收藏家所刻。“石董狐”是刻赠给金石收藏家岑熔的。岑熔（仲陶、铜士），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收藏甚富，又喜集古今名印，为徐氏所推崇的吴让之曾为其刻印一百多方。咸丰十年春，徐三庚客苏州，走访仲陶先生。“石董狐”印款云：董狐，古之良史也。昔有花董狐、鬼董狐，文寿承亦自号“石董狐”。仲陶先生笃嗜金石，精于鉴辨，集古今名印，裒辑成谱。庚申春，余客吴趋，走访于埜竹庵。出所集见示，搜罗之富，洵印史也，亦可曰“石董狐”。爰制是印以赠。仲陶搜罗甚丰，徐氏称之为“石董狐”。此次晤面，徐氏得睹仲陶所藏，当获益非浅。在艺事上，出游后的徐氏并无专门之导师，在鬻艺的生涯中，一要赖于艺友间的切磋，来提高学识（如“竹如意居”印款云“芝九五兄先生，沪上风雅士也，戊午夏，余晨夕过从，相与讨论，获益不浅”）；二是靠见闻，所见古今名迹既多，眼界自然随之提升。因此与收藏家之交往，对徐氏的艺术实践颇有益处。晚清著名收藏家葛金烺，徐三庚亦为其刻过印（“金烺私印”）。葛金烺（1837—1890，字景亮，号毓珊），浙江平湖人，光绪十二年进士。葛氏藏书数万卷，且喜藏书画，品鉴书画尤具精识。有《爱日吟庐书画录》《传朴堂诗稿》等。“锡瑗长寿”，乃为何瑗玉所刻。何瑗玉（蘧盦），广东高要人，官翰林院待诏。何氏亦系晚清著名藏家，精于鉴别，藏金石书画甚富，且工花卉、摹印，有《书画所见录》。何的弟子凌师俭（徐氏亦曾为其刻印）有云：“上虞徐褎海能书，与蘧盦精鉴之名并著一时。”何瑗玉胞兄昆玉（伯瑜），擅长篆刻，徐氏与其亦有交往（曾为其书楹联）。赵之谦的金石艺友沈树镛（1832—1873，字韵初，号郑斋），江苏南汇（川沙）人。沈氏富收藏，精鉴别，徐氏亦曾为其刻印（“沈树镛印”）。南浔顾寿藏（子嘉），系沪上由丝商发迹的巨富顾福昌（1796—1868）次子，子承父业，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顾寿藏财力雄厚，又喜搜罗古物、金石、书画，故收藏极富。同治十年，徐氏为其刻“顾寿藏印”“子嘉”对章。南浔另一位实业家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号梦坡），收藏书画、金石颇富，徐氏亦曾为其刻印（“周庆云印”、“梦坡易世后所得金石书画记”）。为富商兼收藏家治印，除了可能得睹其秘藏外，还可能得到不菲的酬值，这对于鬻艺为生的徐三庚而言，当有益于生计问题的解决。“皕宋楼”“潜园鉴赏”二印，系为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所刻。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官至福建盐运使。陆氏家富于资，生平嗜书，精于金石之学，其所建“皕宋楼”专贮宋元旧椠，自称有宋本二百种，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鄞县蔡鸿鉴（字季白，号菉卿），候选员外郎，亦系著名藏书家，董沛《蔡君菉卿墓志铭》称其“又好客，琴者、弈者、歌者、能书者、能绘事者、能篆刻者，麕至其门，倚为东道主……光绪庚辰（1880）卒于上海寓园，年仅二十有七”，有《二百八十峰草堂集》。徐氏为其刻有“蔡鸿鉴印”。蔡鸿鉴子和霁（字涤峰，号月笙），幼慧，能作钟鼎文，兼工花卉，诗词亦清雅，有《餐霞仙馆集》，《两浙輶轩续录》称其年十九而卒。按徐氏早期曾为“涤峰仁棣”作有“烟霞问讯；风月相知”篆书联，颇疑受书人“涤峰仁棣”即蔡和霁，然与蔡氏年岁又不符，抑或乃年岁误记？待考。顺德冯兆年（穗知），光绪十一年徐三庚为其刻“千泉一尺室”“冯兆年穗知父所得金石”二印，印款中称其“辑古泉千计”，“搜藏金石富甚”（十二年，徐氏又为冯刻寄印数方），说明也是一位金石收藏家。冯氏辑有《翠琅玕馆丛书》，丛书的篆书书眉即系徐氏手笔。

清徐三庚篆书扇面与学人张鸣珂（1829—1908，字公束），浙江嘉兴人，嗜书画，工诗词骈文，有《寒松阁谈艺琐录》《寒松阁诗》等。光绪丙子年（1876），张鸣珂秋闱报罢，纳粟为县令，遂分发江西，与赵之谦曾在江西通志局共事。江西巡抚刘坤一称其与赵之谦、董沛为江西“三贤会”。张鸣珂与徐三庚订交颇早，在徐氏印谱中，并无为张所刻之印作，但《寒松阁诗》中有《赠徐辛穀（三庚）》：人生如断萍，风激始一聚。识君岁戊申，英气扑眉宇。舣棹鸳鸯湖，登楼眺烟雨。俯槛发狂吟，意兴迈俦侣。余技治印章，文字究孳乳。力扫浙派纤，颇合汉人矩。忽忽三十年，流光迅飞羽。世事多坎坷，漂泊间寒暑。访秋记游杭，避兵各趋沪。握手辄匆匆，旅食同辛苦。动足即天涯，离愁绕南浦。朅来游京师，君亦翩然至。曲江（同年家少兰庶常桢）雅好客，招饮入酒肆。躞蹀风尘间，得君欣把臂。须鬓各已苍，风神了无异。为言耽名山，襆被纵轻骑。避雨通潞亭，看云潭柘寺。胜地恣流连，吊古辄挥涕。摩挲断碑碣，椎拓满巾笥。翦烛一评赏，翠墨饫心醉。留证金石缘，夫岂酸咸嗜。从诗中可知，张、徐的订交地在嘉兴（鸳鸯湖），时在道光戊申年，徐氏二十三岁，正是“英气扑眉宇”的年华。“力扫浙派纤，颇合汉人矩”，则是对徐氏印艺的推许。“忽忽三十年”后—光绪三年（1877），徐三庚北游都门，适去年秋闱报罢的张鸣珂亦在京师，两人虽“须鬓已苍”而“风神无异”，一同游览京师胜地，摩挲椎拓金石。嗣后，张鸣珂便为宦江西，与徐氏不再有晤面。咸丰十一年，徐三庚在沪上为“调老（调翁）”刻印数方，其中“浦西寓隐”款云“调老避兵沪浦，时以此自号”，“无长物斋”款云“庚申夏，调翁尽失所藏书画古玩，寓舍自题此额，索为作印”。按“调老”即叶廷琯（1791—？，号调生龙威邻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氏系晚清学人，一生科举不第，潜心于学问，有学术笔记《吹网录》《鸥陂渔话》与《楙花盦诗》等，《广印人传》称其“工铁笔，苍劲可爱。尝论历代印学，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咸丰十年四月，亦即徐三庚走访岑熔之后，太平军攻克了苏州，为免遭兵燹，文人、富绅纷纷避乱沪上。调翁的遭际，在印文及印款中亦有反映。查检《楙花盦诗》，有感怀诗二首，是对徐氏赠印的酬答：沪城旅次，遇上虞徐辛穀（三庚），话旧感怀，得诗二首，即题其《象田诒穀图》后。倾盖言欢记虎丘，交联金石许同游（君工篆刻，曾乞数印）。麦天各避吴门劫，萍水重逢沪渎秋。我已无家拌蹈海，君犹作客感登楼。手模双印劳持赠，敢道新诗报所投。语我家林旧业存，象田舜井古时村（世居象田，在上虞郭外二十五里，相传有舜遗迹）。溪山胜地安鸡犬，耕读良谋教子孙。江左连城成梓泽，浙东片土是桃源。待君归日应相访，画里先教认鹿门。第一首系感怀话旧，第二首写徐氏家乡。从诗中可知，叶、徐在沪上系“重逢”，两人结识的地点则是在苏州。叶比徐年长三十五岁，因金石之缘，结成了忘年交。叶氏本人能刻印，且又通印学，而乞印于年仅三十六岁的徐氏，此亦可见对其之器重。王韬（1828—1897，字紫铨，号仲弢、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徐氏与其亦有交谊，“弢园藏”款曰：“紫铨老友审之。壬申中秋，将之五羊城，道经香港，制此。”王韬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应英国传教士之邀到上海谋生，同治元年（1862）因事触犯清廷而逃亡香港，后漫游欧洲各国。同治十一年，徐三庚因事赴广州而道经香港，得与阔别十余载的老友王韬相见（时王已从国外归来），刻下此方椭形朱文印以赠之。王韬对徐氏的艺事亦颇为推许，在《瀛壖杂志》中称其“精写篆隶，刻画金石，艺倾辈流”。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徐氏光绪九年（1883）所作的书法册页，内容系抄写王韬的诗作，用色纸、魏体楷书写就，风格颇为典雅。另外，据马国权先生云，徐三庚同治十一年的广州之行，还顺便去了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东莞可园。主人张敬修（德甫），广东东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咸丰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后因病回籍，辟可园。张氏雅好文艺，工书画，常邀集文人在园内联吟、传艺。其侄嘉谟以及嘉谟子崇光拜徐氏为师学习篆刻，故而徐氏的印风得以在广东传播。

清徐三庚篆书节临天发神谶碑纵24cm 横39cm与清廷官员除了徐树铭、杨昌濬、连成之外，徐氏印谱中尚有一些为清廷官员所刻的印作。兹罗列于下，以供参考。同治二年，在沪上为孙熹刻“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后又在甬上为其刻数印）。孙熹（字欢伯，署宋井斋），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监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官黄岩知县，与赵之谦交善，书宗欧、褚，有《宋井斋诗文集》。同治十二年，为杨文莹刻“杨文莹印”“雪渔”对章；光绪三年，又在京师为其刻“杨文莹印”“丁丑翰林”对章。杨文莹（1838—1908，字雪渔），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三年进士，官贵州学政，工书法，笔姿瘦劲，有《幸草亭诗集》。同治十三年，为褚成博刻数印（光绪七年又在沪上为其刻数印）。褚成博（字伯约，号孝通），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乡试会试考官、御史、给事中、兵备道等职。又有褚成亮（叔寅），浙江余杭人，光绪三年贡生，官内阁中书，喜藏书，有《校经室遗集》，亦与徐氏有交往。光绪三年，在天津为黄建笎刻“黄建笎印”、“花农”。黄建笎（花农），顺德（今广东番顺）人，工花卉，清末洋务派官员，以捐纳出仕，历任直隶通判、天津海关道台、湖南按察使等。“长白瑞璋之印”（无边款）。瑞璋，总理衙门章京出身，熟悉洋务，为张之洞所倚任，曾任广东盐运使、广东臬司、江西按察使等。“陈寿祺印”“陈寿祺书画之印”等印（均无边款）。陈寿祺（1829—1867，字子穀、珊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咸丰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有《纂喜堂诗稿》。“曹登庸印”（无边款）。曹登庸（字芗溪，号苑仙），河南光山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任山西副考官。“陆廷黻印”（无边款）。陆廷黻（字渔笙，号己云），浙江宁波人，增祥子，同治十年进士，官甘肃学政，有《镇亭山房诗文集》。“李鸿章印”（无边款）。以上所列，孙熹、杨文莹、褚氏兄弟与徐三庚相对交往较密，其他诸人，则未必有实质性的往来（或仅为索印而已）。与东瀛弟子在徐氏印谱中，有两位受印人是徐三庚的东瀛弟子。“大迂”“寻常百姓家主人”系为日本篆刻家圆山大迂所刻。圆山大迂（1838—1916，名真逸，号大迂，斋名学步庵），出生于名古屋著名的酿造世家，篆刻师承贯名海屋，有《学步庵集》《篆刻思源》等。大迂系近代日本来华学习篆刻之第一人，《广印人传》（卷十六）称其“自幼好治铁笔，以中日篆法不同，遂游中国，师事徐三庚，尽得其秘”。大迂偶得清人印数枚，钦仰其刀法甚优，遂于明治十一年（1878）渡海入清，师事徐三庚学习篆刻，又从杨岘、张熊学习书法、花卉。篆刻一艺，大迂深得徐氏嫡传（且在徐氏生前为辑《似鱼室印蜕》）。大迂回国后，将徐氏的书、印技艺介绍到日本，值得指出的是—之前的日本篆刻界惯用单面刃的刻刀，而随着大迂传入中国的双刃刻刀，遂对日本篆刻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秋山纯（字俭为，号白岩、碧城），是徐三庚的另一位日本弟子。秋山纯渡清之前即已有书法基础，后听从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建议，来华学习书法。明治十九年（1886），秋山纯与何如璋一同离日赴沪，经当时在上海经营“乐善堂”的岸田吟香的介绍，于翌年入徐三庚的门下。秋山纯随徐氏学习书法、篆刻三年，刻苦勤勉，颇得精髓。归国之际，徐氏为书一文凭，其文如下：本立而道生，文字之道，独不然乎！日本俭为秋山纯，自丁亥春从予肄业，于今既三年矣。专习篆隶六朝，后潜心篆刻，迄无荒谬废弛等情，已上其堂极其奥。所谓根本先立者，其进有不测者焉。予门非鲜，谙练精熟如俭为者，盖不易得。况俭为异域之人，以身委道，涉海远来，不胜欣喜。予爱其心志之切，嘉其慧学之熟，立此文凭以与焉。然俭为犹富春秋，能不安于今日，益期他年闻达，潜精积思，庶几凌驾古人，是予所企望也。光绪十五年十月日立文凭，徐三庚。介绍：岸田吟香。在华期间，秋山纯还曾向徐氏的金石艺友蒲华学习书法（徐因不擅行草，遂介绍与蒲）。归国时，秋山纯携回徐氏、蒲氏书作，在日本宣扬其在华所学到的书艺。他曾与圆山大迂一道，在日本为介绍徐三庚的艺术而积极努力，徐氏的书法、篆刻遂在日本得以传播，如西川春洞（1847—1915）、中村兰台（1856—1915）等，都是受徐氏影响较深的书法篆刻家。

清徐三庚蒲华秋山纯肄业文凭纵25.3cm 横53.6cm 日本藏徐三庚的书法艺术实践在晚清艺坛，作为印人的徐三庚颇有时誉。相对于篆刻，他的书法虽声名稍逊，但在当时的书坛亦有其一席之地。下面，且将其所擅长的篆、隶、楷诸体分而论之。晚清的印家，都能遵循“印从书出”的篆刻创作模式，故于篆书一体，靡不究心。徐三庚的篆书风格，大致有两路：一是效法《天发神谶碑》，另一路则继承了邓（石如）、吴（让之）的小篆书风。《天发神谶碑》（276）笔法奇特，体势方正近隶而适于入印，晚清邓石如一系的印家多有从其取法者。入印的同时亦入书，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其书、印都曾取法此碑。徐氏印作中风格类《天发神谶》的最早有纪年者，是二十九岁所刻的“心在山林”朱文印，这说明其在创作上接触到此碑的时间颇早。此类效仿《天发神谶》的风格更多的见于徐氏书作中，且贯穿其一生。相对不同的是，在吴、赵的篆书创作中，取法《天发神谶》的书风并非为主流，而对于徐氏而言，此类书风在其书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徐氏此类篆书作品的风格较为恒定，以三十九岁的《论画小传》篆书题耑与六十二岁的《临〈天发神谶碑〉》篆书四屏相较，区别并不大，只是到了晚年，用笔更为老苍，结体愈趋夸饰。具体地讲，字中笔画横粗纵细，显然是受了隶书写法的影响。而横画两端刀截的效果与纵画收尾“倒薤叶”的形状，则是直接效仿《天发神谶》的笔法。与吴、赵篆书柔畅的写法不同，徐氏的用笔迟涩而富有金石意味，此又与其篆刻取法“浙派”的切刀效果异曲同工。总之，在此类篆书中，徐氏能统摄起沉厚的用笔与婀娜的字形，赋予动静相结合的审美效果，这是殊为不易的。相对地，徐氏另一路继承邓、吴的篆书更为世人所熟知。在徐三庚的时代，邓石如以汉碑额意趣所开创的篆书新风已成为习篆之正途。考察徐氏印作，有二十九岁所刻的“风流不数杜分司”朱文印，从印文来看，显然属于邓篆的风格。众所周知，“印从书出”的篆刻实践，需要印家有篆书技法的支撑，故此，徐氏对邓篆的学习，亦当在二十九岁前。在“汪守安印”边款中，徐氏曾这样表达对邓、吴的推崇之意：“完白晚年，苍浑神理，近代惟仪征吴让之能得其妙。”此虽系论印，但亦可移之于书法。显而易见，邓、吴二人，无论篆刻或书法，都是他学习的榜样。现藏于日本荣丰斋的“海上望云图”篆书额，用笔婉转圆润，风格绝肖吴让之，此作可证徐氏篆书与邓、吴之渊源。

清徐三庚篆隶二体四条屏纵137cm 横32cm×4 私人藏作为一位具个性的书家，徐三庚对邓、吴的学习当然不会亦步亦趋。光绪九年（1883）所作的《人物传》篆书册（现藏上海朵云轩），是徐氏的篆书代表作。此册书风虽属邓篆一系，但与邓、吴篆体已有所不同。在用笔上，邓篆刚健婀娜，吴篆易为柔畅婉约，徐篆则更趋于轻盈；在字势上，邓、吴结体纵长，此册则取横势，易之为方扁，且字中笔画之弧度亦随之加增，而更显得姿媚绰约。对于徐氏此路篆书，誉者称之为“吴带当风”，但亦因其有时用笔纤弱或过于强调曲线而为人所诟病。以上二路篆书，风格出入较大：前者效法《天发神谶碑》的用侧锋方笔，沉拙飞动；后者继承邓、吴篆体的用藏锋圆笔，姿态轻盈。能同时将两种不同的笔法、审美风格汇诸笔下，可见徐氏在技法、审美层面都有着出色的驾驭和把握能力。若仅从书写层面论，前者未必逊于后者（甚而过之），但徐氏此路篆书，毕竟有太多原碑的样子。而相对地，继承邓、吴的一路则更能反映其本人的精神，亦更能代表其篆书的成就，并且在徐氏“印从书出”的篆刻实践中，此路风格的篆书亦被应用得更多。对于徐三庚的篆书（篆刻亦然），后人每将其与赵之谦相比较。两人的篆书风格接近，又是同乡（上虞属绍兴府），年岁亦相若（徐年长三岁）。徐三庚是职业艺人，一辈子以鬻印卖字为生，赵之谦则是文人、学者，虽亦卖过字画，但只是阶段性的。作为邓、吴书法篆刻的优秀继承与发扬者，赵之谦在晚清艺坛的地位自非徐氏所能比肩，无论学识与天赋，徐均要逊色。故而，后之论者多以为徐曾受赵的影响，如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说：撝叔寻常朱文每参以完白之法，然其挺拔处非完白所能到。其后徐辛穀（三庚）更仿撝叔，变本加厉，遂致转运紧苦，天趣不流，有效颦之诮。上文中，“效颦”之说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陈巨来说得很明白：徐三庚的朱文印“仿”了赵之谦。既如此，则徐肯定亦一并“仿”了赵的篆书。需要指出的是，徐三庚并非是受了赵之谦的启发才走上取法邓、吴的道路的（徐氏学邓篆甚早）。较为妥当的说法是：在学习邓、吴篆体的过程中，徐借鉴了赵的技法。徐与赵在艺术实践上颇有相同之处，二人都学“浙派”，都受邓、吴影响，又都写碑体楷书。而赵之谦在艺术创造力与综合学养上均高出徐氏一筹，故徐氏要借鉴于他，亦属情理中事。毋庸讳言，作为同样接踵邓、吴之“并蒂”书家，徐篆的格局或意境都要逊于赵篆，这是由书家的个人能力所决定的。但作为晚清邓、吴之后的重要篆书家之一，徐篆在书坛亦自有其位置。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说：“这一体飞舞纤巧，体态甚美。或者认为太侧媚不够端重，但印学界爱好这一体的人确实不少。”与篆刻同样，徐氏的篆书有时过于妖娆亦是事实。可以说，徐篆的“侧媚”影响了其在艺术层面上的成就，但亦正因为“侧媚”—雅俗共赏，使得其传播力增大，从而亦使其有了更大的受众面。

清徐三庚书册（部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徐三庚的隶书面目不如篆书突出，从其书作来看，主要是受了金农、邓石如等书家的影响。限于资料，考察只能从同治十二年（1873）四十八岁所作的“挹林、乐琴”隶书六言联开始。此联的风格略近邓石如，同时又有陈鸿寿的影子，字形平正，波挑含蓄，其用笔沉着内敛，接近四十七岁的《节〈新驿记〉》篆书轴的写法。此类风格在徐氏隶书中并不多见，应是未形成自己风格前的探索作品。光绪五年（1879）所作的“直干、清风”隶书八言联（日本荣丰斋藏），显然是学习金农的作品。此联隶法精美，直入金农堂奥。此类风格的隶书作品较多，但在取法金农的大基调下风格又不尽相同。如：光绪七年所作的“道识、风标”八言联像《礼器》，十年为斝堂所作的折扇（浙江省博物馆藏）类汉简，十三年所作的“夏时、汉壁”七言联又全仿金农“漆书”的风格。金农是位隶书风格多样的书家，从上列作品，可知徐氏对金农的隶书做过认真而全面的学习。大体而言，徐氏此类作品字态秀美，与其小篆的审美风格相一致。金农的隶书，在晚清并不太有人学，徐氏的取法于他，除了偏爱之外，是否亦曾考虑到其篆、隶书风的整体一致性？再者，金农的隶书笔法曾受《天发神谶碑》的影响，这对于以《天发神谶碑》为筑基的徐氏来说，不但在技法上较易掌握，而且在审美上亦更能产生共鸣。以上所述，并非是徐氏隶书作品中最具个性与艺术感染力者。光绪六年为铁耕所作的“十字、千年”八言联，是一件融合了金农、邓石如隶书风格的作品。邓石如的隶书，在晚清效法者较多（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的篆刻、篆书均曾取法于邓，则隶书受其影响，亦属自然。此联的风格，既讲姿态，又极有金石韵味，尤为重要的是，其风格更具有个人的面目，亦更符合徐氏作为碑派书家的气质。不过，此类风格在徐氏隶书作品中并不多见。徐三庚书作中的金石意味，无疑得益于其对金石的浸淫。徐氏精模金石文字，上海图书馆藏有其《金石图》册，系钩摹金石之稿本。此册凡三十九页，内容有碑铭、瓦当、残砖、钱币及各类青铜器等，而其中的隶书字迹（如汉隶书碑铭、砖文等），亦可能对徐氏的隶书实践产生影响。清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中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尤著者：书家如……徐袖海之汉隶……类皆芳誉遥驰，几穿户限，屠沽俗子得其片纸以为荣。”可见在光绪年间，徐三庚的隶书在沪上已颇得时誉。但若从书法史的角度而论，徐氏的隶书尚不如其篆书更具有代表性。徐篆作为邓、吴一派的嫡系，能与赵篆一同成为当时婉约一派的代表，并且，其影响同时亦延伸到篆刻领域。而其隶书，虽亦写得不错，但毕竟尚难与晚清第一流隶书家（如杨岘）抗衡，更为重要的是，在晚清及民国书坛，徐氏隶书在风格上尚缺乏其篆书那样的影响力。徐三庚的楷书传世作品很少。从徐氏篆、隶作品的题款来看，同治十年所作“一饮三百杯图”篆书诗堂、十一年所作《节〈新驿记〉》篆书轴的行楷题款均为帖派风格，而到了同治十二年（48岁）所作“挹林、乐琴”隶书联的行楷题款，则已经是带有碑意的风格了。由此可知，徐三庚在楷书实践上形成碑派的风格较晚，而同时代擅写魏体楷书的赵之谦，却早在同治四年便已彻底完成了由帖入碑的转变。《蘅花馆诗钞》楷书册（浙江省博物馆藏）乃徐氏光绪九年（1883）所作。此册为碑体书风，书写颇佳，可看出徐氏对此类风格致力颇深。与篆书同样，徐三庚的碑楷风格亦与赵之谦接近。倘要作区分，则赵楷以颜字作底，巧中寓拙，近龙门造像记；徐楷结体近欧，精工雅致，类似北魏墓志。徐三庚作为碑派书家中的一员，继承并发扬了邓石如以来的碑派技法，在篆、隶、楷诸体上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晚清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的书法、篆刻在清末、民国书坛颇具影响（尤其在江南一带），并且流风远播，波及扶桑，对日本近现代书法、篆刻创作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徐三庚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