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为何不敢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因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立下盖世奇功，曾国藩被清政府封为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还让他担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可谓位高权重。不过，看起来功成名就、风光无限的曾国藩，晚年却不敢衣锦还乡，更不敢回乡居住。

曾国藩晚年为何不敢回乡居住？原因如他日记中所说， “湖南必非安静之土”。当时，虽然太平天国已经平定，但他特别担心湖南再次发生动乱，因而带来杀生之祸。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长谈时，曾国藩就说“方今多故，湘中人人以为可危，两舍弟方径情直行，以敛众怨。故吾家人屡书乞来任所，以为祸在眉睫”。原来，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潢在家乡强买田地，仗势欺人，民怨甚多，以至于祸在眉睫。这种情况下，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把家人也接到了金陵。

不过，曾国藩家乡动乱，其家人仗势欺人倒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曾国藩更担忧的是当地因裁军和哥老会活动引起的动乱。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就开始裁军，这样做，一方面是自剪羽翼，避免拥兵自重而被清政府警惕，另一方面，也是怕湘军在哥老会的活动下发生哗变。

由于湘军在长期作战过程中，需要大量军饷，以一个营500多人为例，营官、哨官哨长什长、亲兵等的军饷，加上办公费，每月需要3000两饷银，而在当时，军饷并不是清政府国库发放，而是地方部队就地筹集。曾国藩无法筹集足够的军饷，因此出现大量欠军饷现象，而到了被遣散时，更无足够银两发给被遣散的官兵。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量被遣散的官兵拿不到应有的工资，内心充满不满情绪，而这其中不乏哥老会成员。据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载：“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

可见，湘军中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在他们的策动下，一些被遣返的湘军开始了一系列的“讨薪”斗争，甚至引起集体哗变。其中，鲍超率领的霆军在同治四年和六年，分别发生了两次“讨薪”哗变。随后，唐义训、金国琛部下湘军也发生闹饷哗变，而蒋凝学部甚至哗溃为匪，又给湘军、淮军以沉重打击。

这种局势下，同治五年（1866年），湖南巡抚李瀚章在奏折中说，“近又访闻各省撤回勇丁有以哥老会名目勾结伙党，煽惑湘愚，意图不法”。十年后，这种局势也并未好转，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仍在奏折中言：“臣查前哥老会匪名目起自军营，沿及各省军营之勇，湘淮为多，自军务渐平，纷纷遣撤，会匪之患，侵及乡闾”。

除了哥老会的策动，当时一些回乡的官兵也游手好闲，骄奢淫逸，只靠着军营里积攒的军饷坐吃山空，直到返贫，再加上闹水灾，农耕无收，使得当地被裁的湘勇成了地方隐患。

这时候，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王闿运等人都担心湖南要出大事，其中，刘蓉预测 “湖南之必乱，要不出三数年之间。”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在家书中说，“人多言湖南恐非乐土，必有劫数。湖南大乱，则星冈公（曾国藩祖父，字星冈）之子孙自须全数避乱远出。”

在曾国藩看来，远离家乡，“全数避乱远出”成了大家迫不得已的选择。

参考资料：《曾国藩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