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人初期活动看丹阳之所在（淅川文化探索之三十四）
编者按：本文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期，作者/赵世纲，
我们说楚人初期活动，主要是指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楚武王以前这一段。在这个阶段文献中记载楚人活动是比较多的，但其活动地点多不清楚。最近以来由于对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其中有许多地点已比较清楚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可能使我们以这些地点的位置来推断楚都丹阳之所在。
一、庸和鄂
楚人和周围小国发生关系最早的就是庸和鄂，还有杨越。《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
庸，在湖北竹山县一带。裴一骃《集解》引杜预曰：“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
鄂，当在今南阳市北，《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辖三十六县中有西鄂。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条下云“西鄂城，府北五里，古楚邑也，汉置西鄂县，属南阳郡。”
鄂在西周时是一强大的诸侯国，传世《鄂侯□方鼎》铭文、《禹鼎》铭文载鄂侯□方曾率南淮夷、东夷叛周，骚扰西周南部边境。周王派禹伐鄂，俘虏了鄂侯□方。此鄂，据徐中舒先生考证，在今南阳一带。所以说熊渠所伐之鄂即南阳之鄂无疑。
二、濮
西周晚期楚与濮关系甚为密切。《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季徇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史记·楚世家》也说，“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辟于濮。”从以上记载看，濮必与楚为邻。《国语·郑语》还记载有“楚蚡冒始启濮”。
西周时濮人之地望，从《牧誓》记载看，随从武王伐殷的有濮、庸、微、卢等国。蜀、庸、微、卢等国均在汉水中上游一带，则濮地也应在汉水中游一带。另外，我们可以从濮人与麇人的关系中找出濮人的所在。《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此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可知麇与百濮必相近。又据《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锡穴。”
其中“防渚”与“锡穴”，可以作为我们探讨麇国地望的依据。《汉书·地理志》的汉中郡锡县下原注云：“应劭曰：‘音阳’，师古曰，‘即春秋时所谓锡穴’。”《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魏兴郡之锡县故城北，为白石滩县，故春秋之锡穴也。故属汉水中，王莽之锡治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均州郧乡县条下有更明确的解说：“本汉阳县古麇国之地也，《左传》曰楚潘崇代麇‘至于锡穴’是也。防渚，即房陵。”同书房州条下又说：“《禹贡》梁州之城，古麇国地……阚驷以为房陵即春秋之时防渚，州之得名，盖自此也。”据此麇国当在今之白河至郧县一带。其中心区域是汉中以北，其南境则伸人汉水以南的房县北境。所以何浩先生说：“百濮散居于武当山及其以南的山岭之中”②是可信的。应当指出的是，成大心败麇师于防诸，是鲁文公十一年，所以此时濮地当是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之后濮人所徙居之地。楚武王以前的濮地，应当还在武当山以北的汉水沿岸，即今湖北均县一带。其西北即为河南淅川县。
也有同志说濮当在今枣阳县境的滚河流域。不过“枣阳之说”可能性较小。因为枣阳及其以北的新野、桐柏等地都出土有西周晚以至春秋初的曾国铜器，当属于曾国之地，不应为濮人所居。
三、申和吕
楚和申的关系见于史籍的是《左传》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伐申事件，但在《诗经·王风·扬之水》一诗中，却给我们透露出楚申交往更早的信息。
《扬之水》共三章，分别叙述周人戍申、吕时对家乡亲人的怀念。此三章按通常的解释是，申、吕、许三国地邻楚国，不断受楚人的侵扰，由于申国是周平王的舅家，故平王征发畿内之人，前往三国驻守，以抵御楚国。所以，《毛诗序》说：“扬之水，刺平王也，未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郑玄笺云；“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微弱，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在这里也说明了平王时期，楚师曾多次侵伐申、吕了。
申的地望过去有两说，一说是在今之南阳一带，一说是在今信阳附近。1975年在南阳西关煤厂发现春秋墓一座，此墓西距宛城约1000米。出土铜器多件，其中铜簠上的铭文是：“佳正十又一月，□(申)公彭宇，自乍□簠，字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从簠的形制、字体、花纹看，属于春秋早期。此铭称申公，可能是楚灭申后所封的楚臣。
1981年2月在南阳市北郊砖瓦厂又发现西周晚期楚国墓葬一座。此墓西距宛城东北角约1300米。出土青铜礼器及车马器十多件。其中铜鼎和铜簋均有大致相同的铭文。铜簋铭文曰：“南□伯宰中爯父厥嗣作其皇祖稺(夷)王监自僔殷，用享用考用易眉寿屯右佑康，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两处墓葬青铜器铭文，一曰(申)公，一曰南□，可证申国就在此地。这和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载：“申伯之国在南阳宛县”正合。
吕国，姜姓，为共工的后裔，尧时“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见《国语·周语下》)。周穆王时曾以吕侯为相。吕之地望据《史记·齐世家》注引徐广曰：“吕在南阳宛县西。”在《左传》中多以申吕并提，故申与吕必相邻。可证徐广说吕在宛县西是对的。
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10号楚墓出土一套钮钟和鎛钟，均铸有铭文，其后半段为“□，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僕，男子之□，余不贰在天之下，余臣儿难得。”表示吕国忠于成王以示臣服之心。说明吕国此时已是楚国的附庸，但仍保留有吕国的名义。吕国的灭亡大概是在楚庄王之前。据《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楚国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申公巫臣说：“此申吕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楚囲宋之役是在楚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595年。
四、陉和那处
楚服陉见《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伐庸之役师叔对楚王说的话，“姑又与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时在春秋时期，此陉隰可能即《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时“师进，次于陉”的陉。
此次齐侯伐楚是在伐蔡之后，是齐桓公以诸侯之师伐楚的。楚王闻讯后派人与齐师谈判，管仲责备楚人抗拒王命。楚人不服，于是诸侯之师“次于陉”。随后楚王又派屈完到齐师求和，齐侯将兵撤至召陵，陈兵让屈完看，并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反驳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蔡，在今之上蔡县。方城，在今方城县西。观此次桓公伐楚是由上蔡挥师西进，楚师则是据方城以拒齐师。故此陉定在上蔡与方城山之间，约在今河南的西平县南部一带。蚡冒服陉隰，可能是使用精兵深入，以假像骄敌，而克陉隰的。
那处与楚的关系见《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遂门于楚。”杜预注云：“那处，楚地。南郡编县有那口城，那又作耼，丹，乃多切。”
那处原为周文王子耼季的封地。《史记·管蔡世家》有“封季载于耼”的记载。耼亦作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耼国也。季，字也。耼或作那。按《国语》曰：‘耼由郑姬’。贾逵曰：‘文王子耼季之国也。庄十八年楚武王克权，迁权于那处。”“耼处”今写“那处”。依杜注那处在南郡编县。但汉魏时的南郡编县，在今湖北钟祥县汉水以西的胡集附近，即在汉水的下游一带。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其一，季载为文王的第十子。成王时曾为司空，辅佐成王，甚有政迹。所谓“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而“那处”在楚之南。春秋时楚人尚自称我蛮夷也。西周时的那处毫无疑问是蛮夷之地。而成王怎么会将他有功叔父中间隔着楚国封于蛮夷荒凉之地?即使后来周王陆续加封的汉阳诸姬，也都是在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廓一带。
其二，春秋初期的巴国在汉水流域，郧县以西白河一带。申在今南阳。楚、巴联合伐申后，巴人不可能远隔千里跨越楚大部分土地去到楚的南部伐“那处”。
那处当是楚的近邻，巴人在与楚联合伐申后判楚而代那处的。由于那处距楚很近，所以楚人觉得巴人是在他的大门口。从当时巴楚的位置看，巴人在西，楚人在东，所以那处应在汉水中游，湖北郧县以东或东北部一带。
五、邓、巴、谷
邓、巴与楚的交往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九年：“巴人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于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之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巴人与邓结好，是其国当距邓国不远，又要楚人作中介，并且楚国还派人陪同，说明楚国在邓、巴两国之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巴、楚、邓关系不同寻常。
邓之地望据《水经》载：“清水南过邓县东”。郦道元注云：“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东流，经邓塞东，又迳鄾城东……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鄾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子鄾聚矣。”
由上引可知古邓国在襄阳西北不远。清水与浊水的交汇处，刘宋时人盛弘之所作《荆州记》也说：“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县西百余里，有榖城伯绥之国。”
古邓国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襄阳县境的汉水以北及河南的邓县一带。其西与榖、楚为邻，东与随、唐接界，西北则为申与吕。楚、邓互为婚姻，楚武王夫人名邓曼，即为邓国女子嫁于楚者，所以在《左传》庄公十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就说：吾甥也，让他过境伐申。由于楚与邓的特殊关系，楚王才能“克州蓼，服随唐”。楚文王才能伐申过邓，“实县申息”。
巴，为古国，姬姓；旧说在四川巴县，非也。《战国策·燕策》苏代说燕召王云：“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史记·苏秦列传》也有同样记载，《索隐》云：“巴水与汉水相近”。可证巴水在汉水流域。而不在巴县。今陕南与四川之间有大巴山脉，并有巴水，当为古代巴国所在地。《左传》昭公九年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正反映了这几个国家由西及东的序列。
谷国在丹淅之南。很早可能就是楚的附庸国。《春秋经》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杜预注：“谷国在南乡筑阳县北。”《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筑阳县班固原注：“故谷伯国。”注引应劭曰；“筑水出汉中房陵，东人沔。”《水经》谓沔水“南迳谷城东，又南过阴县之西。”郦道元注云：“城在谷城上，春秋谷伯之邑也，墉闉颓毁基堑尚存。沔水又东南迳谷城西，故下阴也。”从上引可知谷国当在今谷城县境，其北与楚为邻，1977年在湖北谷城县新店出土一座青铜器墓，其时代当属于春秋中期前段。从铜器的形制花纹等方面看，还保留有中原周文化风格，当属于谷国墓葬。从这条资料可证，在春秋中期前段，谷国尚未被楚灭。
六、鄀、州、蓼、随、唐
鄀、州、蓼等国被楚征服见《左传》哀公十七年子谷对楚王说的话。子谷说“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
楚武王对随国的征伐共有三次，《左传》载之甚详。第一次是在武王35年(公元前704年)，最后一次是在武王51年(公元前690年)。三次征随均未提及观丁父为军率之事。所以子谷说：“克州、蓼、服随、唐”定在武王35年前，而武王伐鄀俘虏观丁父，更应在克州、蓼之前。
鄀国地望据《左传》僖公25年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又云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如按此注，则鄀应在今之河南淅川县南部李官桥一带。然而细观《左传》所载，杜预所注是不确切的。《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日；‘秦人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杜预说鄀为秦、楚界上小国，析为楚邑是正确的。但说商密就是鄀国别邑，还应作进一步探讨。此时楚在南，商密在楚北，而析更在商密之北，析为楚邑，商密岂能不是楚邑。当时斗克、屈御寇驻军商密以备秦军，并不是为了救鄀，当然不会进驻鄀国。秦人进军路线是先取析，而后南进到达商密。因此不能说商密就是鄀邑，所谓“商密人”应当是楚国的当地居民。
鄀器多有出土，宋《考古图》著录有《鄀公□鼎》一件说：“此鼎得于上雒”，故宋人又称之谓“商洛鼎”。上雒，为今陕西商县。此鼎铭文自称为“下鄀公”。另有《鄀公人钟》、《鄀公人毁》等⑩铭文中自称“上鄀公”，据郭沫若推断，当时有上鄀、下鄀之分，下鄀在商县。关于上鄀的地望，最近徐少华先生提出可能在河南西峡县城西5公里的丁河村，那里有鄀国古城遗址，此说可从⑪。
如上所说，鄀国应在淅川的西北部，商县和西峡一带。
唐，据《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春陵县班固原注云：“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水经注·沔水》卷二十八记载更为详尽，其洞水(即今之桐河)条下云；“沔水又东，合洞水。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六父山。西南流，谓之白水。又经安昌县故城东，屈迳其县南。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春陵县。光武帝即位改为章陵县。置圜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由上引资料可知唐国故址，西汉时在蔡阳县的上唐乡，元帝时自蔡分立舂陵县后，又改属舂陵。据石泉先生考证，西汉之蔡阳县，在唐河县西北，“唐国地望当在南阳盆地东南部，今唐河南境。”
蓼，春秋时的蓼国有三，一在今河南唐河县湖阳一带。一在河南固始东北。一在今安徽舒城一带。固始之蓼和舒城之蓼，均距楚较远。春秋初，此二蓼与楚之间尚有唐、江、黄等国。楚势力尚未达到此地。故观丁父所克之蓼，只能是唐河之蓼。此蓼据杜预《春秋左传》注；在“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湖阳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之南约30公里处。
州，传统的说法是在今湖北潜江一带。杜预《左传》桓公十一年注；“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晋之华容县在今之潜江西南。谭其骧先生更确切的指出州在今洪湖县东北。但是最近石泉先生考证，汉晋时的华容县不在潜江西南，是在今钟祥县胡集附近。不管说古州国是在今洪湖县，还是在今钟祥县，似乎都偏远。《左传》中说：“克州、蓼、服随、唐。”随、唐相邻，州与蓼也应当相近。1960年和1975年在河南桐柏县的平氏与月河出土两批春秋初期青铜器，其中的盘、罍、匜均有铭文。从铭文分析此地可能就是州国所在地。
随，据文献记载，随国在今湖北随县。但是在这一地区多出曾国铜器，所以李学勤先生提出“曾即随”，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根据曾器的出土地点，曾国的范围，主要是在随枣走廊，其北部边界，可能达到河南的新野、桐柏的平氏一带。1975年在桐柏平氏公社张相公庄出土一件铜盘，盘铭文云：“惟曾子口，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其黄寿灵终，万年子孙永宝”(现存文化馆)。1971年在新野小西关发现两座曾墓，其中铜甗铭文云：“惟曾子仲诲，用其吉金，自乍旅甗，子子孙孙其用之”。这些铜器大都属于春秋初期时器，故在春秋初时随国北与唐、蓼、州为邻。
七、郧、绞、卢、罗
《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不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遂败郧师于蒲骚。”
郧，流行的说法是在今湖北京山一带。然而从这次战役看，楚国使用的远交近攻的政策，先拉拢较远的贰、轸，以离间随、郧与汉东小国关系，使之孤立后再征服它们。可见郧与楚相近。郧国如在京山，则距楚较远，此时楚都不管是在宜城、还是在丹淅，郧军驻其郊外，也构不成对楚的威胁。而楚军不会在一夜之间对郧突袭成功。故郧国当时必不在湖北京山一带。并且，1960年在京山曾出土春秋早期曾侯仲子静父青铜器多件，表明京山当地应属曾国(即随)。我认为当时郧国应在今湖北郧县一带。据《水经·沔水》中载：“(沔水)又东过郧乡南。”郦道元注云；“即长利之郧乡矣。《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以为县。”可证古郧国在今郧县境内，湖北郧县与河南淅川搭界，相距不过百里。如郧国出兵军驻于西郊，当然对楚国会形成很大威胁，那么斗廉建议楚师次于郊郢，以防随、绞、州、蓼联军的进攻，他自帅精锐，夜袭郧县，遂败郧师于蒲骚，就顺理成章了。败郧之后，第二年就伐绞。
绞，《左传》桓公十二年载：“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先杆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伐绞这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
这一次战役，楚国是采取了分兵包围的办法，故能军其南而又坐其北门。而绞是采取固守城池，以逸待劳，伺机反攻。但上了楚国诱敌出城的计谋，绞于是大败。这次楚军是分涉于彭。彭水为汉南支流之一，即今河南。发源于武当山的丛山峻岭中，北流入汉。楚军即能分涉于彭，故绞定在彭水上游。而涉彭还引起了罗国的恐惧，并且欲出兵伐楚师以支援绞国。故绞必与罗国相邻。
罗国的地望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载：“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杜预注云：“罗，熊姓国。在宜城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沔水》对古罗国的地望有更为具体的记述，其夷水条说；“夷水，蛮水也。……夷水导源于中卢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流迳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夷水东南流，与零水合，谓之泺溪，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泺口。”
康狼山，即今南漳，襄阳交界的七里山。
据此看来，古罗川城当在泺水以北，夷水(即鄢水)以南。位于两河交汇处。绞在其西北的彭水上游。
卢，在今襄阳县西的汉水南岸，《水经》：“(沔水)又东，过中卢县东，淮水自房陵县淮山东流注之。”郦道元注云：“(中卢)县即春秋卢戍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据石泉先生考证，魏晋时的中卢县“当位于襄阳县西，汉水南岸的泥嘴镇附近”。
以上讨论了西周以至武王时期与楚国发生关系的18个诸侯国的地望。根据这些地望，我们绘制了丹阳与各诸侯国位置示意图，以供参考。从图一上看，这些诸侯国和地区的分布都是在丹淅之地的周围。如果楚都丹阳在商县，那就偏北。如果在宜城，那就偏南。当然也不可能在秭归和枝江。那样就距他所交往或征战的诸侯国就更远了，每次征战都要进行远距离的行军，那是不可能的。
总之，从楚人开国初期，其与周围交往的国家以及其征服的诸侯国的地望来判断楚都丹阳之所在，也只能是在今河南省淅川一带。即所谓“丹淅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