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面对“十四五”和“2035远景”，把握推进现代化的系统论思维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0丝路青年论坛上的发言（2020,12.2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蒋正华副委员长等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中外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在丝路青年论坛上做个交流，主题是谈一下我对于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系统性思维这方面的认识。想在三个层次上，谈谈自己基于研究者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层次，是时间序列概念之下，我们怎样看待和把握系统论思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十四五”开局这个时点的“承前启后”。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大家感觉越来越有信心，这条现代化之路，终于可以越走越宽。最开始战略框架的设计，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这个三步走的大框架，实践证明有非常高的战略思维水平，前两步得到提前实现。在千年之交之后，中央又进一步给出了第三步期间的一个节点目标，就是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收官的阶段。这个三步走大框架的表述，是要于2050年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它内含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要有超常规发展中间的追赶和赶超。中央后来在文件里对此有明确表述，就是我们“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这个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是非常明显地落伍了，而大踏步跟上时代，我们现在已经在改革开放之路上，走到了经济总量的全球第二位，伴随的还有贸易量的第一、我们其他方方面面的发展，还继续保持着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高速态势，而中高速在大国经济里就是高速。我们非常有希望按照这样的战略部署，把握好它内含的系统工程的逻辑，来继续往前推进，而它的原点，我愿意强调，就是邓小平在考虑三步走的时候，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给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紧紧地扭住发展这个硬道理——进一步的发展中间，我们又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十八大、十九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实际上进一步表述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发展是硬道理。这样一个在我们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的系统论逻辑，现在表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现代化国家，要以改革深水区取得决定性成果，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握住这个总书记所说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新境界。在未来直到2049、2050年，30年左右时间段里的节点目标，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新的两步走”，而面对着“十四五”，现在总书记在关于中央《建议》的说明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央决策层面认真考虑了地方和部门提出的建议，认为我们在继续努力的过程中，“十四五”结束的这个时点上，是很有希望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入围资格的，就是站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经受一个上台阶的历史性考验之后的重大发展。另外，再经过15年左右的努力，看到远景的2035年，我们非常有希望在这个时间段里，使中国的总量或者折合到人均的GDP，再翻一番，达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配套条件。这是第一层面我想说的，我们现在应通盘把握的按照时间序列推进现代化的这个系统论思维。

第二个层面，我想谈的是我们还要进一步领会综合展开的系统论。中央在现在的《建议》和一系列的指导精神里所包含的很长时段之内应更多注重综合展开的系统论，就是要对应着新的一轮时期规划，在思维特点上，更多注重统筹、协调、系统化地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央已经强调了统筹全局的总基调，就是继续稳中求进，我们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深刻地理解不可能再沿袭粗放型发展的高速度，必须转为中高速而高质量的发展状态，于是主题就落在高质量发展上，这是新时期的全局性的主题；而跟着，中央强调了我们要继续紧紧地把握住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那个改革，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加上前面两个前置词形成的全称呢？它体现的，是我们现在的决策集体，特别看重科学决策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改革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供给侧”就先标在前面，这个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即它的优化，要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要带出从制度结构，联系到一系列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等的通盘优化。所以，跟着的第二个前置词“结构性”也标出来，两个前置词都落在“改革”上面。这条主线之上，中央现在又进一步明确地强调，我们已经表述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第一动力源的创新发展，是处于整个现代化事业核心地位的关键词，进一步强调了这个第一动力，也是我们现代化追求中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要紧紧抓住不放的动力机制。

再有，中央新近还提出了双循环的指导方针。在座的各位朋友一定很看重对于这个双循环的进一步理解。中央特别强调，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显然紧密联系着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怎样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之后，我们要抵御贸易战、还有疫情突发以后的不良影响这种巨大不确定性的冲击，在提高自己的抵御和稳定能力、更好把握主动权的这个战略思维之上，我们当然就要更多依仗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这个统一市场；同时，也绝不放弃更好地跟国际上形成国际大循环的交流。这种内循环和外循环，过去就存在，但现在更多地要依靠内循环形成我们的确定性，把握好可以把握的主动权。要理解内循环绝不意味着在导向上重新去考虑所谓闭关锁国，是要更坚定不移地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使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在实际生活中间，这种供需的互动，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必然是相互促进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样的新发展格局内在的高质量，是要有中央全面提出的从总基调，到主题，到主线，到现在的新发展格局，一气呵成，形成一个综合考虑的系统论思维。我觉得这样一种中央的指导精神，实际上就是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要更强调这种统筹，才可以支撑我们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得以实现——就是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这个时点上，明年要做出评估以后加以正式宣布；而下一个百年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2049到2050这个时点上，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整个现代化战略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这样一个现在更加注重的、综合展开的系统论的把握上。

第三个层面，我想谈一下还应该进一步地在两分法、多分法的哲理视角上，把握好中央战略思维里的系统论。要深刻领会中央这样的战略思维，是要全面地掌握继续推进现代化的思路和要领，防止和纠正片面性的认识和偏向。我觉得毋庸讳言，中国社会现在已有这么多进步的同时，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性，国民的思维倾向还非常容易走极端，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你看看微信、微博上面很多的看法表达，是非常容易流于极端性、片面性的一些说法的。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愿意强调，至少应有如下七个具体的视角，来把握好中央的系统论战略思维里掌握两分法、多分法的这种哲理上很有必要性的命题。

第一，我们要进一步强调，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和开放之间的相互促进，在“一带一路”上也是一个内在的逻辑：“一带一路”这个战略倡议，直观的看是一系列的发展，但实际上是要在全球视野的通盘考虑之下，我们向西为主，更多地考虑避开太平洋方向上和第一强国美国的正面对撞，而更多地和一些欠发达的、地缘关系更密切的这些经济体之间，我们更好地发展“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这个过程中，建设事项也一定伴随着大家一起在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做出进步的努力。欠发达经济体其实都包含着在发展的同时，更好做出制度建设、机制创新工作这样的任务，而且这是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寻求共赢的这样一种将改革和开放的融合。中国自己本土上的改革，已到了深水区，也不必讳言，啃硬骨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总书记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但这些骨头不啃下来，不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的话，我们是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愿景的，而开放它往往正可以催化和倒逼我们本土攻坚克难的改革。很典型的，前面一轮入世，就是清理文件柜，杜润生老前辈说，清理文件柜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变法呀，而变法就是创新图强，就是要革自己的命。那么现在领导人新的一轮明确表态是：我们在签署RCEP之后，还要积极考虑加入原来美国主导、以后又退出、现在日本也积极在做的CPTPP，我们就是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以对接到全球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些规则体系，来实际上和中国的改革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要纳入系统论来理解和把握的两者的结合。

第二，供给侧的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要相互呼应，互相促进。这也是中央的一个新提法。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扭住供给侧改革，后面跟着说还要做好需求侧改革，消除堵点。那么有的极端化的看法，是说风向变了，供给侧改革过时了，我说不对。我应环球时报的约请，写了文章已经正式发表，标题就是风向没变，我们这个供给侧改革，同时要更全面领会中央的意图，就是供给侧更多地要处理制度供给、制度结构和整个供给体系结构的问题，而需求侧更多的是一个总量合理的管理和调控的问题，这种带有总量调控特征的需求管理，也需要有配套的制度安排的优化，消除堵点，就是它的关键。我们消费的需求怎样能更好地释放？必须使老百姓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而更敢花钱，那么就得有社会保障制度水平进一步的提高。投资方面，中国其实在城乡有大量可做的事情，但是这些需求怎样能够真正对接到有效的供给，那也就必须消除堵点，使这些投资需求能够在克服阻碍之后，实实在在和供给端去形成对接。比如北京，咱们直观地来看，和纽约曼哈顿一个风格了，高楼大厦林立，但是公交体系拿来一作对比，高下立见。北京必须下决心，把天文数字的资源砸到地底下，把地铁为主的轨道交通网和与它配套的周边的城铁尽快建到位，这才能真正解决在北京老百姓收入增长了以后买机动车却要摇号而基本摇不上、开车也面对限号限行、还有外地车进来限入的大问题。这整个公交体系要通过有效投融资提高它的供给水平，首先消除前面的堵点，是要有一个高水平的规划，让需求很好地体现出来，匹配上像PPP等等这种机制创新。在这个方面，显然中央是在强调主线的同时，又更好地表述了必须加以呼应的需求侧的改革事项。

第三，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也是非常具有与时俱进新意的概念。这绝对不是强调了内循环为主体，外循环就不重要了。我前面已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实际的掌握中，我们要注意防止新的片面性。

第四，实体经济的升级创新要得到金融体系、投融资创新的有力支持。这个方面有的认识，是认为金融的地位要做调整，邓小平当年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话还能不能成立？我的看法，邓小平这个话一点儿都没有错，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说它处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的地位，这样一个功能作用定位上，要通过货币和信用媒介，联系方方面面的供需，形成整个经济生活的大系统。但是这个心血管系统无论多么重要，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是维护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强调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要得到金融的服务与支持，绝非否定金融在现代经济里的核心地位，而是防止它产生自我服务的偏差以后变为空心，这也是一个必须说清楚的两者关系。

在第五个视角上，我愿强调数字经济的创新，和规范的合理的监管正在相互磨合。这个方面也有很多议论，在监管部门对原来看起来一路绿灯发展到马上要上市的蚂蚁金服叫停、暂缓上市以后，有些说法太片面了。舆论场上的一些指责，是明显不符合实际的，甚至给这种创新中成为头部企业的电商平台公司，列了“十宗罪”，好像要怎样的批倒批臭。其实我们必须作通盘理解，就是这种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它在创新中的贡献，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包括现在人们有疑问的社区团购，它其实也是在武汉封城的情况之下逼出来的唯一选择。在解封了以后，有些人担心这种社区团购的模式会把其他的小商小贩通通都排除掉以后，形成寡头垄断，由它来一味抬价——这需要预先来做出前瞻性的分析，有必要防范垄断风险的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积极讨论，但绝对不能由此而否定这些电商平台他们创新的主流。监管规范是非常必要的，也符合事物发展的波浪式，有了高潮以后可能要稳一稳，在稳一稳以后更健康，更规范了，还要掀起新的发展高潮。这个事情我也觉得现实生活中有它突出的意义。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要配以新基建，是明确给了它一个需要得到支持和更大发展的这种战略定位的。我们应该在创新和规范、合理监管相互磨合之后，使这种数字经济在中国继续升级和开拓它的新境界。这个新经济引领潮流的，就是头号强国美国的硅谷，我们终于在某些方面使用人家的原创技术，大大地缩小了和硅谷的距离，我们还要继续往上，争取在未来的发展中占领若干制高点。这个创新的主流，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把它把握好。

第六个视角，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的振兴发展要合流，在中国的大地上，乡村的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同框的——在一个画面里它要并行不悖。这当然也要处理好很多的具体问题。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避免在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上其他的经济体、我们自己过去都已经出现过的一些偏差，比如某些地方变相的贫民窟化，城市的污染问题，城市经济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人员流动遇到的公交拥堵问题，这些都是城市病。新型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结合得好，可以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化解这些城市病，而且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第七，我觉得在经济发展和我们的环保、社会发展里的文化、体育、老百姓其他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多样化诉求并行不悖这方面，我们要充分领会中央的战略指导精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应该综合地提升，最后当然是落实于改善民生。人本主义立场上，这就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在打造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落到富强中国，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等等这些维度上的具体追求，而汇成一个现代化伟大国家建设与治理的全景图。我们就是要为这样一个全景图在中国大地上的实现而奋斗，同时也和其他的经济体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这些认识，都可以围绕着中央战略的系统性思维，来进一步研讨和领会。

上面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