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年生产队
文|王有金
从上世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四年,人民公社存在了二十几个年头,作为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也存在了二十几年。
生产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组织,也是走共同富裕的基层单位,更是一起劳动,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鲁西北宁津县,大部分村三十多户家庭,一百几十口人,耕种着几百亩土地,从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践行着年复一年的轮回,度过着欢乐愉快的时光,经受着风雨雪霜的岁月,增加了件件美好的记忆,留下了段段难忘的回忆。
那些年,故乡郭杲村有一百叁拾多户,五百六七十口人,分设了四个生产队,中间也有过合并,叫东队西队,还增设过副业生产队,叫五队,但总体还是四个建制队,排序从西往东。
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经过了简短的过程,人们把大件的农具搬到了生产队,共同使用,解放后分得的土地也归了集体,共同耕种。
人们的生产活动,由大家选出的生产队长安排,种植的粮棉品种,瓜果菜亩数也都由队长说了算,队长是生产队的当家人,总管家,领导者。
19世纪50年代,宁津县农村女社员排练宣传节目
生产队里设有队长,会计和保管,有时设过妇女队长,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副队长等职。队长负全责,会计负责记工分和收支帐目,搞年终决算和分配分红计算,保管负责粮种保存,公用物品及工具的管理,向喂牛喂猪人提供饲料等。
每个生产队都有个固定问活的地方,队长提前到位,按时敲牌子砸钟,男女社员当天干什么活,到那里干,听从队长的安排分配,问活分上午和下午两次。
生产队的活分轻重,重活一般有青壮男劳力去干,较轻的活有女社员干,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干些辅助劳动,如菜地,修沟,场院洒洒晒晒的一些轻活,而工分也是根据劳动能力和所承担的劳动量来确定的,记忆中,男青壮劳力每天八分,妇女青壮六分,老年男劳力五分,小脚老太太大都四分。
晚饭后,每家有一人拿着家人的工分本去写分,分别报出家人所从事的劳动项目和时间,记分会计将当天分值记录在工分本上,到时进行月结和年结,作为人七劳三分配粮柴和年终分红的依据。
扔圈粪,挖水井,出河工,交公粮,场院里搬抬粮袋子,稳挪柴油机,夜晚看场,秋天打夜更护秋都是青壮男劳力去做,而往地送粪,春天砸坷垃,修棉拾棉,耪地除草大都是妇女们来干。
人们一天三出勤,秋忙时有时四出勤,起身迎着晨霞下地,夜晚顶着月光收割。
生产队饲养有耕牛,用来辅助重体力劳动,那些耕牛都是在公社注册了户口的,不能随便宰杀和卖掉,耕牛是生产队的大功臣,主劳力,承担着拉运耕种的重活,付出多,吃粗草,好饲养。
记得那些年,我和发小上小学和高小,常常利用周末到地里挖一些野菜或嫩草,交到队里喂猪养牛,也换取一些工分。
生产队每年都要养几头猪,用来到年节杀掉分肉,由于粮食紧缺,猪大都难以吃饱吃好,光长身子不长膘,到春节前宰杀时才一百二三十斤,那可是喂养了一整年呀,那年代的猪肉,真是肉香味美,社员们都愿意分点肥肉,到家炼点猪油。
较大的生产农具都是生产队添制,如犁,耙,牛车,水车,播耕机等,小的生产工具有家庭自备,如锨,镐等,六十年代末期,家家都增添了小推车,用来推粮柴和推土推粪积肥,有的家庭人手一车。
生产队的固定资产价值也浅薄,只有队部,牛棚,猪圈,寡屋,放粮种和喂养牛猪的饲料仓库,场院及场院寡屋,水车,七十年代中后期才有了柴油抽水机。
生产队每年麦秋和大秋都要向上级交公粮,秋收后,把最好的粮食袋袋车车推向公社粮棉站,那是向国家应尽的义务。
那年代,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生产队每年春秋都要出河工,推车步行几十里或上百里,将平坦的土地上修出一条宽而深的大河,修河时,河工如蚂蚁搬家,人山人海,非常壮观,生产队的青壮劳力都报名参加或轮流去,一是出河工分值高,二是吃饭不要钱,能吃饱肚子,省出家里的粮食。
一九六六年以前,生产队社员们都有块自留地,每人约一分地,文化大革命初把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大队搞了不少副业,也坚持了数年,每年都要各生产队出人力,要求把最好管理和勤劳灵巧的人派到大队副业,因此,郭杲村的副业搞得红红火火,获得了南有大齐北有郭杲的美名。
生产队实行人七劳三分配制,粮棉油菜瓜的分配,人口占七分,劳动量分值占三分,所以常常是劳力多的不够吃,孩子多的吃不了,那时壮劳力每天的工分值才几分钱。
生产队分粮柴瓜菜都是用大秤称,分粮柴称后堆上压个纸条,条上写有户主的名字,以便人们认领,分瓜菜谁来了称给谁,随时领走,公平合理,不出予盾。
那年代社会教育好,社会风气好,村风也正,队长们大都不敢多吃多占,怕运动来了挨整,因为那些年运动多,对人的管制和精神约束也多,队长村干不敢任性。
年终分红是生产队终结分配制,大多年份年终分不到什么红利,常常是劳动量分值减去分到的粮棉瓜菜价,基本持平,大家年终一笑了之,但有一年分配可观,记忆深刻。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年,风调雨顺,粮棉丰产,年终决算时,郭建月家分到了三百多元,全家四个壮劳力,加上老人们常年也不休闲,三百元真是个天文数字,全队叫好。那年,我家分了九十多元,二姐和哥哥是常劳力,我上学只能假期参加劳动。九十多元的年终分红也使我们全家激动了好几天。
生产队经历过旱年,水灾,冰雹和蝗虫的侵袭,也经历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六十年代中末期的乡村“文革”,尤其是一九六一年的大雨,水灾将房屋泡倒,田地庄稼淹没,社员们生活困难,靠野菜树叶和可食用的庄稼藤蔓生存,还有的趴火车用旧衣物去鲁南山区换地瓜干,社员们大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麦收场景
生产队的队部,场院,菜地是社员经常相聚的地方,队部除了晚饭后记工分外,还是社员们开会议事的集中地,粉房和豆腐房大都也设在队部。场院每到秋收时才派上用场,一堆堆粮食,一垛垛秸杆,堆积如山,麦秋一月,大秋百天。菜地大都种植在有水井的地方,种植着按季节可食用的各种菜和瓜,到时分给社员们食用,夏季分瓜可是难以忘记的美事。
春天,暖暖的春风从南方刮来,也时而有漫天的风沙,休息时躲到深沟。男女社员们不顾多变的天气,天天到生产队劳动,一年四季在于春,社员们深知这个道理,积肥,推粪,砸坷垃,平整土地修沟坡,打水浇地,而后再根据需要按计划进行种植,整个春天,忙个不停。
社员积肥
夏天,社员们冒着酷暑,汗流全身,不停地对庄稼进行管理护长,除草松土,妇女们对棉花进行修理,对庄稼进行施肥,耘地,修饰护理,在酷热的夏季,时而赶上急风瀑雨,社员们急跑到菜地场院的寡屋躲避,雨停后再接着干。
秋天,是最忙的季节,麦秋抢收一个月,大秋共收一百天,那些青壮劳力,那些妇女们,那些能劳动的老年人,休假的学生们,都投入到秋收的队伍,麦秋累的腿酸腰疼,大秋忙了地里忙场院,到家还要整理晾晒分到的粮柴,真是从早忙到晚,地里家里不休闲,遇到抢收时,社员们干脆吃在地里,家人用篮子送饭,一个窝窝头,一块熟地瓜,一块咸萝卜就是一顿饭。
冬天,社员们还要修河填坡,积肥备耕,那年代提出的口号是,年忙三百六十天,吃过年饭接着干,把大寨精神运用到全国,运用到生产队。
在生产队干活时,一般中间都有一次休息,时间约半小时,上午下午各一次,用来缓解劳累,排解内急,休息时,社员们都躲到远远的庄稼地或深沟去解手,妇女们更是结伴同行,田地深沟是自然的卫生间。
那些年,妇女们最盼劳动中间的休息,每到休息时,妇女们都拿出鞋底子进行缝纳,姑娘们织打着心爱的毛衣毛裤,而勤劳过日子的人赶紧去拔点草,捡点柴火。
人们在生产队里劳动,说说笑笑,减轻了劳累,增加了欢乐,调节了心情,家中心中的烦心事,说给知心的兄弟姐妹,郁闷的心情得到舒解,快乐自然而来。
生产队时期的利弊分明,人们天天到地里劳动,说说笑笑快乐多,社员们的人际关系也好,畅言无阻,无话不谈,人们心情也畅快,弊端是出工与出力有反差,劳动效率低,无果劳动也多,如春天的砸坷垃劳动,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和无效的。
生产队里故事多,全村吃过大食堂,忙时往地里送过饭,头顶月亮搞过夜战收割,呼着口号到外村打过深井,件件事情体现了公有,段段时光显现出集体。
二十几年间,生产队不知道远嫁了多少土生土长的姑娘,也不知迎娶了多少新媳妇,更不知安息了多少故去的老社员,当年的好劳力。
生产队的社员们,因长期同劳动,共生活,其感情胜过上学时的同班同学,从军时的同连战友,结下了真诚的友情,延续给后代人。
家庭中的修房盖屋,婚丧嫁娶几乎是全队出动,很好处理,人们不讲报酬,不计付出,不图吃喝,连家庭中的织布染线也是商量着来,合起伙来做,其乐融融。
生产队生存的二十几年,有过甜酸苦辣,有过风雨兼程,更有过风风火火的日月,团结互助,喜乐共享,苦辛同担,那真是激情燃烧、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王有金,山东省宁津县人,金融工作退休。)
壹点号玉河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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