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臣最高谥号之谜：是“文正”，还是“文”？
《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西周初期周公旦制谥，用以对已故之人盖棺定论，根据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长短字数不定，或一两字，或二十余字，字数不定。
在二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经天纬地的文臣，犹如海中之沙天上繁星层出不穷，萧何、房玄龄、韩愈、王安石、司马光、张居正等，他们既是忠臣也是能臣，更有大毅力大勇气，建立了一番大功业，那么盖棺定论时，封建王朝给了他们什么谥号呢？鲜为人知的是，在历代这些文臣中，“文正”谥号只能算第二等，第一等只有王安石、朱熹等数人获得过。
战国时期，随着列国战争升级，列国或多或少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秦国改革最为彻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功爵制度，将爵位与军功牢牢挂钩，而一般职位又需要相应的爵位，因此先秦很多官员能文能武，或者说当时文武还没有真正分开，比如吴起与商鞅既是改革家又是军事家，当时也没有人觉得文官就不能打仗。
汉朝初期，刘邦论功行赏排位次时，群臣以传统思维看认为曹参战功最大，应该排在功臣榜第一，但关内侯鄂君指出没有萧何在后方源源不断的支持，刘邦早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应该是萧何第一、曹参第二，此言正中刘邦下怀，于是就将萧何排在第一位。将一位管理后勤的、没有一点实际军功的萧何排在功臣榜第一位，这是史无前例之举，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邦夺得天下的必然性，因为他对张良、萧何、韩信等分工明确，又重视相关文职工作，组织架构远比项羽更完善更先进。更为重要的是，自萧何之后，文臣的作用慢慢得到高度重视，他们的地位也急速提升，到了汉唐时已可与武将集团分庭抗礼，到了宋明时期已经压过武将集团。
由于萧何对汉朝的贡献，在他死后按照谥号原则，汉朝定下“文终”之谥，同时代的张良谥号是“文成”。按照谥号原则，顶级文臣谥号一般以“文”字为第一字，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搭配的字有贞、成、忠、端、定、简、懿、肃等，以强调其人的特点，也就是通常用“文X”评价某人一生。
由于汉朝文臣武将区分还不明显，文臣放下笔墨可做武将，武将放下刀枪亦可作文臣，因此也没有什么文官最高谥号之说，但到了唐朝之后，文臣最顶级谥号约定俗成的是“文贞”或“文正”，北宋司马光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即所谓“生封太傅，死得文正”者也。相传明朝时期，内阁首辅李东阳弥留之际，杨一清探望他说要给“文正”谥号时，李东阳激动地跳起来向人磕头，以至招来时人讥笑。到了清代，“文正”谥号的拟定，“悉出特旨”，群臣无权建议，尊贵无比。由此可见，在文臣心目中“文正”谥号已经成了终极梦想。
唐朝时期，文官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其中“贞”是忠于信仰和原则，坚定不变的意思，因此文贞的评价就非常了不起了，得到这一谥号的只有魏征、张说、宋璟等寥寥几人，其他的比如房玄龄是文昭，狄仁杰是文惠，张九龄是文献。
宋朝时期，由于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为了避讳，同时谥法文献中有“内外宾服曰正”之说，于是就将“文贞”改为“文正”。自宋朝以后，文臣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就是“文正”，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司马光说得并不正确，因为文臣谥号中还有一个比“文正”更高级，这就是单谥“文”！
从历史上看，得到“文”之谥号者只有寥寥几人，即春秋时的孔文子孔圉、季文子季孙行父，唐朝韩愈与白居易，宋朝杨亿、王安石、朱熹。不过，尽管这几个人都得到“文”之谥号，但其中部分在当时并不算最顶级的谥号。也就是说，有的时代算最顶级的，有的时代不算。
孔圉是卫国政治家，曾经以下犯上攻打国君，被授予“文”之谥号时，子贡疑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孔文子这个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因此孔文子的谥号更多的表现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面。但孔子这个解释放在季孙行父身上就不准确了，因为季孙行父是一位重磅级的改革家和权臣，执政鲁国33年，厉行节俭，开一代俭朴风气；开初税亩，促进鲁国的改革发展等，都与学问没什么关系。因此，孔文子与季孙行父的谥号尽管都是“文”，但从两人生平来看，“文”代表的评价无疑是不同的。
唐朝韩愈的政坛生涯几起几落，官职最高才吏部侍郎，为人胆大包天，气的唐宪宗要杀他，与宰相关系也不好，这是一位职场“刺头”，后来唐穆宗选择包容韩愈，将他提拔为吏部侍郎。韩愈去世之后，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韩愈的谥号高不高呢？在韩愈之前，唐朝严郢议谥时曾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从唐朝到宋初，正是中国谥法变革期，围绕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不休，当时二字谥号仅占27%，因此一字谥易得二字谥难得，所以严郢才会说二字谥尊贵，需要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获得，即“双字为美，单字次之”。由此不难看到，韩愈、白居易、宋初杨亿的“文”之谥号，显然只能算是较高的评价，远远达不到无比尊贵的程度。
宋仁宗之后，谥法改革，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结束，之后除了极少数人是单字谥，其他的无论官职大小都是二字谥，这时反而就凸显出一字谥的珍贵了。更为重要的是，从王安石的谥号由来可知，“文”之谥号在当时最为尊贵。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而高太后在宋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因此她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同年，王安石去世，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以保守派对变法的态度，自然不会给王安石什么好脸色。1094年一心想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立即启用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而章惇是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这时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赐给“文”之谥号。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之谥号属于“隐其恶也，似褒实贬”，但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宋哲宗准备启用新党推行新法，给已故新党领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既能表明态度，也能得到新党支持，因此宋哲宗给王安石的谥号必然是最高褒奖。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王安石的地位又一次被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后谥号是“文正”，而蔡卞无论在文学还是在治国领域都无法与王安石相比，那么蔡卞的“文正”谥号怎么可能比王安石的“文”之谥号等级高？
其实，宋哲宗给王安石“文”之谥号，原因就在司马光说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上，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代表，全面推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让一心想要变法的宋哲宗恨之入骨，所以给王安石这个谥号，是让王安石压住司马光一头。
除了王安石之外，朱熹得谥经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之谥号的最为尊贵。
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晚年时，宰相韩侂胄上台后，为了打击异己，尤其是主和派，于是策划了“党禁”事件，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后来禁绝朱熹理学，贬谪以宗室赵汝愚为代表的大臣，史称“庆元党禁”，而朱熹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死后八年没有谥号。
后来，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杀，史弥远等上台，庆元党禁结束，群臣讨论朱熹谥号，在“文正”或“文忠”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刘弥说“孔氏之道，赖子思、孟子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圣道粲然矣！”将朱熹提升到接续孔子绝学的地位，于是宋宁宗赐朱熹谥号为“文”，配享孔庙。显然，从朱熹获谥经历来看，“文”要比“文正”更为尊贵。
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之后的单字谥号者开始变得尊贵，比如王安石谥“文”、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张栻谥“宣”、吕祖谦谥“成”等，他们基本上都配享了孔庙，其中王安石不仅配享孔庙，还配享了太庙。由此不难看到，宋朝文臣第一等级的谥号无疑就是“文”，而非“文正”。
由于不同时代“文”之谥号的尊贵程度不同，显得这个谥号比较混乱，远不如文正谥号严谨，加之文正这个谥号有司马光的“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句话的加持，于是后世就将文正视为文人最高等级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