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赵凌波叛变，参谋长王槐生受伤，司令员傅秋涛率11人逃出重围，一年后捉住叛将！

傅秋涛上将

傅秋涛上将是皖南事变中逃出国民党重兵包围的少数新四军高级将领之一。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分左、中、右3路纵队离开皖南，踏上了北移苏南的征程。傅秋涛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为赵凌波，参谋长为王槐生。

1月6日清晨，新四军前哨部队在一个叫纸棚村的地方，与国民党第40师的伏兵遭遇。国民党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激战到傍晚，傅秋涛下令老一团第3营为纵队前卫，攻击前进。

第二日黄昏，纵队将守军击溃，攻占举山。老一团继续前进时，却被副司令员赵凌波阻挠，下令部队返回原地休息。团长提出异议，赵凌波喝道：“不服从命令，按军法论处！”部队只好回撤，由此，第一纵队失去突出敌人重围的机会。

第三日拂晓，傅秋涛提出打过公路去策应军部突围，但又被赵凌波借口示军部反对，未能采纳。

新四军战士

上午，国民党重兵扑来，兵力越聚越多，岂料十分危急。下午4时，傅秋涛下令部队强攻梅树岭，进行突围。激战正酣，赵凌波又传令老一团撤退。团长又不同意，赵竟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傅秋涛得知后，愤怒地说：

“这打的是什么仗?赵凌波搞什么名堂?”下令警卫员立即将赵凌波找来。

结果，警卫员怎么找也找不到赵凌波。

叛变投敌的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的赵凌波。

原来，赵凌波已离开部队，叛变投敌了。

这时国民党军发起了全线进攻。傅秋涛指挥部队奋勇还击。战斗至晚上，因寡不敌众，部队撤至徽水河西岸。傅秋涛决定两个团分别向东突围。突围开始，老一团以团长率第1营为前锋，集中全团机枪开路，终于撕开了敌军的封锁线，越过了公路。但敌人很快用火力封锁住了缺口，傅秋涛等被隔阻。紧接着，他下令第2营营长率部继续开路，警卫连集中火力支援，又打开一个缺口，傅秋涛率领纵队司令部等300余人乘隙冲出了重围。

之后，缺口又被敌人封死。

新四军第一纵队部分领导同志合影

傅秋涛率部突围后，带着由干部组成的50多人的手枪队，转战荒山野岭，继续突围。

一天，他们在行进中突遇敌军“清剿”，在撤退时，敌一发炮弹飞来，炸伤参谋长王槐生和第3营营长范连飞等三人。傅秋涛决定将部队分成几个小组，分散行动。

转移途中，傅秋涛将三名伤员安排在当地老乡家养伤。这时，他的妻子陈裴然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也在队伍中。傅秋涛对妻子说：“你留下来，照料伤员。”

陈裴然带着小孩去找地下党时，结果得知王槐生等人已牺牲，只好返回来。为了尽快突出重围，傅秋涛夫妇把小孩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直到解放后才找回，改名傅还）。

随后，傅秋涛带领11人继续转移。

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傅秋涛

这时已是农历正月初七。他们走进一地主家。傅秋涛自称是“国军52师陈副官”，率领便衣队“搜剿”新四军。地主听了赶忙设宴招待。

随后，他们在当地青红帮的帮助下，绕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孙家埠渡河，进入当涂县。可是，他们一踏进村，就被保长说是“土匪”，煽动百姓围攻。傅秋涛站出来，大声地说：

“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土匪。我就是傅秋涛，是你们以前喊的傅司令。这一带我们住过，难道你们忘了吗?”

老乡们仔细辨认，果然不错。

谁知这一番吵闹，惊动了附近的保安队，闻讯赶来，一直把他们追到南漪湖边。湖边停着两只船，船家不愿摆渡。情况紧急，一个干部掏出手枪，对船家说：“给你钱，不摆渡就枪毙你。”

船行至湖心，终于摆脱了追兵。傅秋涛连忙对船家道歉：“我们是新四军，因后有追兵，来不及解释，请原谅。”

船家说：“你不讲，我还真以为你们是52师的呢!原来是一家人！不用说两家话了。”

过了湖，他们终于摆脱了追兵，再雇了一只船渡，到达溧水，11人终于于正月十五找到了新四军罗忠毅、廖海涛部。后来，傅秋涛被派往新成立的新四军7师担任副师长（一说代师长）。

新四军七师侦察班部分战士

一年之后，傅秋涛居然获知了赵凌波的消息。

原来，赵凌波投敌后，在安徽繁昌当上“反共”副专员，专门策划“清剿”行动，一次，胆大包天的他竟然冒充新四军失散人员潜入地方武装的驻地，刺探情报，结果一名连指导员认出，当即扣押。傅秋涛得信后，下令将赵凌波押送去苏北军部。在路上，赵凌波再一次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解放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