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车逸事
老爷车
我说我坐过老爷车，你一定说我吹牛。我坐的不是那种几千万一台的外国老爷车，我坐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老爷车。当我三岁那年，发生中日战爭，当时一些热血青年都奋起抗战，而我一家老幼只有当难民，人称跑鬼子反。父亲在旧法院当差，单位有时安排交通工具，有时发一点盘缠各自找门路逃生。人们像无头苍蝇，颠沛流离，我就在这兵慌马乱中跟随大人时而乘船，时而坐车，有幸抢购到几张车票，就算谢天谢地。那车就与今天的老式货车差不多，上无顶棚下无坐位，人们爬上车把行李放在车底板上，人就坐在上面，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那车司机台后面有个锅炉，还有几篓木炭，原来那就是汽车的动力源，那时“洋油”无比金贵，而且只供军需，老百姓能乘这木炭车就是万幸了。一位司机必带一名副驾，说白了就是一名杂工，他要不时地给锅炉添木炭，掏炉灰。那车走不多时就熄了火，赖在那不走。这会副驾就下车把一根曲铁棍插进车头一个小孔内，使劲摇几转，那车达达达……响了几声就没动静了，于是又摇，又响几声仍是不动，如此转摇多次，那车身抖动了一下，接着突突突地响起来，副驾骂骂咧咧的爬上车，司机又继续开车，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这在当时还是个稀罕事物，也是赖以逃生的工具，不知道今天可有人收藏了这种老爷车？若有，也一定价值不菲了吧。
车祸惊魂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单位拥有一台汽车，那是很阔气的事。我工作的大冶工艺玻璃厂购买了一台二汽东凤，那浅兰色的车身特别惹眼。厂里的原材料靠它拉进，制成产品靠它送出。有时还可以带个把人谈业务，采购什么的，简直就是个宝贝疙瘩。有一次，省外贸通知有位港商要我厂的产品，必须在上午赶到。不巧厂里的车又不在家，幸好大冶镇政府有一台老式吉普借我们一用，可是那车司机没上班，只好又向有关单位借了一位货车司机。既然有了一台吉普，何必不多去几个人？于是就去了一位书记，一位业务副厂长，还有两名业务员。这一来就超载了，后面坐四人，好在当时管理不严，挤挤扎扎地就赶到武汉。业务谈得很顺利，下了订单，签了合同，吃了午饭，准备往回赶，这时有位同事的小孩来武汉走亲戚，要撘我们车回家，没办法，只有坐在我和司机之间，一台吉普车就塞了七个人。那时交通管理也不严格，挤就挤吧！一伙人有谈有笑往家赶。指望着早一刻到家，不想车刚过罗桥就出了事。当时路况很好，来往的车很少，只不过公路有一点向下的斜坡，还有一点右变，这司机大概开大车习惯了在拐弯时方向盘用力过大，我坐在副驾位子上，眼看着车子离了正路朝右边滑行，右边是一米七、八的高坎，下边是将要收割的稻田，我心想这下完了！当我还没回过神来，只觉天旋地转轰地一声，车子就窜到稻田里向右侧卧，我正在右边，不容思索就钻了出来，站在稻田里，但我至今还想不出自己是怎样钻出来的？一时只感觉有湿答答的液体从头上往脸上流，心想一定头破了在流血，随手摸摸一看，那不是鲜红的血，而是稻田里的泥浆水。不觉笑着自言自语；这回死不了了……一回头看看车里，那小孩还卡在驾驶室里，脸上让车玻璃从右眉边割到腮下，好像张开了一张大嘴，鲜血向下直流。见这情景我也顾不上其它，一把把他从车里拽出来，掏一块手帕将他头脸一扎，背上他从田埂跑上了公路朝边近的一个卫生所奔去，一个十岁的半大孩子，我实在感到体力不支，幸好这时后面一有一个年轻人骑辆自行车从身边驶过，我连忙喊住他，说明情况，他马上跳下车，让小孩坐上，两人推到卫生所，经过医务人员的清洗消毒，缝合了二十多针，后来我见他脸上爬着一条“蜈蚣”。当我们正在处理这小孩的时候，同行的两位男同事把那位女副厂长也抬过来了，只听她呼天喊地：我么得了哇……原来一车人除了这小孩就数她伤重——腰部骨折。卫生所无法医治，马上给县医院打电话，很快就来了一台救护车，两个人扶着她去县医院，住院治疗了个把月才出院，幸好没有落下残疾。事后听同车人说厂里的那位书记，从车里爬到车身上呆站在那里，别人说你下来呀！他痴痴地问道：我怎么下来？后来大家当做了笑话。当我们在卫生所忙乱之时，边近的农民用塑料桶装来一桶鞋子，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打着赤脚，还有乡民煮了粥，炒了咸菜给我们送来，这份情意令我至今难忘！车出了事，那位司机担心害怕，我们一边安慰他，一边做他单位领导工作，免除了对他的处分。我们几个未受伤的，当时忙着处置两位伤者，直至深夜才回家，清洗了上床，第二天都爬不起来，整整躺了两三天。打那以后，我见到那黄绿色的老式吉普，就心惊肉跳，再也不敢坐了。
朱云岳，86岁，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在黄石工作二十五年，曾任黄石玻璃厂美工组组长，大冶工艺玻璃厂厂长，黄石科协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