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在大理找到了精神家园

　　徐霞客一生有重友谊的高尚品德。他不仅醉心于山水,而且广交四方名流。他的朋友黄道周说他“游满天下,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母亲王孺人从小就教导他:“男子生而射四方,远游得异书,见异人,正复不恶。”意思是,男子汉就要游走四方,因为走得远才能见到奇书,遇见奇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母亲的教导,使他自小就养成“好奇人”,“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倾倒”的性格。即知道有仰慕的奇人,就脚蹬草鞋去拜访;主人开门就递上名片;登堂入室,就互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云南才子唐泰与徐霞客见面交谈之后曾用“夜话翻来只有山”来描述他的这种性格。
　　唐泰是徐霞客来云南后拜访的第一位名人。唐泰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担当和尚,现在大理感通寺还有他的塔(坟墓)。担当法名普荷(“言能荷佛家之担也”),又名通荷,担当是他的号。担当字大来,别号布史、此置子、迟道人等,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滇池边的晋宁县,比徐霞客小6岁。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担当赴礼部考试,在当时著名画家董其昌门下学书画,很有进展。在南京时又结识了与董其昌齐名的陈继儒,陈继儒曾以“磊落奇男子”称之。此间,他到绍兴的显圣寺参谒湛然云门禅师,受戒,名通荷,后以有老母在,回到云南。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朝廷下诏求贤,地方推荐唐泰应聘,他自称“一无忠言奇谋,二母老,三病,四懒”,不去应聘。当时人称他是“云中一鹤”、“南中高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担当到鸡足山当了和尚,常往来于滇池、水目、洱海、宝台之间,放情山水,以诗书画禅自遣,最后圆寂感通寺。
　　徐霞客结识担当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刚到昆明的时候。这时,徐霞客由黔入滇,行囊已罄,道路不前。于是,他想起陈继儒给担当的介绍信,前往晋宁拜访。十月初四到初七,他终于见到了担当并一起吃饭。徐霞客在晋宁停留了约20天。他在日记中记道,“既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夜宴必尽醉乃已”。这次见面,他俩相互唱和,表现出少有的相知情意。现在还留有唐泰赠徐霞客的20首诗。诗中有“知君足下无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夜话翻来只是山”这样情真意切的诗句。这叫“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叫“惺惺惜惺惺”,真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离别之前,徐霞客还请唐泰为静闻和尚撰《瘗骨记》,
　　唐泰欣然命笔。同时,唐泰还馈赠徐霞客衣物和游资。徐霞客在日记里记道:“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金钱)赆。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即陈继儒)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为徐霞客穿针引线认识丽江木土司的仍然是陈继儒。徐霞客离开家乡时,陈继儒为他写了好几封介绍信,并捎上一些礼品,其中就有给木增的信。可惜这些信和礼品在湘江遇盗时俱遭焚烧,然而有时心心相印比纸写的文字还管用,一提起陈继儒对方就心领神会了。
　　早在晋宁的时候,木增就得到徐霞客要来的信息,他一直盼望着。
　　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别号生白,是世袭丽江府第十三代土司。人们称他为“木丽江”或“木守”。如今,外地人对丽江如雷贯耳,这不能不归功于丽江木氏土司的长期经营,这种经营的特点是在顽强地保留纳西传统文化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早在明代,像木增这样的土司就已经“知诗书,好礼仪”。因为仰慕汉文化,木增成了江南才子陈继儒的好友。徐霞客曾写信给陈继儒说,他曾读《木氏世传》,得知木增是个“贤者”、“夜郎翘楚”(西南突出人才),因此求陈继儒写信引荐,希望借西游之机前往拜谒。陈继儒欣然应允,不仅写了推荐信,还郑重其事地附上“诗扇”和“集叙”,以为凭证。陈继儒说,木增求贤若渴,而徐霞客又仰慕木增的人品,两人相见,一定会一见如故的。
　　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到达鸡足山。在昆明时有人已经把木增等候他的事告诉他,但刚至鸡足山,徐霞客忙碌在静闻骨灰的安葬事务中,一时难以脱身。然而他下榻的悉檀寺和附近的尊胜塔就是万历年间木增出银万余两建造的,寺僧告诉他,木增还购置了永胜、宾川、邓川千余亩地,作为鸡足寺的费用开支,并为寺里刻印了经书。因此,住在鸡足山上,徐霞客依然深感无比的亲切。直到第二年正月初十,弘辨遣僧到丽江报信,二十日丽江木氏即派人来邀请。从这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徐霞客在丽江住了半月。木增得知徐霞客要来丽江,非常高兴,告谕随从送徐霞客来解脱林(木氏公馆)相见。二十九日,木增在解脱林以最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徐霞客,为他举办了“大肴八十品”的宴席,并屡赠白银、银杯、绸缎、酒果、黄金、铁皮褥、红毡、丽锁等珍贵物品,还邀请徐霞客到木家院欣赏已生长60多年的巨大的山茶。作为回报,徐霞客日以继夜地为木增整理文集并作序,还替木增的第四个儿子评阅修改文章,为其写作范文。徐霞客在为木增所写的《山中逸趣跋》中说“弘祖遍觅山于天下,而亦乃得逸于山中,故喜极而为之序”,可见他们不只是主宾,还是同样追求悠然迹外逸趣的挚友。
　　公元1639年8月,徐霞客游罢滇西边境归来,木增请他住在鸡足山悉檀寺修《鸡足山志》,并让寺僧体极将山中诸碑文先抄录好,供徐霞客参阅。徐霞客自九月底开始,至次年初,用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了第一部《鸡足山志》,为鸡足山,也为云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志的修成与木增诚恳的邀请,并提供生活及资料上的方便是分不开的。徐霞客长期在外游历,风餐露宿,“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疗之无效,足痛难行,思归心切。木增派人用肩舆护送,“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到家乡。徐霞客的生还,有木增的爱护及下属护送人员的辛勤汗水。徐霞客从崇祯戊寅(公元1638年)五月初十入滇,至崇祯庚辰(公元l640年)六月返乡,3年的时间中,有10个月是由丽江木氏及其下属接待、陪同、护送的。徐霞客与丽江的关系之深,由此可以见一斑。
　　徐霞客在大理见到的另一位友人叫何巢阿。过去,徐霞客与何巢阿没有谋过面,仍然是在陈继儒那里,知道他母亲去世时有个云南人叫何巢阿的曾托陈问丧,后来想见面却错过了机会。但又在陈函辉那里见到何巢阿的诗,诗中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诗句。紫芝是徐霞客最崇拜的前辈大旅行家王士性的儿子王立毂的号,13岁的时候曾被在云南当官的父亲带去游鸡足山。王紫芝与徐霞客和陈函辉、何巢阿都是挚友。此次到了云南,徐霞客自然会想起何巢阿来。在晋宁时,他曾问人何巢阿是不是陆良人,人家说是浪穹(洱源)人,目前赋闲在家。在鸡足山上,有一位僧人还是何巢阿的亲戚。徐霞客从丽江来到剑川沙溪探听去腾冲的路,石宝山的一位和尚告诉他,从这里往西经过云龙到保山最捷近,往东还有一条可以去洱源和大理。本来他想去缅甸,但他有两重心愿未了:一是想见何巢阿,一是完成苍山洱海未了之愿。于是他决定先向东行。
　　在洱源茈碧湖边,何巢阿与徐霞客“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牵着手回家,相见恨晚,品酒到了深夜)。
　　何巢阿的名字叫何鸣凤,洱源县城人,万历年间考取举人,任安徽六安县令,后升任浙江盐运判官,因为有才华,与江南名士交游甚广,结识了陈继儒、陈函辉等大师,他与徐霞客的相识相知,也是因友及友。
　　最为难得的是,何巢阿还介绍徐霞客去游凤羽坝子,结织了凤羽土司尹忠,同时还带上长子陪他到大理游了9天,这为《徐霞客游记》增添了亮丽的一页。
　　在洱源凤羽,徐霞客竟然逗留了7天,这在惜时如金、行色匆匆的行者来说是太奢侈了。但他的收获竟如此意外的丰盛:见到了早已在世上消失的桃花源和朱陈村,两次进了曲折幽深的洱海源头清源洞,了解了《水经注》中记载的鸟吊山,喝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走夷方村民带回来的“孩儿茶”。更令他感动的是,他受到了尹忠土司的款待,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晚会,见到了一种稀奇的舞具“紧急鼓”(即现在的八角鼓)。
　　徐霞客在大理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鸡足山上的僧侣。也是在江南名士的介绍下,徐霞客结识了鸡足山上的诸多僧侣。僧侣们满怀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尊为上宾,使他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中感到“若并州故乡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僧侣,静闻的葬礼不会那么神速而顺利;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在鸡足山愉快地住了半年之久;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如此熟悉莽莽鸡足山的情况,写不出《鸡足山志》!
　　珍贵的友情化着精神的力量,为徐霞客成就他的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在徐霞客去世几十年之后,顾炎武有位学生叫潘耒的,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大为感慨。他说,虽然自己也酷爱旅行,但比起徐霞客来,自愧弗如。他认为,徐霞客到处登山涉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用这种标准衡量一个旅游者,“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古及今,用性灵游,用躯命游者,只有徐霞客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潘耒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前面已经提到,徐霞客是一位做事认真的人,对事物的奥妙,他总是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著。他从小就认为,山川的真实面目,大多被过去的图经志籍(即有关地理的著述)所扭曲变形,因此眼见为实,他决心亲自走遍九州内外,探奇寻幽。因此,他探寻山水的痴迷已经到了乐以忘忧、废寝忘食、不顾一切的地步。在危岩上,他就像鸟儿一样飞翔;在悬崖上,他仿佛猴子一般攀登;在深渊中,他如同鱼儿一样穿行。按照潘耒的说法,就是“不惮以身命殉”,活着游,死了算。尤其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更是不惜身子骨的安危,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去探索。他说,只有在没有人敢去的地方,才能够见到真实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奇特而真实的景象。
　　51岁以前,徐霞客只在家乡周围的山水中游转,去的不远,几天就返家。母亲去世后,他没有了礼教的约束,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遥远、最漫长而又最凶险的西南遐游。
　　临行前,徐霞客跪在父亲和母亲的墓前说:“爹娘,你们在世的时候,儿子不敢把身体轻易许给别人;你们去了,我就要将二老恩赐的身子骨付托给青山绿水了。”他还对儿子们交待:“我这一去,祸福难测。你们就权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少了家庭一个拖累。”这是一种誓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试问,一个人把生命都押进去,这不是“躯命游”又是什么呢?
　　什么叫“躯命游”呢?“躯命”是身体和生命,“躯命游”就是说的“不惮以身命殉”。“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若为旅游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求得真知,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徐霞客义无反顾,一不避艰险,二不畏劳苦,三不计安危,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躯命游”。
　　徐霞客51岁以后进行这次西南万里遐游,确实有着“躯命游”的悲壮色彩。
　　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将旅行分为两种,他说“山川之雄,散在天下”,要想游遍,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百钱挂杖,寄踪五岳”,有一袋钱挂在身上,到处行走,这叫“自费游”或曰“自掏腰包游”;另一种是“万里一官,假仕而游”,公私两得,走遍天下,这叫“官费游”,或曰“吃喝玩乐全报销游”。徐霞客既无权又缺钱,当然属于“自费游”,既没有文武一班,前拥后随,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要知道,当时中国西南关山阻隔,环境恶劣,边僻而荒凉。徐霞客西南之行,随时随地要遭受着飞雪暴雨、猛兽巨蛇、急流深潭、悬崖峭壁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动乱、人心的险恶等等致命的威胁,称得上是深入虎穴之旅,险境丛生之旅。
　　所谓“险”,首先是自然界赋予他的艰险。古人一直都把云南和贵州称作“不毛之地”。这里山高水冷,村落稀疏,山路崎岖。这对于从小生长在江河纵横、一马平川的长江三角洲上的徐霞客来说,确实是一种艰难的考验。但他不仅勇往直前,而且在有的地方,为了弄清山川的来龙去脉,他还得迂回往返。这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当他一踏上贵州境内,就说:“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此时,正是雨季来临,他必须冒雨赶夜路,有时山河暴涨,还得“解衣泅水而渡”。他在日记里写道:“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在路上,当地人担心引狼入室,往往拒绝陌生人留宿,他就只好“无茅无饭而卧”,或者住在上漏下湿、人畜杂处的路边窝棚里。
　　他遭遇过的几次危险,事后连当地的带路人都心有余悸。一次在湖南茶陵云嵝山的一个溪峡,徐霞客决定下峡考察。路人告诉他,这里原本有座神庙,两年前附近老虎将一个和尚拖走,从此寺空僧散,无人敢住。他寻幽心切不信邪不怕危险,偏要独自下去。途中又遇见一个人,竭力劝阻他,说:“一个人空手去太危险。”叫他跟着一起回村请壮士持械随同,但他婉谢了路人的好意,执意独自一人冒雨去探访了这无人敢去“甚为丽观”的山峡。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的大无畏精神!
　　另一次则是在广西阳朔附近的真仙洞。这个洞很深,“靡不穷搜”。他和向导举着火把进去,脚下软软的不知何物,火光一照,原来是一条大蟒蛇,不见首尾,伏然不动。向导吓得一身冷汗,立马逃出洞来。他却若无其事,频频回首洞中,只见“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游兴未尽,没有一点恐惧的样子。
　　然而,更为艰险的是盗贼的威胁。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是明朝末年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官场腐朽,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他在《黔游日记》崇祯十一年五月初八中记道:“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这是他西行以来最致命的三次遭遇。“衡阳劫盗”就是他与静闻被抢劫的事,几乎失了性命。“狗场拐徒”是在贵州安顺附近,他的全部路费悉被拐去的事。在路上,有一个自称是王贵的湖南人,主动向徐霞客套近乎,说自己也要去云南,愿意陪老人家同行而且效劳,从而取得徐霞客的信任和怜悯,供他吃饭,还主动给他工钱。四月十九日这一天,在老人不注意时,他竟然将徐霞客藏在盐筒里的保命钱全部掳去。前面说了,徐霞客是自费旅行,本来就没有丰厚的经济来源,又无经费报销之处,所带盘缠有限,经此扫荡,人生地不熟求借无门,好不艰难。好在随他同行的顾仆是个精明人,身边还留着一点救命钱,否则他们只好勒紧裤带挨饿了。又到了五月初一,他们主仆俩住宿在普安城的一个旅店,离开前,行李又被店主人设计偷走。明抢、拐骗、暗偷,真是防不胜防。他在日记中感叹说:“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他把这种遭遇概括为:“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
　　“湘西遇盗”应该说是他西南游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页。
　　那一次,他情急之下爬出被窝赤身裸体地跳入冰冷的湘江,狼狈之状前所未有,好在保住了一条命。当他返回衡阳求救时,一位好心的友人劝他打消远行的念头,回老家安度老境。他断然回答说:“青山绿水何处不可埋忠骨,锄头我已经准备好了。”仍然是不顾一切,铁了心。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痴迷到了舍弃小我、物我相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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