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西南联大旧址

在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历程中，有这样一所大学堪称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以战时存仅仅数载，却铸就了中国最高学府的精华所在。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存在了八年零十一个月，在战火纷飞的那个时代，中华文化在此得以薪火相传。

如今的西南联大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一隅。初入联大旧址，便很快发现一块高大的石门，牌子上面的文字格外醒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先生的雕像静静地伫立在其身后，伟岸而坚毅。“一二·一”纪念日文化长廊的金属铸字又倏忽间把一切拉回到那个沉痛的年代。它是黑色的，述说着那段黑暗时光的挣扎与抗争；它又是坚硬的，尽显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对理想与信仰的那份坚定。

要说云师大与联大旧址间无藩篱之阻，却又似乎在不经意间竖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三三两两的学生从身旁走过，或戴了耳机听着歌，或情侣牵手道心声，或捧着书本低头不语。我转身回头，联大旧址便更显庄严肃穆。

走进它，心中一种深深的敬畏感就油然而生，历史的沧桑感渐渐映入眼帘。我踱着步缓缓而行，行至联大教室，遂迈了进去。我喜欢坐在这样的教室里，静默无言，感受这份浓厚的学究之气。数十年前国破家亡之际，那时的莘莘学子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更塑造了终其一生的理想信念。历经几十年的动荡与磨难，终成国之巨擘。遥想当年，他们坐在这间原始的土坯教室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是怎样的风华与光彩，偶尔扭头看看窗外风景，会滋生出何种情怀。

汪曾祺先生曾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看那些大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南之地，保留中华的文化之种。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刻画民族精神的正面。他们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何以汇集如此之多的卓尔不群的先生们。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的敦敦教诲还时时响彻耳畔，一切宛若昨日。于是我闭了眼，做了一个很长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梦。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我与无数青年一起跑警报，一起挥斥方遒，一起同仇敌忾，一起舞文弄墨。尽管日子清贫而艰苦，但必不会忘了国仇家恨，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梦醒了，“一二·一”惨案的四位烈士与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就躺在那，冰冷的墓碑覆住了他们，墓前冷冷清清，红字碑文已略显模糊。倒是围住一圈的红丝带稍宽慰人心，熏风一挑，止不住地磅礴景象。

文字再怎么动人心弦，都比不上见到真实的历史照片时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一二·一”纪念馆里，四位烈士的面容饱受那个年代的摧残，但他们面无惧色，目光坚定。一个人倒下了，一个人睡去了，一个人面目全非，一个人掩埋于将去的土地，而灵魂是没有尽头的，精神将永远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无数个像李公朴先生与闻一多先生那样的人，他们吟着诗歌大义凌然地踏向口诛笔伐的战场，抑或是真正的鲜血淋漓的战场，皆宁死不屈。渊博的学识下是一颗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是傲骨的民族精神。敢为人先，力排众议，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最先扛起旗帜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容易收到伤害，和最容易倒下的人。历史的转机，往往就在一个瞬间，一个决定，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他们就是这样的猛士！

遥想抗战时期大多数国民的共识：救国经世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在。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

应临时大学所请，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到达昆明后，黄师岳致函蒋梦麟与梅贻琦表示：“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又回头瞻仰一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碑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座和石拱券组成，通高3.5米，碑首呈半圆形。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背面则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834名联大学生名单录入校志。由中文系教授唐兰题写碑额，数学教授刘晋年书丹。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单，思之令人无不动容。

正如旅行团团长黄师岳对沿途与当地居民所说：“这批学生今后都会很有出息的！”他们终不负国家与民族的寄望。

走出联大后，盘桓于心的是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赵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给你小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