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有毒

(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对的,但我从来不走,因为太苦了。”

一个人会选好走的路,一个组织也一样。

1 杀岳飞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绍兴十二年腊月二十九日(小年夜),岳飞被杀。杀岳飞不是为了议和,而是议和完成才可以杀岳飞。南宋朝堂终于从忧惧惶惶之局解脱,一个稳定牢靠的赵氏江山再现雏形。

岳飞为什么必须死?因为岳飞的战力太强大,让赵构和诸文臣寝食难安。

北宋土崩瓦解后,南宋在废墟中仓皇求生,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但短短几年间,竟然也构筑起了基本有效的对金军事防线,甚至还有主动攻战的余力。其中的重大原因就在于军事指挥体系的根本性变化。

因为北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体系已经消失了。赵匡胤理想中的好军队就是调遣所有将领均如臂使指,军队始终忠于赵宋一人,而无论谁来带领,士兵都奋勇杀敌、百战百胜。为此,北宋吸取唐代和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建立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将军与士兵分离,练兵与用兵分离的反向心力军制。

赵匡胤想象中的黄桥兵变果然终北宋一朝都没有发生,但军队战力每况愈下,无可挽回的走向衰朽。“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孱弱的战力在金军的打击下,如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

南宋因为救亡图存需要,必须先解决军队还有没有的问题,才谈得上军队对皇权的威胁问题。因此在朝廷权宜局势的放任下,军事上回归了类似唐代的藩镇体系——家军。南宋的“中兴四将”,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统帅的四支军团均是家军。家军依赖于各级军事统帅之间、军官与士卒之间、士卒与士卒之间深厚的私人情谊和利益捆绑。岳飞俨然成为岳家军的军魂,调兵、统兵、练兵、用兵集于一身。这果然是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以至于不但强大的金军不能阻止岳家军进攻,皇上的金牌也快要力所不及。

皇帝不喜欢这样的军队。强大的向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当然可以震慑敌人,但更多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敌人。

2 杀凯撒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在庞培剧院前被刺杀,身中23刀。参与行动的元老有60人。这代表了罗马贵族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民意。

每个人类建构的体制都注定走向衰败,要么新生,要么成为灰烬。

到凯撒的时代,罗马共和国已存在约五百年,作为贵族政治、民主政治与君主制混合政体的罗马共和国早已衰败、腐朽。勤奋、敬虔、勇敢无私的公民精神已消失殆尽,以尽责、奉献为己任的元老院如今充斥谄媚和贪婪。罗马共和国公民兵的传统已无法持续,雇佣兵制导致士兵逐渐发展成为独立阶层,政治和军事寡头层出不穷。罗马的一切都乱糟糟了。

比凯撒早诞生100年的波利比乌斯已预见到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所有东西都会衰败和变化。如果一个国家在安然经过许多危难之后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并享有无可争议的完整主权,那么显然,长久持续的繁荣必定会滋生出奢靡之风,人们相互之间雄心勃勃的竞争会白热化,在追求名利时会急于求成。随着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断增加,权力欲和统治欲以及对自身地位低落的羞耻感会首先成为共和国毁灭的肇端;接着,傲慢和奢靡会加速共和国的毁灭;最后成就这一变化过程的是人民大众:当他们发现某些人的贪婪是对他们的伤害和压榨时,当他人的雄心让他们的虚荣心膨胀时,当这些野心勃勃的人为讨好他们而许诺虚假希望时。到那时,怒火中烧的他们只听从自己激情的召唤,不再按规则屈从于任何权威,或者满足于平等的行政管理权限。相反,他们会独揽对所有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当这一切都变成现实时,政府将收获属于一个自由和主权在民国家的最高的平等美誉;事实上,这时的政府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恶。”

作为挽救罗马的必要手段,凯撒恰逢其时的成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逐步成为罗马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并在一系列权力斗争后达到权势的顶点。公元前49年,元老院宣布他为“祖国之父”和“终身独裁官”,罗马所有的广场和寺庙都要建造他的雕像,硬币上要铸造他的头像。一个令罗马人更加厌恶的消息还在悄悄流传,凯撒想要国王的称号。然而,自从500年前罗马结束君主制以来,罗马人就一直蔑视被一个国王统治的观念。

元老院的共和党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

这注定是徒劳的。

帝国罗马已经草蛇灰线伏延进展了一百多年,从马略改革兵制到苏拉成为终身任期的独裁官,从三巨头同盟到凯撒独大,每一步都发生在罗马人普遍的注视和期待之下。

正直、勇敢的共和国公民守卫伟大的共和国罗马。但是,当良好的公民德行已然远去,普遍的浅薄、短视、放纵又滋生普遍的贪婪和不满,罗马人已开始呼唤能赐予自己面包和马戏的政治强人。

凯撒之死并不能阻止罗马帝国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是罗马人的心声。公元前28年,凯撒继子屋大维在终身保民官的基础上被元老院封为“奥古斯都”。

3 名将

人类建构的任何组织,小到公司,大到国家,都往往不得不在组织力和人才力的选择间轮回。组织力就是通过改善组织系统、流程系统和树立共同信念提升团队战力。人才力就是依赖能员包办事务来实现组织目标。每个组织都会宣称两者并重,然而实践中,到底是组织路径还是能员路径是根本不同的路线方针。

组织力是一条艰难的路,而且事到危局,往往已不具备组织力改善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不是时局糜烂到不可收拾,赵构不会放任岳飞暂时拥有军事全权;如果不是共和国已经暗淡无光,罗马人不会呼唤凯撒。

乱世才出名将,每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背后,其实都是秩序崩溃的时代。比如秦末汉初,比如三国,比如五代。那些秩序平稳、造福众生的时代,在浩瀚的历史烟海中往往无事可记,更无名将可言。

选名将至多只是中策。是常态下避开培育组织力这种艰难路径的捷径之举,是收拾糜烂局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之所以它是中策,是因为它有后患。南宋整顿家军,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刘家军大将郦琼随即发动兵变,率领五万将士北投,淮上前线的防御线立刻崩溃。

所以,名将依赖的问题是岳飞只有一个,无法确保每个人都是岳飞,也无法确保岳飞永远忠诚勤勉。名将的命运,要么自身是悲剧,要么对秩序造成悲剧。在赵构心中,天下3/4兵力都受岳飞节制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止岳飞向宋太祖赵匡胤和后周太祖郭威发展。

历史总是踏着相似的节拍。曾国藩可以没有野心,但一支强大的湘军只能解散,即使朝廷也无法统帅。袁世凯死后新军无人可以统领,只能分裂为各自割据一方的北洋军阀。罗马帝国有“五贤帝”的和平繁荣时期,有马克奥勒留这样近乎圣人的皇帝,但僭主的不良示范反而促使广阔边疆上的将军们依样画瓢的割据。罗马帝国依然内乱频仍,依然混乱多于有序,战争多于和平,贫困多于富足。

4 组织力

选名将至多只是中策。那什么才是上策?

上策就是那条艰难的路——组织力,所有成员都能够共同承担。不要呼唤英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英雄。

组织力的本质是成员间更高效的协作、更具责任精神的担当。组织的终极目标是生存,尽可能长久的生存。

但组织力的培育太慢了,需要持续强化团队成员共同的信念,需要日复一日的精进改善,需要既宏观上合理又微观上具体的科学组织全部业务流程,需要代与代的教育传承,需要保持适应环境变化的自我革新能力。

“在陆军里,军官不赌博,不借钱,不饮烈性酒,不以个人身份参与士兵的普通社交活动。这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对这一传统的严重违犯可能要按《军事审批统一法典》来进行处置。这是基本常识。”

“当面直接赞扬你的长官或上司是庸俗的。无论你在内心对上司多么钦佩,当面表达则有阿谀奉承之嫌,容易引起误解。如果你确实非常钦佩你的长官,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如标准的军人礼节,十二分认真地执行他的指示,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以提高本单位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对于部属出色的工作予以认可是领导艺术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对那些干的相当好值得赞扬的部属要毫不犹豫地给予表扬。”

“陆军有一条由来已久的惯例,即军士在负责杂役时,不参加重体力活”(美国《陆军军官手册》第48版)。

名将身上的优点,其实大多数是弥补组织力的不足。善于整合资源一般是各方保障不够,擅长支持协作无非是突破了组织壁垒,人格魅力无非是填补了团队的信念空白。

如果组织能够有效支持后勤保障,如果组织协作没有壁垒,如果组织有深入人心的共同信念,如果尽责担当是组织的基本原则。名将的能力维度将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

李广爱护士兵;曾国藩善于找钱;李鸿章善于协调。需要么?一个运转良好的组织需要你这样吗?

李云龙善出奇兵,以少胜多。需要么?以少胜多永远是下策。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认为,主动攻击要至少确保敌人五倍的优势兵力,若比敌军还少那就不要打赶紧逃。拿破仑创造了现代战法,打仗的第一原则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优势兵种。至少2倍,最多6倍,以及具有绝对优势的炮兵与骑兵协同。

除非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以少胜多是组织力落后的表现。

呼唤李云龙,赞美劲旅和名将,是军事思想落后的表现。

人脉资源、信息渠道、对内的权术与谋略,这些基于组织力不足而凸显的能力其实并不是能力,而是组织力落后导致的额外成本。

组织内的生存能力有两个维度:在组织内攫取资源的能力与为组织创造增量资源的能力。有时候,有助于在组织内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对外的竞争中,反而是劣势和障碍。比如发展管制职权,比如树立专业壁垒,比如钻营取巧的智慧。

孔雀在漫长的演化中,雄性进化出了漂亮硕大的尾羽,它的作用仅仅是吸引雌性。但是尾羽也常常成为雄性孔雀在逃脱捕猎时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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