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风口的良渚玉器，买的到，藏的住才是王道 / 开普饭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

现在最幸福的是手里有货的

稳坐钓鱼船啊

尤其是珍精稀的那种

像动辄上亿的明清官窑

差不多天花板都顶烂了

玩宋瓷的比较理性

玩青铜的一个个小心翼翼

玩字画的~~

现在高古玉圈子里

属良渚玉器

氛围最浓

藏家最富

只要是真品

能买的到

藏的住

未来十年翻十倍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是真品

回顾去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人间异珍：奇 ‧ 趣』专场圆满收槌，总成交67,962,500港元。纵观专场所呈，若循物溯源，可穿梭时空，从西伯利亚冰河时期至中国青铜时代，自古埃及到欧洲中世纪。

其中，估价最高拍品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斩获9,655,000港元，领衔全场。玉琮曾为清末名臣兼收藏大家端方的珍蓄。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

端方，号匋斋，清末大臣官至直隶总督。端方被誉为晚清旗人三才子之一，一生嗜好金石书画，收藏颇为不凡，著名的毛公鼎就是其旧藏。1911年端方死后，此件玉琮辗转流至日本，为当时最大的中国文物古董商山中商会所藏，1924年山中商会出版的《古代支那美术展览》及《支那古美术图谱》都将此件玉琮著录在内。

良渚文化的发现在1936年，直到59年夏鼐才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晚清民国时期古董商对良渚器物的认识都以为是周代遗存，因此端方在收藏题刻上写了周组琮，山中商会在出版刊物上也就沿袭了这名称。

良渚玉琮作为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目前国内官方考古出土及征集加民间私人收藏再加海外各大博物馆收藏总数量约三百多个，带指纹工的玉琮约占十分之一，带指纹工的玉琮大多出现在良渚中心区域的高等级中早期墓葬中，玉琮的指纹工大都表现在兽面面鼻部，而底纹也带指纹工的玉琮相当罕见，目前的资料来看寥寥十来个而已。古玉学习，从关注公众号：古玉虫，开始。瑶山遗址2号墓出土带底纹的玉琮1只，瑶山10号墓出土二只带底纹的玉琮，另在瑶山征集文物中也有一只带底纹的玉琮。反山遗址中最著名的出土琮王的12号大墓，连琮王在内出土带底纹的玉琮三个，反山20号墓出土带底纹的玉琮1个。

余杭后杨村遗址出土带底纹的玉琮1只。良渚中心区域之外，福泉山遗址9号墓出土带底纹的玉琮1个。江苏高城墩遗址13号墓出土满刻底纹玉琮1个。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出土带底纹玉琮1个。这些带底纹指纹工的玉琮均在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海外各大博物馆虽然也收藏不少玉琮，不过带底纹的指纹工玉琮目前未见一件！

良渚指纹工微雕是距今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玉雕工艺的极致！因此无论从传承，级别，工艺和存世数量来看，个人看法这件玉琮是近年流通领域出现的最好的一件玉琮，能在流通领域出现没被海外博物馆购藏是奇迹，期待这件玉琮表现，能在当前寒冷的古玉市场带给大家一点暖意，4月2日香港苏富比拭目以待！

Lot 3020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

估价：8,000,000 — 10,000,000 港元

尺寸：10cm

来源：端方（1861-1911年）收藏

展览：《古代支那美术展观》，山中商会，大阪，1923年，编号29，列为端方珍藏周朝玉器。

出版：大村西崖编，《支那古美术图谱》，上册，东京，1932年，编号95

此拍品外壁承圆弧四角形，四面中段凹陷，分隔四长方形兽面纹，应属良渚中期之作。此琮之兽面纹，双目圆睁，眼角上扬，乃良渚经典，细扁方形为口，上端二段水平边线或为前额，或髮际，边线缀浅阴刻纹饰，宛若髮丝，精细至极，端方亦于玉琮木盒刻铭颂讚如此鬼斧神工。

此件玉琮曾为晚清盛名金石鑑藏家端方（1861-1911年，图一）所藏，玉琮木盒铭文落款“陶斋”，为端氏号。端氏出身满洲正白旗，曾出任多项朝廷要职，富远见且甚具影响力，曾出访美国及西欧多国，考查各国体制、教育机构、博物馆等，以求推动清国现代化（此木盒铭文述“西土”，或与此无直接关联）。满清覆亡后，端氏遭军变而殁，其珍藏多数高古青铜器、玉器、书画遂由其族人变卖流散。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790万落锤）

直径10厘米

来源：端方（1861-1911年）收藏

展览：《古代支那美术展观》，山中商会，大阪，1923年，编号29，列为端方珍藏周朝玉器。

出版：大村西崖编，《支那古美术图谱》，上册，东京，1932年，编号95

盒盖题识：周组琮。琮之制不一，上有刻文者谓之组琮。此琮上有刻文，虽半已磨灭，能存者细如丝发，真昆吾刀所刻，此白玉有灰浸，西土中最上品。陶斋记。表明此件玉琮曾为晚清盛名金石鉴藏家端方（1861-1911年）所藏。

良渚文化玉器绝大多数材质优良，在江浙平原地区出土的良渚古玉，如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地出土的良渚玉器，表面经过四千多年的岁月，常常会形成一层光亮、致密的膜，侧光下呈现明显的玻璃光。古人制作玉器过程中，需要经过开料、刻工、抛光等多道工序，形成绝佳的抛光效果。加之受到四千年埋藏环境的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了玻璃光的效应，在高倍显微镜下可见不规则的细微磨痕，这是现代电动工具加工所无法仿制的特征。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内涵。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包括玉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和纹样、数量和品质是墓主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反映。玉器集当时顶尖工艺之大成，玉料的获取和控制、耗时费工的雕琢都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和有序的社会组织机构来保障，玉器是复杂化聚落等级和规模的体现。作为主要精神信息载体的玉器，玉质玉色、形和纹样反映了良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是探索原始宗教信仰的钥匙。良渚玉器也是同时期东亚古玉文化的最高水平者，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基石。良渚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包括埋藏的情景分析、琢玉工艺的观察、背后精神领域的探索等。玉料是首先要关心的话题。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至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数量渐丰富，出现了环玦、管珠等，玉料基本为软质地的叶腊石、萤石和硬质地的石英、玛瑙。崧泽文化晚期，也就是公元前3300年前后，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透闪石软玉，至良渚文化时期以透闪石软玉为主体的用玉体系完全确立。

　　最高等级墓地和核心墓葬无疑是良渚玉器的最佳代表，如良渚文化早期余杭反山、瑶山墓地，良渚文化晚期武进寺墩M3等。反山位于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的西北，是一处人工堆筑营建的良渚文化时期最高等级墓地，被誉为“土筑金字塔”，1986年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大墓。M12是核心墓葬，随葬了丰富的玉器、石器、嵌玉漆器等，若以单件计，达658件。玉器中有琮、璧、钺、豪华权杖玉端饰、成组半圆形饰、三叉形器、冠状器、成组锥形器、环镯、各类端饰、多种穿缀形式的管珠等，M12：98琮、M12：100-1玉钺是迄今所见同类器中最大最精美者，M12堪称王墓。

图一反山M12出露的玉器

　　反山M12玉器的玉色甚为整齐，基本为黄白色，就是俗称的“象牙黄”、“南瓜黄”、“鸡骨白”。黄白色玉器是当时高等级墓地随葬玉器的主流色，反山、瑶山墓地，以及新近发掘的良渚官井头墓地中的随葬玉器中，多为这类玉器。反山M12出土的玉器，经过抽样检测均为透闪石软玉。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先生曾指出中国古玉主要指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组钙角闪石类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一般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具有极高的韧性。软玉的质量取决于其显微结构，显微结构决定了软玉的堆集密度、透明度和光泽感，致密程度愈高，加工之后的润泽感就越佳。闻广先生还指出，软玉颜色的基本常见色调是黄绿色，由于一些微量元素含量的不同，如铁、铜等，才使得玉色呈现出斑驳杂离的情况，或者偏青绿色泽。玉、丝、漆、瓷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土特产，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玉、丝、漆三者，它们之间的物质形态虽然相去甚远，但都可以共同让人们感受到温润、莹泽、明亮这些以柔润淡雅的光为特征的愉悦和享受，玉既有材料坚硬所体现的刚，又有质地温润所反映的柔，牟永抗先生把“玉”的特性归纳为刚柔共济和温润淡雅。

　　那么良渚玉料的原生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玉料的产地可能在哪里呢？

　　从现有玉器的外廓形制上可以发现玉料的体量有一定的局限。传世旧藏的良渚文化复式节高琮，虽然有近50厘米高的体量，但是色泽多墨绿色，与黄白色的主流玉色断然有别。以高品质的黄白色玉器为例，反山M12：98琮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大体量的玉器，通高9.8、上射径17.1~17.6、下射径16.5~17.5厘米。上射面基本完整，但下射面及一侧下角有内凹缺，下角凹缺部分特意填刻了纹样，可见作为当时王墓的M12，应是能获取的最大体量的玉料了。

图二反山M12：98琮

图三反山M12：98琮下角的凹缺

　　这类有凹缺的玉器在良渚文化中多见，大到一些环镯的端面，小到一些端饰，甚至管珠。早些有研究者认为另有它意，可能是一种契符或刻意雕琢的仪式，实际上误解了。瑶山M3：3三叉形器也如此，一叉正面上角有凹缺，纹样照样琢刻，如果有合适的大料，不会如此委曲求全。

图四瑶山M3：3三叉形器凹缺部位的纹样填刻

　　所以当时的玉料应该是“山流水”、“河磨料”之类的形态，不会是开采来的山料。1996~2002年为了确认位于良渚遗址群北部长约4公里“塘山”的性质，我们在金村段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制玉作坊，出土了丰富的玉料。塘山T12（4）：19玉料，除了局部砺磨出内芯的玉色之外，余外表保留了完整的砾石面，说明当时玉料就是河砾的形态。

图五塘山T12（4）：19玉料

　　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玉器也是河砾。凌家滩不少墓葬随葬有一定磨圆度的玉料就是明证，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玉人头顶局部还保留了原河砾的自然面，《牛河梁》考古报告中提到，玉人除了正面外，几乎上下以至玉人背面由头至足底，均可见皮斑（皮壳），推测玉人原来的河砾，最大直径不超过20厘米。

　　良渚文化晚期出现了体形甚长的锥形器、高琮，以及外径超越25厘米的大璧。青浦福泉山M9锥形器长34厘米，武进寺墩M3最高的琮达26.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琮49.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高琮47.2厘米，这些玉器的色泽青绿或墨绿，与黄白色的透闪石软玉相比低了一个档次，玉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取材的渠道或许也会有所不同。

　　经过四五千年的地下埋藏环境变迁，这类黄白色玉器的外表多有受沁剥蚀。反山M12：98大琮直槽的一些神人兽面像细部已经弥漫不清了。反山M12：100-1玉钺，出土时朝下的一面保存相对较好，朝上的一面沁蚀甚。

图六反山M12：100-1玉钺的沁蚀面

　　为什么同一类玉器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沁？而且出土时朝上的一面受沁剥蚀会厉害一些呢？受沁实际上是显微结构的变松，即堆积密集度显著降低，闻广先生有过通俗的比喻，其原理和水（H2O）固体状态时的冰与雪之差异相似。闻广先生还根据半透明度、颜色、光泽把古玉的受沁程度划分为未沁、微沁、浅沁、中沁、深沁和裂沁五个等级，反山M12出土玉器多在未沁~中沁之间，反山其它诸墓，如反山M14、M23等出土玉器，很多呈粉白色，质地甚轻，若捏之则朽烂，反山14:158带钩是烈沁的代表。

图七反山M14：158烈沁的带钩

　　这类堆积密集度遭受严重破坏的玉器埋藏在墓穴中历经四五千年，饱水率已经非常稳定，突然被考古学家重见天日，显得很弱不禁风。《反山》考古报告中记叙，当时因为有领导要来视察，M12不得已保存了几天，恰逢连续下雨，虽然采取了措施，但是雨水还是渗进了墓坑，反山M12：100-1玉钺朝上的一面就沁蚀甚了，另一面则保存较好。野外清理剥剔时也有经验教训，反山M22：20玉璜出土时刚剔去泥土，考古学家用了特意剪去笔尖的新毛笔，并洗去胶，蘸的还是蒸馏水，在非常小心的擦洗过程中，玉器的沁蚀面还是剥落了。《凌家滩》考古报告中也记叙了第一次清理玉器时，一不小心玉器就碎裂，清洗时气泡不断从水里冒出，都要成粉状糊了。这些都是野外得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反山墓地玉器中，除了黄白色的主流玉色，还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呈青绿色或墨绿色的玉器，多为玉璧。1938年施昕更先生《良渚》报告中提到“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指的就是这类玉色。反山是迄今出土玉璧数量最多的墓地，反山M23出土54件，反山M20出土43件，反山M14出土26件，除了少量有特别放置部位的玉璧外，绝大多数的玉璧均呈青绿色。反山M23：167玉璧，经检测虽也为透闪石软玉，但由于含铁量明显较高，纤维也较粗，所以颜色就较深。这类鸭屎青的玉璧料远不能与象牙黄、鸡骨白的黄白色玉器比拟，在反山墓地中，这些玉璧制作粗糙，保留了两面的线切割痕、边缘的片切割痕、管钻的台痕，成堆叠放在墓室脚端部位，有考古学家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更有考古学家认为仅仅是对于不适宜制作其它玉器的一种玉料的利用和占有。

图八反山M20成堆叠放玉璧的局部

　　在近千年跨度的良渚文化中，玉料当然随时空发生变化，良渚古城也不例外，何况周边地区。武进寺墩M3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墓，随葬琮33件、璧24件，色泽斑驳，有灰白、青褐、黛青、青灰等等，以至于一开始考古学家误以为经过明显的火烧，后来才纠正为“某种物化反应有关”。江阴高城墩距离寺墩不远，是一处良渚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墓地，出土的玉器从材质到纹样与良渚遗址群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阶段，支撑社会意识形态的用玉制度中的关键——玉料资源出现了枯竭。

图九南京博物院寺墩M3的展览

　　同样，一些区域一直受到玉料获取的制约，如地处平原沼泽地带的嘉兴地区，除了高等级聚落中的核心墓葬，叶腊石、萤石等非透闪石软玉的使用比例相当高，甚至在石英类玉器已经基本消失了的情况下，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地中还有玛瑙材质的玉钺。三叉形器主要出土于良渚遗址群显贵墓葬，是男性显贵的头部插件，往东到余杭临平数量就开始减少，到了嘉兴地区数量锐减，过了嘉兴地区就不出这类玉器了，由于玉料的限制，嘉兴地区出土的三叉形器中就有不少叶腊石材质，如桐乡新地里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140座，仅M108出土三叉形器，叶腊石材质。青浦福泉山遗址自始至终是良渚文化时期吴淞江区域的高等级聚落，由于距离玉料来源地有相当的距离，同时期出土的玉器中阳起石、叶蛇纹石等非透闪石软玉的比例比良渚遗址群要高的多。

图十桐乡新地里M108：5叶腊石材质三叉形器

　　关于良渚玉料的原产地，研究者早就提出就地取材的判断。王明达先生曾陪同荆志淳在良渚遗址群及其西部进行过短期考察，结合地质构造分布图，认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地质条件，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制玉作坊大批玉料的出土证明了这一推断，推测当时的先民就是在天目山中溯溪捡拾。

　　那么，江苏溧阳小梅岭出产“梅岭玉”，是不是良渚玉料可能的原产地呢？地质学家曾经比较过武进寺墩M5出土的玉器残件和梅岭玉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基本相同，虽不排除梅岭玉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用玉资源的关联，但是山料和河砾的获取方式还是完全不同的。

　　200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牵头负责，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良渚玉器微量元素的无损测试，我们选取了良渚遗址群、嘉兴地区出土的近百件良渚玉器，结果表明近40件透闪石玉器的微量元素和含量比较一致，说明原料应出自同一矿源或矿区。同时检测发现，梅岭玉含有明显的锶（Sr）特征元素，这是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透闪石软玉中所没有的，可见良渚遗址群的玉器确另有源头。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合作，对西距良渚遗址群约20余公里的余杭玉架山出土玉器进行微量元素的检测，结果分析确认玉架山与反山、瑶山玉器的微量元素种类和数值数据接近，说明紧邻良渚遗址群的余杭临平遗址群，它们的玉料来源很可能来自同一区域。

在余杭地区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白色的，与人们意识中的反差很大。实际上良渚玉器最初都是湖绿、黄绿、碧绿、深绿色，这种白色行内称为鸡骨白和老泔黄。因为地质作用和物理变化，次生变化受沁2000年以上，甚至4～5千年才能形成。早期的良渚玉器表面的膜已经损坏，纹饰模糊，泥土侵入后犹如石灰和石膏，称为解理。比如在新地里发掘的很多玉璧，只有套模板才能取出。鸡骨白的玉器经过阴干会恢复一些硬度，经过盘玩，人的汗水和油脂沁入后会逐渐恢复莹润，颜色也会改变，主要是变红，台北故宫和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很多清宫旧藏的良渚古玉，主要都是红色的。

良渚先民在治玉技术上普遍采用砂解法，即用砂和水加解玉工具通过磨擦来切割玉料。从玉器留下的痕迹观察，当时以片状硬性物件作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领切割和以弦状硬性物件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两种方法结合，运用于玉器的镂孔。玉器上细密的阴线花纹，主要是用手玉直接雕刻的这些细若游丝的阴线往往由若干条划痕拼组而成。玉器雕成后，表面还要打磨光滑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良渚文化的琢玉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用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淡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效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如良澳玉器的兽面纹常以单（双）阴线刻的圆圈象征眼睛，两眼之下用淡浮雕出路呈长方形界，其上增配桥状隆起，似如鼻梁，少数在员下阴刻出嘴部；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嘴部有探牙者易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和鼻梁或额，无徽牙者，易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纹饰着重强调图像头部结构；尤其是以图纹为中心刻画出具、牙齿成图时多采用正视投影。为解决背面平面形象的呆板，设计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两个侧面表现立体图形的方式，将原本单调、呆板的背面形象表现得面目狰狞、变幻莫测，令人惊然而惊，称其为“狰狞的美’或‘狞厉的美’，是很恰当的。

海外馆藏的中国史前玉器和古代玉器，以黄河流域出土者为多，长江流域出土者较少，但良渚玉器却是一个例外。良渚玉器生产的规模极大，并且在中国历代均有出土，而清宫旧藏亦有不少良渚玉器。可以看出，海外藏良渚玉器不少是传世藏品，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它们的来历，只到最近几十年，良渚古国才逐渐露出了她神秘的面容。柏杨先生说，长江流域有那么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什么中国的古人不在那里建立文明的中心？他是没有活着看到良渚遗址，所以才会有如此的感叹。兴隆洼玉器文明的南传，首先着陆于长江下游河姆渡地区，距今7000至6000年前，从浙江省东部沿海至重庆巫峡，长江玉器文明一路迅猛发展，一些玉器甚至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山玉器还要古老，因为我们通常所见的典型红山玉器，是晚期的红山玉器，距今也只有6000至5500年。长江流域的古玉，以重庆巫山大溪为第一高峰；以安徽含山凌家滩为第二高峰；以良渚为第三高峰。良渚文化距今的年代，约5300年至4200年前，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至龙山文化的中期。海外馆藏良渚玉器，有不少是连国内都未曾见过的极品和孤品，它们是对国内馆藏良渚玉器的极好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