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2）」五胡入华（下）

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基层政权完全崩坏，百姓依附宗族豪强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抢占，致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创建于公元491年的大同北魏平城明堂，是北魏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典的殿堂。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对社会基层的统治，主要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了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产生了一个奇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但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因为这些流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优雅的魏晋风度和玄学思辨，但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也同时发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汉化与罗马化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始于西周、盛于汉代的瓦当是中原建筑的重要文化符号。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与“汉化”类似的概念是“罗马化”。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文字”，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当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抛弃了拉丁语口语，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国不同语言后，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古罗马文明从此淹没于蛮荒洪流与普世教权之下，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直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而这个“重新发现”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欧洲就难以发生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

潘岳:男，汉族，1960年4月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共十七大、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图片提供：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