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童年回忆（3）----从初小到高小
我们家搬到东大王村之后不久，我就开始在本村上学了。东大王村的学校设在村东南的关帝庙里。门口挂的牌子是“国民初级小学校”，念的书却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一类的古书，教室墙上挂的也是孔夫子的画像。全校只有一位从外村请来的老先生，还有一位是看庙的“老社养”。“老社养”除了看庙，捎带还给先生烧水做饭。这老先生只管教学生们认生字、写大楷、背书，从来不上课，也不开讲。不过每个学生的学费照例是要收的。每逢过年过节，每个学生还要孝敬应时食物，诸如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腊月初八送腊八粥，等等。这些食物送来，先在孔夫子像前摆一摆，然后就由“老社养”收起来，供先生享用了。
这所国民初级小学，实际上和旧的私塾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每年县里都要发一套国文、常识、算术、民主义等新课本，书钱是非缴不可，学不学他们就不管了。偶尔县里也派督学来查校，不过这事好应付。每逢督学来了，村公所就赶快派人通知学校，于是学生们就忙乱开了。在老先生的监督下，忙把那些古书藏起来，有的藏在顶棚上，有的吊在钟、鼓楼下，有的放到了正殿里关老爷塑像后边。然后就把那些新课本摆在课桌上，假装学习。墙上挂的孔夫子，也用孙中山的像盖住了。县里来的督学，一般都是由村长或村副陪同来查校。他们在教室的走道中间来回溜两趟，然后就到村公所喝酒吃饭去了。等督学一走，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这位老先生，在村里老年人中间颇有点威信，年年都是请他任教，主要原因是他管学生管得严，整天逼着学生们坐在课桌后边念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天清早要学生们背书，背不来就用戒尺打手板子，迟到了也打手板子。有时候碰到学生们吵嘴打架，同样是打手板子。他根本不问谁对谁错，概而打之。只是打的轻重有所不同。对有钱人家的子弟就打得轻一些，对穷人家的孩子就打得重一些。学生们挨了打，大都是把手贴在水缸上“冰镇”，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儿疼痛。挨了打，回到家也不敢和大人们说道，一说反而还要挨大人们的打。因为他们认为先生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打不成材。这老先生对大一点的学生稍稍客气一些，犯了“错误”大都是训斥几句，一般不打手板。另外还教他们学打算盘，学记账。因为这村里有不少人家有人在外经商，他们送子弟上学，最高要求就是将来能带到外地去学买卖。这一招很能取得这些家长们的欢心。每逢这些人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请他去管礼房，坐上席。每逢先生有事外出，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的自由天地，可以痛痛快快玩一会儿。学校里根本没有任何体育设备，我们主要是玩唱戏打仗。有的扮关公，有的扮武松，有的扮窦尔敦…把衣服翻过来穿上，头上戴着书包，也有的用毛笔、粉笔在脸上画些道道，然后就拿上扫地笤帚、鸡毛掸子打闹开了。根本不管是哪朝哪代的人物，一时关公和武松联合起来打窦尔敦，一时是岳飞和窦尔敦合伙打程咬金，反正是嘻嘻哈哈乱打一气，大家都觉得快活极了。估计，先生快回来的时候，这戏也就收场了。匆匆忙忙打扫完“战场”，然后就各人都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念书。这老先生回来，只要听到学生们在高声念书，也就满意了。
每天起来都是念书、背书，背不会就打手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简直乏味透了。我在这学校里一连念了三四年，背过《论语》，还背了半本《孟子》，倒也认下一些字，可是因为不开讲，闹不清书上说的是些什么。这种囫囵吞枣的念法使人越念越没有兴趣。后来我就偷偷看起“闲书”来了。所谓“闲书”，主要是指那些旧的章回体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等。
说起看“闲书”，倒也有些事情值得说一说。
那时候，村里除了正月里闹会会、唱秧歌之外，平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我在这村里生活了七八年，记得只唱过两台戏。唱得最多的是“灯影”，差不多每年都要唱一台。唱“灯影”比较简单，也省钱，一班“灯影”不超过十个人，搭个席棚棚就能唱。白天是木偶戏，晚上是皮影戏，一般的是连唱三天。家家人来客往，倒也有一番热闹。不过三天过节，村里又灰塌火熄了。夏收以后，偶尔也有个把流浪艺人来说几天书。去我们那里说书的，大都是打着莲花落说快板书，说小段，也开正本，如《大八义》《小八义》之类。有时候为了押韵也难免乱凑一些句子，如“猴子阮英，实在能行，嘟儿楞登，上了楼亭，你看他能行不能行？”“嘟儿楞登”是什么？没有人追究，听众主要是被故事吸引住了，我也被吸引住了。后来自己也就看起这些书来了。有一个叫任成树的同学，比我大一两岁，和我处得很好。他家里有好多章回体的旧小说，他经常看，也常常借给我看，很快我就被这些书迷住了。看完这一本，就想去修仙成道；看了那一本，又想去练飞檐走壁。无形中要受一些坏的影响。在看这些书时，经常遇到“拦路虎”，甚至是“拦路羊”一也就是不认识的字。来不及问人，也不会查字典，只好临时给它诌上个音。反正是“识字不识字，先认半个字”，瞧着像个什么字，就念什么音。结果就认下了许多错别字，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都纠正过来。其实那时候看“闲书”的不止我一个人，好多学生都看，因为那种书价钱便宜，谁家都有几本，于是就互相交换，传阅。我在家里是公开看，我母亲在小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我凑在一旁看书，她不但不责备，有时还加以表扬熬油费火她也不说什么。她以为我是在温习功课哩！到了学校里就只能偷偷看了，因为这是属于禁书。有次被老先生发现，大发雷霆，不但把书没收了，还挨了一顿手板子，这是上学以后第一次挨打。我照例是把两手贴在水缸上“冰镇”，照例回到家里不敢向我母亲说。
大约在我十三岁那年，学校做了彻底改革，那位老先生被辞退了，上边派来一位新的老师，把学生按程度分成了一、二、三、四年级，开始学习新的课本，还加上了唱歌、游戏、图画等课程，这才算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初级小学校。新老师还介绍我们看了点课外读物，主要是《儿童世界》杂志、《作文模范读本》。有时还领我们到附近各村学校去联欢。眼界是大大开阔了，学得也有了兴趣。第二年各村学校在演武镇会考，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后来我们村里有三个人同时考上了高小，这算是东大王村的第一批高小学生。我母亲当然非常高兴，可是上高小却成了全家的大问题，主要是供不起。因为那时候只有县城和镇子上才有高小。离家远，必须住宿，学费、伙食费、书费、杂支，总算下来至少每年要花三十块钱。这么大的一笔开支，我家是根本无力负担的。我一心想继续念书，可也知道家境的贫困，每天起来愁眉不展。我母亲当然也希望我深造，盼望将来能“成龙变虎”。可钱在哪里？三十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她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她的忧愁比我还要厉害。她手里倒是有一笔体已钱，那是一张股票。我父亲在太原混事的时候，在文化人集股开办的“晋新书社”入了一小股，股本是十两银子，每年能分五六元红利我母亲曾打算把这张股票卖了供我上学。可是托人一打听，最多能卖二十元，还不够供我一年的开销。而且这点钱是全家赖以完粮纳税，应付各种额外捐款的唯一财源。真那样，家里的日子也没法过了。为我上学的事，我母亲整夜整夜失眠整天唉声叹气。幸好那时我二姐已出嫁了，她嫁到了我的老家居义村，夫妻俩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姐丈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居义村有一位张彩三先生，毕业于山西大学，当时在孝义县立高小当语文教员。他父亲和我父亲有点，因交往，我称他为张大哥。他劝我准备一年重新投考孝义县立高小为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如果能考到前三名，只要是家庭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虽然每学期只有三块钱，但买书籍文具也够用了。这情况使我看到了一线光明，于是我发奋努力准备了半年多，终于考取了第一名。在张彩三先生的帮助下，也获得了三块钱的助学金。当这一消息传到我母亲耳朵里的时候，她激动得哭了，好像我中了头名状元似的。其实，当时的所谓高等小学校，只不过是像现在的五年级一样。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旧中国的教育是多么落后啊！
我在学校里算是比较用功的学生。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所以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不论课余时间还是星期日，我一般不上街，也不参加打篮球之类的体育活动，而是专心复习讲过的习题，准备下边要学的课程。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争取每学期能考入前三名，以便能获得那三块钱的助学金（因为是每学期评一次）。这种死用功的办法居然也奏了效。每学期我都是考取第一名，这就能够使我继续学下去了。不过生活上还是有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吃饭问题，每个月大约要摊两块钱的伙食费，我姐丈家每月往外拿两块钱也有他的难处。后来我就改成了热天上灶，冷天就在宿舍里自己做饭。每隔两个星期我回家跑一趟，拿些小米、油炒面和千粮来，凑合着生活。这样就可以省下每月交现钱了。上学期间，有一件事却使我母亲作了很大的难。大约是入学后几个月，学校规定:为了庆祝蒋介石寿辰，要开庆祝会，学生一律要穿校服。所谓校服也就是现在的蓝布中山装。这种衣服家里人不会缝，只能到成衣局去定做。做一套，连工带料需三四元。我知道家里的境况，可是不做又不行，到家里只好哭泣。我母亲当然更是愁得坐立不安，后来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她让我向同学借回一套校服，她把她的一套灰布衣服染成了学生蓝，然后比着样子加以裁剪，用倒钩针一针一线缝制，连明昼夜，花了三天三夜，居然把校服做成了，只花了两毛钱买了五颗化学扣子乍看起来，和成衣局用缝纫机做的也差不多。当我们的级任老师张彩三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感慨地说:“只有你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不管你将来飞黄腾达，还是讨吃要饭，千万不能忘了你母亲在你身上花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