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略述
王国维为近代学术宗师，其研究方法曰“二重证据法”。王先生于《古史新证》云：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纸上之材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因为所谓“材料”不仅仅是指古籍内容，倘若不能明了古籍流传之迹，不能辨别版本之异同、优劣，就不能很好地利用文献。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在丰富的新资料与深厚的文献学素养基础之上的。王国维在文献学方面的素养与学术贡献，不仅反映在一系列古籍研究成果，包括古籍题跋、校勘以及相关文章如《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等之上，他所编纂的《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更是一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目录学与版本学著作，同时也是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这部分量几乎占王国维所有研究成果六分之一的著作长期未能面世，直到王国维离世近五十年时才在台湾影印出版，当时正值大陆的“文革”时期，许多大陆图书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未有收藏，因此这部重要著作对于许多大陆学人来说虽然久闻其名，但对其内容还是相当陌生的，值此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稿本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之际，特就相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传书堂与传书堂藏书
在中国近代著名藏书楼中，浙江南浔蒋氏传书堂是非常著名的一家。1922年8月，王国维为蒋汝藻撰《传书堂记》，详细叙述了传书堂的由来与蒋氏藏书的情况，云：
乌程蒋孟苹学部，落其藏书之室，颜之曰“传书堂”，盖其先德书箴先生书室之旧额也。初，道、咸之间，西吴藏书家数蒋氏，书箴先生尊人子垕先生与季父季卿先生，以兄弟相师友，专攻小学，兼精雠校，大江以南，精椠名钞，麕走其门。子垕先生藏书之居曰“俪籝馆”，曰“茹古精舍”；季卿先生之居曰“求是斋”，皆有声吴越间。无何，赭寇乱作，两先生挟其书走海门，而季卿先生旋卒，书之厄于水火盗贼者几大半。比子垕先生殁，先生悉推家产于诸昆弟，而独取书籍二十箧，名其所居曰“传书堂”，其风尚如此。孟苹即先生长子也，幼传家学，能别古书真伪，自官京师、客海上，其足迹率在南北大都会，其声气好乐，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钱唐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之藏流出者多归之。其于先世遗籍求之尤勤，凡旧籍之有“茹古精舍”、“求是斋”图记者，估人恒倍蓰其直以相要市，孟苹辄偿之。藏书家知孟苹者，间得蒋氏故书，亦颇以相赠遗，故孟苹所得先世遗书，虽经兵火转徙之后，尚不下百种，然以视其所自蒐集者，劣足当其百分之一，顾取先人旧额以“传书”名其堂。……
蒋汝藻，字孟苹，以实业致富，所得多购古籍、字画，故其所藏闻名遐迩，与同里刘承幹之嘉业堂、张钧衡之适园号称江左藏书三大家。所藏文献特点，一为宋元旧椠，一为名家抄稿本，一为明人文集。前人据《传书堂书目》等统计，有宋版书88部，元版书105部，然吴修艺王国维据台湾影印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统计，该书志共收录宋元明清善本2700部、58768卷，包括宋本189部，元本128部，明本1668部，抄本831部，稿本84部[①]，其中绍兴四年(1134年)序刊本《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为我国现存最古的方志；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六卷，用周密手迹摹写上版，刊刻精雅，人称“妖书”，故蒋汝藻以名其藏书楼。在传书堂所藏抄稿本中，最著名者当属《永乐大典》残本，特别是其中四册为《水经注》前半部，此为近代郦学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文献。根据王国维考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实从宋本抄出，在宋版《水经注》已无完帙的情况下，尤为珍贵。
传书堂藏书的来源，多为江浙一带旧家所藏，其中最多的是天一阁藏书。天一阁自明至清，关钥甚严，故其藏书能够保存四百年大致不散，但民国后天一阁屡遭盗窃，其藏书最后散出，蒋氏所得独多，计有712部。此外，陈田听诗斋所藏明人集部图书235部、孔继涵微波榭抄本30部、黄丕烈士礼居校跋本40余部、陆心源十万卷楼抄本20余部也都先后辗转入藏传书堂。
1925年秋，蒋汝藻经营失败，藏书散出。1926年蒋氏藏书质押浙江兴业银行（著名版本学家叶景葵为董事长），后兴业银行又以16万元之价售予涵芬楼。蒋氏剩下部分明人文集于1932年售与北平图书馆。1932年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寇轰炸，所幸事前馆方已将部分涵芬楼旧藏善本包括部分蒋氏藏书540余册移存于租界内之金城银行，得免于难。解放后，经郑振铎王国维介绍，这部分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卖给文化部后拨交给国家图书馆，其中21册《永乐大典》由张元济王国维代表商务印书馆捐献国家图书馆，这批《永乐大典》多数为密韵楼旧藏。至于传书堂所藏宋元善本，则星散四方：其宋元本多归刘体智[②]；部分归张乃熊（适园张钧衡子），后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部分辗转归潘明训，后由潘氏捐赠国家图书馆[③]。传书堂剩余部分文献由蒋谷孙（字祖诒，汝藻子）携至台湾，最后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全唐诗》底本，而蒋汝藻影宋手抄之《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则入藏美国伯克莱大学图书馆。
二、王国维与《传书堂藏善本书志》
王国维与蒋汝藻及传书堂结缘在1916年自日本归国之后。1926年7月31日，蒋汝藻五十寿辰，王国维又作《乐庵居士五十寿序》相赠，其中述及两人交往之因缘，云：
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天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其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宋椠明钞，走一力士取之，俄顷而至。[④]
王国维、蒋汝藻之相识与结交，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同，他们都自居前清遗民，加上彼此所好相同，对古代文献都有特别的感情与爱好，因此与沈曾植（子培）、朱孝臧（古微）、张尔田（孟劬）、罗振玉（雪堂）、孙德谦（益庵）、刘承干（翰怡）等皆时相过从，讨论学术，抄校古书，研究古籍版本，商讨刊刻文献等，陈乃乾云：
在民国十年（1921）前後，上海藏书家最著者，为刘氏嘉业堂、蒋氏传书堂、张氏适园。三家皆浙江南浔镇人，其搜罗之方法及性质互异。……传书堂主人蒋君孟苹，精力过人，除经营其轮船垦牧诸实业外，余事购书，旁及书画。皆亲自鉴断，不假手他人。海上学人若沈子培、朱古微、张孟劬、王静庵诸人每晚集其家纵论古今，主人以口酬客，以手钞书。其所影钞宋版《魏鹤山集》六十四巨册，首尾工整，无一率笔。可谓真知笃好之士矣。张刘两家皆延缪筱珊编藏书目录，孟苹独以此事属之静庵，亦具卓识。[⑤]
王国维之作《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事起于1919年9月[⑥]。先是，蒋汝藻于1917年延请吴县曹元忠为其藏书编目，然经年无只字提交。1918年1月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苹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钞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竟多增一人，于孟苹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按曹元忠，曾受业缪荃孙，尝受聘编纂内阁大库见存书目。孙德谦，字益庵，吴县人。因张尔田之介，王国维得与孙德谦结交，并曾为其《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后序》。是时，北京大学屡屡高薪礼聘，但因政治理念上的歧异，王国维皆婉辞不就。另一方面，迫于生计，王国维又亟欲谋此编目之事，于是在1918年7月9日致信罗振玉云：
蒋处有公函绝佳，但稍俟之则某君必有定夺。孙君（指孙德谦）虽言某君（指曹元忠）办事之懒令人无可为力，然实与某君甚厚，而孙蒋亦甚厚，此时遽投公函，则孙君不免介意。若俟秋后某君事解决，以先生一函发起于外，而与孙图其内，则四面圆满，事亦易成。如某君仍旧，则助之亦佳。好在此事蒋君鉴于某君，现决无聘人之事也。[⑦]
后来曹元忠自己辞去了编目之事，王国维这才接任。王国维编纂书目，一般由蒋家派人用车按类分批送至上海王国维寓处。从现在存留下来的王国维致蒋汝藻、蒋谷孙的信札来看，王国维的编校工作极为勤勉，与前任之行事，判若天壤，由此亦可见王国维之为人[⑧]。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从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初稿基本完成，但直到1924年7月才最后交稿，历时将近五年[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谓“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于家，清稿在乌程蒋氏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系完稿事于1923年农历3月，当公历4、5月间。陈乃乾则云：
静庵为传书堂编藏书目录，甫成经史子三部及集部迄元末，忽奉宣统南书房之召，遂弃而北行。後孟苹商业失败，以书质於××银行，即据静庵所编之目录移交，故明人集部独留。其经史子三部中之最精宋本数种，亦为蒋氏截留。当时××银行点收之人非知书者，且以此为暂时抵押性质，故不注意及此。迨抵押期满，书为涵芬楼收购，亦即由银行移交。时传书堂善本书虽全部归於涵芬楼，而宋刻《草窗韵语》、《新定严州续志》、《吴郡图经续记》、《馆阁录》、〈朱氏集验方〉诸书独归他姓，而明人集部六百八十余种则别售于北平图书馆。[⑩]
按，根据其他相关史料，陈乃乾之说恐不准确。1922年7月23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
顷将尊藏《千顷堂书目》校于张刻本，以为录明人文集豫备，顷已校毕。其明人文集请饬车陆续送下，以便入录为荷。[11]
1922年8月14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
前书录毕，乞遣车换书为荷。此次明人集中孤本不少，而危太朴《说学斋稿》（菉竹堂本）尽在通行四卷本之外，尤为祕罕。想明人集中如此者必多。[12]
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中也确已包括了明人著作，台静农王国维在影印本后记中提到：“静安先生北京讲学犹携初稿往，时加改正”。盖王国维赴京时，书稿已经完成，只是部分内容后来还有修改补充。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被命南书房行走，然因编目事延宕未赴，5月2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催促说：“至孟苹之目录，若急于告成，则轮船箱装寄京，亦无不便”[13]。5月7日王国维复信说：“此间蒋目已结束”[14]。不过，到王国维赴京后，蒋目仍未最后定稿。7月15日王国维在致蒋汝藻的信中说：
前月移居后，将尊藏明人集目排比一过，而尚有二、三十种为《千顷堂书目》所无，其人亦不易考，无法位置。尊藏如有《明进士题名录》，拟检一过，如《题名录》无其人者，则可用《千顷堂目》例附于每朝之后，此书请与拙集一同寄来。[15]
大概当时全稿虽已草成，但明人文集部分尚未交稿，还在继续编排，故在八月上旬致蒋汝藻的信中王国维又再次提到此事：
尊处书目明人专集已编排就绪，惟尚有二三十种无可归类，须检《明人进士题名》，若《题名》所无者，则置之每朝之后可耳。[16]
到8月23日，王国维在北京文友堂购得明、清进士题名录[17]，因此明人集部遂得定稿。除明人文集部分还在继续编排外，宋元部分也有修改。王国维在7月29日致蒋汝藻的信中说：
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一过，须两本参合，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乃完全耳。[18]
信中所提到的将两本参合，因当时所交稿与现存謄清稿之间有何差异并不清楚，因此难以详究。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修改定稿在1923年岁末，最后交稿在1924年7月。1924年2月6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
吾兄春间恐尚不能北来，兄之书目去岁已修改一次，本俟兄去冬至都面交，兄如知有妥便可寄，望示知。[19]
1924年7月中旬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
书目二大包奉上。又《进士题名碑录》十册、魏三体石经拓本六张（此犹是去秋拓本，近拓太多，已有损字），奉充邺架。……[20]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每种图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收藏印记、原书序跋及后人题跋等等，宋元旧椠及重要的稿本、抄本著录颇详，除注明行款等项外，还详加考证，其中一部分后来独立成文，收入《王国维遗书》之中。
三、《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版本
现存王国维所编《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有两种，内容差异颇大。
一种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王国维自存稿本，后由王国维家人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即此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所据以影印者。
王国维自存稿本第一册封面题《传书堂藏书志》，内容文字涂抹修改甚多。在内容方面，王国维自存稿本有些部分较简略，有些内容略而未记，有点大纲或摘要的性质。由于编目时蒋家分批将书送至王国维寓所，王国维在编目时随编随记，蒋家藏书可能并非完全按四部秩序排列，因此在王国维自存稿本中各书并没有完全按四部分类法排列。此外，稿本中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宋元版书的校记，而在送交蒋家时，多数都已删除。
由于稿本一直由王国维自存，王国维时常翻检补记，甚至利用书稿空白处写下了不少书志以外的文字，如：
《六经正误》
《尔雅单疏校记》
《吴越春秋後》
《散氏盘跋》
《克鼎跋》
《跋杨绍莂》
《金石苑稿本跋》
《毛公鼎跋》
《北伯鼎跋》
《金刊本毛诗疏残叶跋》
《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
《覆五代刊本尔雅跋》
《宋刊尔雅疏跋》
《五代沙州曹氏刻大圣毗沙门天王象跋》
《宋钜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跋唐吴郡朱府君墓志铭》
《齐侯壶跋》
《兮甲盘跋》
《跋明拓石鼓文》
《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考证》
《浙本考序》
《校大典本水经注跋》
《吴越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
上述文字，绝大多数被收录进了《观堂集林》和《观堂集林别集》。此外还有《挽沈乙庵先生》、《罗君楚小传》等以及一些王国维所作的诗词。
另一种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謄清抄本，赵万里王国维谓凡三十余巨册，皆王国维“躬自缮录”[21]，乃王国维编目结束后送交蒋氏者，著录文献也比王国维自存稿本多五百余种。此本交蒋氏后，可能蒋汝藻父子又作了很多修订补充，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据以影印[22]。从艺文印书馆影印本的内容笔迹来看，实与赵万里王国维所云为王国维“躬自缮录”相差甚远。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一部分用“密韵楼写本”竖行稿纸抄成，一部分用普通竖行稿纸抄成；一部分似为王国维手书，一部分则定为他人缮写，并且字体不一，显然抄录者较多，甚至一叶中之多篇书志即由不同人抄成。
从内容上看，王国维自存稿本与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的謄清抄本也有较大的差异，内容有不少的增删。所增者，主要是謄清抄本补足了王国维原稿中略而未记的内容，这些绝大多数应该是王国维在謄清交稿时所补全者；所删者，主要是王国维原稿中的文字校记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增加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文字并非出自王国维之手，而是由蒋氏父子所补充、修改，如宋刊《尔雅疏》，王国维自存稿本第一册第52-53叶文字如下：
尔雅疏十卷，宋刊本。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宋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带臣邢昺奉敕校定。
《尔雅疏叙》：（每半页十五行，三十字）[23]北宋旧板自宋迄明初先後修补，阮文达所见黄荛圃藏本有明时补版，陆存斋所藏系用元至顺间公牍纸印，此本首三卷所用公牍纸印，有洪武二年字，则又在陆本後，故每卷皆自宋迄明递补之叶。第七卷自第八叶至末均是补刊，然行款一仍旧疏，字画亦谨饬，盖即用旧印本景刊。宋刊既亡，则补刊亦足珍矣。《玉海》四十一载：咸平四年九月丁亥邢昺上《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又四十二：景德二年六月庚寅国子监上新刻《公》、《谷》传、《周礼》、《仪礼》正义印版（犹言印本）。先是，後唐长兴中雕九经板本，而正义传写踳驳。太宗命刊板雕印，而四经未毕。上遣直讲王焕就杭州刊板，至是皆备。又四十三：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盖二礼二传《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其板皆在杭州，唯太宗刊所刊五经正义板在旧都，时为金人辇之而北，其未有板者复行雕造。……《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有《尔雅注疏》，盖即此单疏也。南宋後注疏本盛行，致此单疏亦谓之注疏耳。自元迄明初，尚复印行。此本纸背所有公牍文字皆山阴、萧山二县事，是此本印于吾浙之证也。
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謄清抄本第一册第66叶后有关于《尔雅疏》的一段文字：
尔雅疏十卷，宋刊本。
（宋）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
序
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宋南渡后重刊北宋监本，中有元明补刊之叶。此书海内旧有二本，一藏袁氏五砚楼；一藏黄氏士礼居。黄本合周香岩、顾墨痴两家残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顾后七卷。后袁本归黄氏，黄氏乃以己所藏本售诸海宁陈仲鱼，即此本也。仲鱼《经籍跋文》记得书本末及此书佳处甚详。吾郡陆氏十万卷楼所藏又别一本。今袁本已佚，陆本又流出海外，惟此本为硕果矣。袁本据阮文达校勘记谓多明补之叶，陆本用元至顺公牍纸印，此本前三卷亦用公牍纸，屡见“洪武二年”字，则为明时印本矣，故每卷中皆有元明补刊之叶。卷七一卷补叶殆居其半。陆存斋先生序其所刊《尔雅疏》谓此书为咸平原刊，宋元修补。海宁王君静安为余跋此本，据书中钦宗嫌名荁字、高宗讳构字皆阙末笔，定为南宋监本，其言曰：宋初刊五经正义成於淳化五年；七经正义成於咸平四年，南宋重刊诸经正义成於绍兴末年，北宋监本诸经悉为金人辇之而北，故南渡即行重刊。……
整个书志并附校记，达14叶之多，不仅笔迹与此篇之前的稿本《八音乐器总说》和之后的元刊本《尔雅》迥然不同，甚至没有标注叶码，其后的元刊本《尔雅》的叶码紧接《八音乐器总说》，并且在同册中第70-72页又有一篇宋刊十卷本《尔雅》的书志，显然这篇宋刊十卷本《尔雅》的书志及校记都是后来增加的。从内容上看，不仅文字与王国维自存手稿差异很大，也与同册中重出的宋刊十卷本《尔雅》书志有所不同，例如“黄本合周香岩、顾墨痴两家残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顾后七卷”一句即系后来添加。值得注意的是，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中还有“海宁王君静安为余跋此本”一句，此外在明覆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书志之末有“有姑丈及先大父藏印”、元刊本《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书志之末有“有先大父名印”，诸如此类情况，在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中颇多。因此，根据上述情况推断，王国维在交稿后，蒋氏父子不仅请人进行重抄，同时还对原稿进行过修订、重编，甚至有些篇章就是出自蒋氏父子之手，而非王国维。
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外，关于传书堂之藏书还有多种简目传世，如郑振铎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今归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传书堂书目》四卷抄本（亦西谛旧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四卷等多种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其情形大致与国家图书馆相同。这些抄本，有些内容至元人集，缺明人文集部分；也有专录明人文集。据吴修艺王国维分析，这与当年传书堂流出时所受单位有关，无明人集部分可能出自涵芬楼所得部分，而《补遗》部分内容主要为明集，因此可能为北平图书馆所得传书堂之清单[24]。另外，王国维受聘编纂者为善本书的藏书志，并非蒋氏所有藏书，而蒋氏之藏书目录当是蒋氏自编。
四、结语
王国维所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私家藏书目录，而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著录了一大批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藏书家蒋汝藻所藏之宋元旧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于在其考订、编纂方法在学术上对后人的启迪。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五年中，正是他学术研究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段时期与他来往者许多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们相互之间借抄图书、校勘旧籍，这些活动也对《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编纂提供了帮助。《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中大量的研究性内容如各种版本异同的比较、不同版本之间关系的研究等等都是王国维整个学术交往与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果。因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不仅像清代一些著名藏书目录那样详细著录了宋元旧本的行款、藏印以及前人的序跋因而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参考资料，同时，王国维通过某一特定文献各种不同版本的综合研究，如根据古籍行款变化、文字剜改删节等等情况对文献的版本流传之迹、不同版本之优劣细加考订，从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对宋刻诸经注、疏本的综合研究，弄清楚了五代、北宋监本以下各种版本递嬗之源流，这对于古籍版本的研究与鉴定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水经注》各种版本的综合研究，弄清楚了《水经注》自宋以来各种刻本、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永乐大典》本之所自出以及赵、戴、全校本《水经注》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编纂不仅是王国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这项工作也为王国维的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王国维身后留下的大量批校文字[25]，其中参校之本许多是据蒋氏密韵楼藏本。王国维的学生、著名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曾经写道：
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藉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板、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宫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禀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者，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博尤为有数。返观身后所遣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26]
或者可以这样说：王国维之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目》，成就了二十世纪一项重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蒋汝藻之聘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目》，又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保障和研究对象，促成和帮助他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陈力）
注释：
[①] 吴修艺：“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研究”，《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力案：这组数字有误，宋元本加抄稿本和明本，总数应该是2900部。
[②]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云：“宋元本多归刘晦之”。
[③] 如宋刻《啸堂集古录》。
[④] 《观堂遗墨》，陈乃乾编，民国石印本。
[⑤] 《陈乃乾文集》，虞坤林整理，第8-9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
[⑥] 王国维1909年9月30日致罗振玉函云：“蒋氏书先送来经部易类十四种。一汲古影宋写本《汉上易传》十一卷，附《汉上先生履历》一卷。此书自宋以来著录本均不闻有《履历》，现拟觅通志堂本一对，恐未必有也。此外元本《周易传义附录》，则经拜经旧藏。又有郑桐庵先生《周易广义》手稿（存下经卅二卦），不分卷，无书题，但有“郑敷教印”、“士敬”、“荥阳”诸印，行草极似朱子《论语集注稿》，四库存目中有此书四卷，殆有刻本欤？（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96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系此事于同年11月，恐误。
[⑦]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64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⑧] 1918年1月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7-238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⑨] 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谓王国维编《密韵楼藏书志》历时二年余，误。
[⑩] 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第9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
[11]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2-323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2]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6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3]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4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4]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5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5]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8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6]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2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7]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5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8]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1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19]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20]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1页，中华书局，1984年3月。
[21] 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传书堂藏书志》（稿本）”，《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
[22] 此本后来又被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收入。
[23] 此数字在王国维自存稿本中被删除。
[24] 吴修艺：“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研究”，《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
[25] 参见赵万里所编《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王国维先生全集附录》，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
[26]“友座私语”，《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期“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