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吴小如​：读《五代史伶官传序》

作为宋代杰出的散文作家之一，欧阳修有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不论写说理或叙事文，都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通过一唱三叹的表现手法，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来打动读者，使人们自然而然接受了他的观点。《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欧文中体现这种特定的艺术风格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前人认为欧阳修这篇史论性的序言最得司马迁《史记》的神髓，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篇文章里有一些需要说明的历史事件，先简略地提一下，供读者参考。五代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晋王李克用的儿子。李克用同后梁太祖朱温（后改名朱全忠）是世仇。公元907年，朱温取代了唐王朝的统治，自立为帝。燕王名刘守光，本是李克用的部下，后来背晋归梁。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就是辽王朝的建立者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握手约为兄弟，共商讨伐朱温之策。但后来阿保机背盟弃约，遣使同后梁讲和通好。所以李克用把这三者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李存勖于911年生擒了刘守光和他父亲刘仁恭，又于923年灭了后梁末帝朱友贞而称帝，建立后唐，可谓报了世仇，但仅三年，到926年，军士皇甫晖等发生兵变，伶人郭从谦又指挥一部分禁卫军作乱，李存勖被杀。这就是欧阳修在本篇中所谈到的主要史实。至于详细情节，请读者直接阅读新、旧《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抒情成分十分强烈浓厚的说理文。读者不是被作者用抽象的大道理给说服的，而是根据作者所举的事例，通过一唱三叹，纡徐含蓄的手法，得到感受，受到启发，从而承认了文章主题思想的正确性。这也就是潜移默化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和艺术效果的产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作者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企图借古喻今，为当时和后世的皇帝如何治理天下设想，才写这篇文章的。他对一个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强大、兴盛、成功和统一，是衷心期望和全力歌颂的；而对一个做皇帝的人由腐化、垮台、失败而亡国，则表示了由衷惋惜，并感到深切痛心。他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封建统治者能以后唐庄宗李存勖为榜样，要吸取他发愤图强的成功经验，却万不可蹈他纵情声色的覆辙。所以他在发表意见时，是以对封建皇帝由成功而失败抱有十分惋惜同情的思想感情为出发点的，对成功的经验加倍赞扬，对失败的教训再四提醒。然而，让皇帝引为借鉴的文章是不宜写得过于明目张胆的，于是他把警告、戒饬这方面的意见说得比较曲折宛转，用低昂吞吐的艺术手法来加强表示他是在进行善意的规劝讽谏而不是出于破坏性的揭露讥刺。我们说，欧阳修的这篇文章突出地表现了他一唱三叹的手法和风格，这同他思想感情的出发点和写文章的意图、态度是分不开的。

李存勖像

　　

第二，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总之，目的在于说明封建统治者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失败。这道理并不难懂。在《孟子》里早就说过，“动心忍性”才能“增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欧阳修的观点也无非这个意思。但如果作者只把这几句话做为总结性意见直接说出来，便成为老生常谈，没有什么说服力；因此必须用感性材料来充实、论证这个观点。欧阳修纂修过《新唐书》，《新五代史》更是他一手编撰的，对史料的征引自然不成问题；换言之，作者不愁史料不足，怕的倒是把史料堆砌得太多从而湮没了主题思想。要想使自己的观点鲜明突出，必须对史料进行剪裁，加以提炼和集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做到让史料起“典型”作用，对阐明自已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代表性。作者通过李存勖死于为自己一向宠幸的伶人之手的史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自然十分恰当。可是我们看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容易。李存勖一生经历复杂，事迹多而头绪乱，接触面也很广，死于伶官谋反，只是他的最后结局，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历史。况且李存勖由励精图治转为荒淫腐化，伶人由受宠幸到专权，终于造反弄死皇帝，这在作者所撰写的这部历史著作《新五代史》里已有详尽记载，没有必要在这篇短序中重复。因此，为了阐明本篇的主题思想，作者的选择材料既要有重点，又得避免重复。这就非得有提纲挈领、驾驭史料的能力不可了。不仅如此，作者还得把史料运用得有囊括古今的概括力，有举一反三的启发性，才能达到用史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引古鉴今的作用。作者在这里，既要体现出一个历史家所应有的客观冷静的态度，又要实事求是，公允正确地表达作者个人对本阶级的统治者的见地和感情。这一点，欧阳修是做到了。欧阳修这篇文章诚然是学《史记》的，但他所继承的是司马迁修史的精神，而不是字模句范地追求《史记》行文的外貌；是学习《史记》选择史料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生搬硬套司马迁的风格和语言。试看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就有他选择的标准，而不是单纯记流水帐，这就是欧阳修真能揣摩到《史记》的三昧的地方。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进一步谈第三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仅要从著作中见出作者的思想见解，还须体现出作者能鉴别史料的眼光。如上所谈，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既要用史料来论证观点，又要使说理内容中饱含着感情成分。那么，对史料的要求就必须选择形象性很强的内容。史料越具有形象性就越容易打动读者，感染读者，越能把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深入浅出，使人得到更多的启发和体会。作者是有文学创作才能和经验的，他体察到，只用普通的史料可能是不够的，于是他选择了民间传说。他引用了北宋初年王禹偁《五代史阙文》里的一条材料，那就是晋王李克用临终把三枝箭做为誓物留给了李存勖的故事。这个故事原文有一百四十字，经过提炼剪裁，欧阳修把它压成一百字。原文的枝叶重复处被删掉了，却加强了故事的抒情气氛和李克用遗嘱的恳切语气。这就使文章增加了魅力和光彩。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一传说不一定完全可靠，写入史传正文，可能有问题；但这个故事流传又极为普遍，割爱也不是办法。作者把它写入序文，恰好两全其美。这就表现了欧阳修做为一位封建历史学家的卓越才能。他把写历史的两个原则——“无征不信”和“有闻必录”给统一起来了。这种对史料的取舍和安排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下面再从本篇的语言技巧来分析一下，看看作者是用什么具体手法来表现他这种一唱三叹的艺术风格，并十分成功地传达出他的思想感情的。

　

欧阳修《谱图序稿》 纸本（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首先，作者对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做了最大的概括，那就是前面说到的三层意思。然后根据这个主题的内容，又选择了一系列十分精确的对称性的词汇，用它们把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史料贯穿起来，即“人事”“天命”；“盛”“衰”；“得”“失”；“难”“易”；“成”“败”；“兴”“亡”；“忧劳”“逸豫”等。这就使主题特别醒目，观点特别感人。

　　

其次，对于史料，作者也做了高度的概括。除引用了一个民间传说外，序文中把李存勖即位以前的两件武功扼要地描述了一下（三矢的故事只交代了两件事的结果，这是文章剪裁得当，有虚有实之处），做为“忧劳兴国”的正面事例；然后写到皇甫晖兵变，“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以及“君臣相顾”、“泣下沾襟”的种种狼狈相。尽管是点到而止，并没有展开场面和细节的描写，可是文章的抒情气氛已被渲染得很成功，读者从这种形象化的点染中已完全接受了作者对李存勖所下的“何其衰也”的结论性的判断。

　　

第三，为了使抒情气氛浓烈，作者较多地运用了感叹句和反问句。这一点从文章一开头就表现得很明显、很突出。试想，如果作者把“呜呼”这一感叹词去掉，然后把“盛衰之理”三句改成“治乱兴衰皆由人事”一句话，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可是读者读上去就不会那么受感动，文章自然也收不到应有的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了。同感叹句和反问句相配合，还要注意到文章的波澜起伏，这就是把一句话分成两句说，一层意思分做两层表达。每个单句不宜太长，却要注意有节奏。当然，感叹句和反问句必须用得含蓄有内容，有较大的概括力，否则便容易形成空泛浮夸、无病呻吟的唱叹，和矫揉造做的反复曲折。如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既是感叹句又是反问句，既含蓄而又有较大的概括力，这就起到了“绾摄通篇”和“包举全局”的作用，给读者带来了广阔的启发性，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联想。古往今来，促使一个政权垮台，甚至搞得国亡家破，难道只由于“伶人”这一个因素么！只有这样写，才会有引古鉴今的意义，看似虚写，却包涵着丰富的内容。然而这样的句子必须同表达主题思想的关键词句有着密切关联，才能产生艺术效果。如开头三句以下立即接入“原庄宗”三句；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的上文又必须紧接“夫祸患”两句正面判断式的排句，才显得有力量，才不是滥调，而主题的启发作用和教育意义才体现得更鲜明、更强烈。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反问句必须同正面语气的句子配合使用，不宜用得太多，才能恰到好处。比如“何其衰也”是反问句，但它是同前面的正面感叹句“可谓壮哉”相配合的，一正一反，相反相成，才起作用。如果前面也用“岂不壮哉”，那就反而成为滥调了。

　　

最后，从句式上看，欧阳修是惯于运骈入散或以散破骈的，本篇和《醉翁亭记》，这方面的特色都比较明显。本篇凡最关键的足以点明主题的语句，作者都用精炼而形象的四字、六字句即骈俪句式来描写，借以加强节奏感，使文章有气势、有力量。但在一唱三叹处却又尽量使用语气词，使文句由骈而散，以避免程式化。作者巧妙地把骈体和散体的对立关系给统一起来了。

　　

总之，这篇文章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作者强调“人事”重于“天命”，主张“忧劳”而反对“逸豫”等，对今天还有启发意义；如何选择史料来论证观点，如何使说理文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也值得读者参考。特别是做为一篇“序言”，写得如此精炼含蓄，深入浅出，就更值得学习。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多想一想。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