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雷会议”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油画）。图自网络

□吴中兴

1929年5月28日红四军攻占永定城后回师湖雷，永定和整个闽西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局势相对稳定，这有利于红四军的休整。由于从井冈山下来后，红军一直打仗奔波，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红军内部由于大量补充人员，军队中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需要整顿；另外自井冈山时期就存在的红四军内部的党权和军权等的分歧意见，一直没时间着手解决，毛泽东认为需要迫切解决；还有军队中一些悲观消极情绪和单纯军事观点，也需要肃清。毛泽东想利用相对稳定的局势，在湖雷进行休整一周并解决。这就是湖雷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5月28日，当日正值农历四月二十湖雷圩天。上午，红四军在湖雷圩坝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湖雷街人山人海，群情激昂，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开展土地革命，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勇敢保卫红色政权。湖雷人民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踊跃参军参战。

28日下午，红四军在湖雷庆兴寺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想通过这次会议来化解红四军内部存在的矛盾。不料，“湖雷会议”竟演化成了分歧的总爆发。由于没有结果，28日晚上，会议移到新街的新顺昌店，开到深夜，最后不欢而散，无果而终。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湖雷会议”，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目的。

湖雷会议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中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要不要民主集中制和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与政治宣传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刘安恭等人要求限制前委的权力的意见得到不少同志的附和，连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一些红军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的处境愈加艰难，陈毅则居中调停。在会上争论结果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书记工作难以继续，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单独上书中央，首次汇报了早在四个月前将“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一事，含蓄地透露出自己当时面临的困境——“党内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毛泽东此次一改过去以“前委”名义给中央报告的惯例，此报告落款署名是:“前委书记毛泽东6月1日发于湖雷市”，这封信于7月11日到达中央。这封信对中央进一步了解红四军的情况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周恩来作出正确判断于8月21日写给红四军信（“中央九月来信”）的一个重要依据，信中反映情况和后来8月26日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相符，毛泽东的信为党中央作出正确预判至关重要。

“湖雷会议”虽然无果而终，但毛泽东已经再次深刻意识到前委（党）对军队领导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湖雷会议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随后会议又延续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接受，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去苏联学习的问题，陈毅代理书记的新前委同意了他在等待中央批复到来之前先去闽西特委作指导工作并调养身体。毛泽东第一次不忍地离开了他亲自创建的红四军。后来毛泽东又患上疟疾，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四军前往永定治病并指导工作。当时刘安恭写了封信反映红四军内部的问题，中央指出信中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

7月末，陈毅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的厉害，才知道红四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的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8月26日陈毅到了上海后，向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材料，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的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记载，陈毅在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四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李立三问陈毅：“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三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中央可以派人去红四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2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2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李立三问陈毅：“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说：“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周恩来说：“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说，便表态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指示及8月21日给红四军信的精神内容写成，经周认真审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但是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出了一封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九月来信》还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到红四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他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周恩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你不会介意吧?”陈毅说：“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于10月22日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四军。九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最后这些争论的解决是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得以解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湖雷会议”见证了毛泽东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与执着，在许多的历史文献中，说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历史时，“湖雷会议”是必定要提到的字眼。湖雷会议是上杭白砂会议、新泉会议和古田会议的前奏和准备，因此，从党史上来说湖雷会议孕育了古田会议决议。

原载：2019年12月30日《闽西日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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