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活：一个书店老板的意义
在重庆黄桷坪，由雕塑家、川美老师刘景活创办，已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喜玛拉雅书店，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书店的意义。
正如刘景活不断遭遇的“为什么做书店”“怎么做书店”之类问题，他想问的是“书店能做什么”，“应该是利用社会资源去做一个善行。”
在他看来，去掉高光，重新来打量书店，就会发现书店具备的“综合性”。
01
所有人都可以进来
2007年，刘景活在四川美术学院附近租下原是废品站的两间空房子，一家纯公益性质的书店诞生。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演变成媒体口中的“黄桷坪精神堡垒”，艺术家眼中的“客厅”，川美学生的“研究生孵化器”，更多读者的“数据库”……而现在，又向社区大众延伸。
刘景活也没有想到。过去，朋友来到书店，看着门上贴着BOOK，打电话问，景活，我看到了BOOK，但是书店在哪儿啊？最近书店搬迁，连这个标识也取消了。
前不久，有个小朋友踮着脚在墙上留了一张便条，“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孩子的话道出了书店一直以来的包容、自由。
但刘景活想得更远，正如他不断遭遇的“为什么做书店”“怎么做书店”之类问题，他想问的是“书店能做什么”，“应该是利用社会资源去做一个善行。”
在他看来，去掉高光，重新来打量书店，就会发现书店具备的“综合性”。无论是古籍珍本、还是书店里往来的名家大师，又或是他个人作出的跨界探索，这就是书店积累下来的资源。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怎么让人们走进来”，“书店应该是图书馆的功能，即让更多人使用它”。
搬迁后的选址，他考虑再三。书店现位于邮电支路冻库车站，相对于艺术家、大学老师往来的旧址，这里更像一个“城中村”，旁边有幼儿园、铁路中学，也有职业学校、大学，以及相应的居民区。
刘景活更容易观察到社会的常态，“这里有很好的教育家，也有不懂教育的家庭，这就是今天社会的构成，书店要做的是接受阴晴圆缺，接受所有类型。”
他记得一个叫琪琪的小女孩，她在附近读幼儿园，平时喜欢来书店玩，有时会带上自己的玩具，默默地做东西。要是婆婆、爷爷也在，就是“灾难”，老辈人教育方式粗放，不管有没有问题，先是一通吼。和婆婆一路走，琪琪只能“偷偷瞄一眼书店”。
刘景活却察觉到了琪琪的“灵性”，有一次，听到小姑娘抱书的声音，“啪嗒一声，我觉得不对，一转头，才看见她要看那本很厚的卢浮宫画册”。
“她在向最好的东西学习。等她长大以后，也许就会对世界有不一样的认知，慢慢地去平衡掉家庭的影响。书店要为他们打开一个个口子，比如我们社会科学的书很多，现在我们可能会多一些自然科学的部分，只要小朋友进来，他想学什么都很方便。”
02
做书店是一个“实践”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刘景活嫌麻烦，把书店的事情处理好了后，直接住在世博会周边，当时他每天要看大量场馆。
让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小房间。那是美国国家馆，狭小的空间里仅有一个投影仪，循环播放着一个10分钟的视频。影像里是一个捧着花盆的小女孩，她看到了一片废弃的空地，想象着一个花园。画面一直是灰色，当人们逐渐加入进来，破败的城市重新染上色彩。
这个画面对刘景活影响很大。在走访了无数图书馆，也读了多本相关书籍后，内心一直有种朦胧的感受，他要做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的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当记者问刘景活，“做图书馆会不会显得太‘大’了？”，刘景活肯定地回答，“其实非常小”。他讲起那个建造花园的故事，“我那时候觉得，那走动的人、停放的垃圾车，很像黄桷坪的街头”，而书店可能就小到像那一盆花，“我经常说书店就是街道，它首先就要承担一个改变街道的作用”。
搬迁后的书店由一个两层建筑改造，楼上原是冻库招待所，楼下卖冷饮。对刘景活来说，要让当地居民熟悉书店的存在，不但意味着“重新开始”，甚至还是一个“考验”——在周边居民眼中，走了多年的街上突然多了家奇怪的书店（不卖书，又没有招牌），大家还以为是“搞拆迁”的。
事情是一点点做出来的。做清洁、把广告牌撤下来、刷漆、种花，这是初步的工作。更精心的是对内部空间的打造，既要符合阅读习惯，又兼顾氛围的营造。楼上的招待所则做成了一个展示空间，可以举办展览。走进来的人问，“书店应该开了很久了吧？”刘景活跟朋友打趣，“就是为了做成这种包浆感”。
最难的还是人事的互动。书店曾被称作“二十四小时书店”，每一个走进书店的人都习惯把自己当作“主人”看待。这种自助性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同的是，刘景活开始更主动地探索书店的服务功能，“做书店是一个‘实践’。你要去改变别人，光从书里学是不够的，要做服务，这样一来，你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朋友送来的绣球花、零食、各式小物料。人们围坐在桌子旁，是书店日常一景
这种探索让他经常脱离了雕塑家、美院老师的身份，有时也不太像个书店老板。有客人到访时，他就是个殷勤的主人家，烧水泡茶、介绍店里的物件、找书、聊家常。而更多时候，他关注着书店外部环境的变化。每天一大早，他会在书店对面坐一会，“守”着这条街道，即便是在店里，也会对路过的公交车和小朋友特别敏感。
他还对书店志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有一技之长，对待书籍要严谨，这才能建立起图书馆的公信度。其次，志愿者是书店文化的一部分，坐在那儿，要不一样。”
清晨的书店巷口
书店志愿者正在“包书”
刘景活无法确定自己的角色，他觉得自己更像是在“扮演”，“看上去很随意，实际上是在向大家展示，自己是怎么对待书的，又是怎么用书的。这才是真正发挥书店的作用，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这个过程必然是“持续性”的，“路过的小朋友，你一次也不能吼，否则就再也不来了。”
而要推动书店在社区真正落地，“考验”才刚刚开始。由于书籍多是珍贵文献，刘景活不止一次谈到书籍保存问题，这个问题在书店搬过来后变得更加尖锐，“他们没有保护图书馆的意识，甚至会认为你在制造麻烦”。
有老大爷捡回废品后，习惯堆在书店外的空地上，极易带来安全隐患，“但你去告诉他，他会说，你凭什么管我？其实书店是有这个责任的。”除此之外，乱扔烟头、占用消防通道之类的事件仍在不断发生，这将刘景活引入了更深的思考，“这个时候就重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文化化育是一个过程。书店能做的就是包容、忍让，因为做书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文明，不是你去监督别人，而是每个人都要自我约束。”
刘景活除了书库里的整理工作，更多时间就“耗”在每天的人、事中，对他来说，这才是书店，或者说图书馆能发挥“培育社会”的作用所在。而在这一目标下，书店才能伸开触角，去链接、影响社会各层的人。刘景活说，“书店是一个联合的情感”。
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开始出现在喜玛拉雅书店
类似《花园》纪录片里的场景开始出现在邮电支路。小孩子放学了就跑进书店，自由地看书；邮局的老师傅带着小徒弟认路，路过书店停了一会儿，又走远了；有朋友从苏州骑摩托车过来给书店送了几捆花；社委会帮忙重修了书店门口的柏油路；清洁工阿姨每天将书店门口打扫得仔细干净；对面图书馆馆长最近提出要捐赠一批书……
喜玛拉雅书店有多大呢？这可能是每一个参观者的问题。但刘景活的期望是，书店要做到“无形”。有一次，有记者拜访刘景活，提出想参观书店时，刘景活径直领着她走出书店，向西走了近50米。
喜玛拉雅书店没有招牌，更像是一个“布景”
03
“一个书店老板的意义也可以非常大”
92年的夏天，刘景活挑着行李来到美院，一路上走走停停，伴随他的，是田野上的农人，和远处沉沉的山脉。那个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黄桷坪一待就是近30年，也不会想到，他未来会做一个持续12年，可能还会更久的书店。
这些“时间”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力量。而对于刘景活来说，这些“时间”里的经历，既是他转换思路的过程，也是他自我确证的过程。
刘景活是合川人，合川尚武，也许他骨子里一直都带着一股近乎“执拗”的意志。这种意志在高中时表现得特别强烈。他读合川二中，当地很不错的重点高中。如果不是在校图书馆翻到了一本美术杂志，他可能会继续“贪玩”下去，或者发力苦读，像同学们一样考重点大学，“我这才知道了四川美院，知道了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马一平......但自己不敢想。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要学画画”。
刘景活正在翻阅他的老师雕塑家叶毓山先生的作品集
这样一考就考了3年。父亲素来严厉，这个选择一时很难被理解。母亲更懂儿子，趁父亲不在家偷偷给钱让他去学画。家里负担重，幸而有在外经商的哥嫂扶持。
刘景活成为了学校第一个考上美院的学生。像是预兆一般，“回看当时就觉得，身边有个图书馆是那么重要”。
2007年，刘景活开了一家书店，这在家人眼中无异于“离经叛道”，“书读得好好的，突然就要去考美院，后来做了老师，又要去开书店”。直到现在，刘景活因为书店事务繁多，很少回家。最近母亲生病，忍不住借别人的话念叨两句，“他们说，你二儿子有多忙嘛。”
刘景活很自责。对家庭的愧疚与对书店的期望、担忧混合成更复杂的情绪，“我们希望做一个图书馆、档案馆，实际上很难。就像当年高考一样难。如果说这件事要做成的话，我觉得到今天都没有做成”。
2007年，刘景活在四川美术学院附近发现了两间正在出租的空房子，友人摄
做书店以来，外界的不解、经营的压力，不同方面的阻力时常出现。向认识的名家递卡片，请他们支持；做雕塑，四处赚钱来养书店；也卖书，但抵不过爱书，干脆也不卖了。有一年春节，刘景活感到书店很难继续下去。走在乡下，耳机里放着《一代宗师》的配乐，他形容那个时刻，“很悲”。风吹过来，水田里，挖掘机躺在中央，这一幕让他突然感到“极不协调”。
2011年，实体书店倒闭潮。他向词曲家庄奴先生求教，庄奴答“书店可以让满街都是圣人，因为是圣人就会约束自己”，同时写下，“喜玛拉雅书店，文化之光”。
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刘景活要在自我理想与外界压力之间去思考书店的意义，“其实你方向就反了。你本来是要读书的，结果不读书了，跑去挣钱，去告诉别人读书好。南辕北辙。现在这一点就想好了。你去教育别人，不如自己先读书学习，再拿到社会上来检验。教育只能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
2015年，书店得到了一批珍贵的藏书，其中包括大量图书馆、出版史相关书籍，给书店带来极大启发。之后的两年，刘景活都待在书库里，少与外界接触。在不分昼夜地整理数万册书后，整个人近乎痴迷，“手上有很多小伤口，看不见，是内伤。在你亲手抱过数万册书后，才知道，要实践，而不是谈理论。”
书店搬迁，刘景活得以从这种状态中切换出来，慢慢着手去实现自己的想法。
书店现藏书逾20万册，除了日常管理，最要紧的就是整理名家馆藏，以使其尽快发挥效用。店里的书形成专题，同时又有内在关联，“国家文物局的、社科院的、卢作孚的、叶毓山老师的文献、有关黄桷坪历史的……希望有人来找书，展现给他的是一个体系。”书库里的书，慢慢地做名家条例，整理得干净清爽，“像雕琢、绣花一样去做”。
刘景活最近在忙着整理“光导纤维之父”黄宏嘉院士相关文献，书店现址是历史上的电台湾，以前的国际电台，老先生曾在这里工作过，现如今，附近又多是电力学校，这批文献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一直以来，书店对书籍、乃至对人类文明的“诚”打动过无数人——捐赠者、朋友、书店志愿者、周围的普通人，同时，也化作刘景活生命中更隐形的脉络。他提到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和陆费逵的中华书局，向记者感慨道，“近代出版双子星，它们的地位可以那么高。有人认为书店老板是一个普通职业，其实它的意义非常大。”
关于“书”，刘景活还有很多故事。小时候和妈妈去赶集，他蹲在小书摊看书，一看就忘了时间；夏天，镇上新到了书刊，他心急地赤脚跑去，脚底被玻璃划伤流血；读大学，每逢到成都，最习惯的还是骑自行车往来于各个书店……
但更难忘的还是“童年的文脉”，刘景活对社会、文化的认知，最终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形成的。
他记得幼时奶奶编的谜语，抑扬顿挫里，乡村世界的一草一木都鲜活可感；还记得骑在爷爷肩上看川剧，煤气灯打过来脸谱一瞬的艳丽；还记得跑跳过的小学校园，后来才知道是古庙遗迹；他还坐过民生公司的船、学习过钓鱼城的碑刻……
“这些都是文物，当时却意识不到。但文风文脉浸到骨子里，还是不一样。现在会想，自己究竟要什么？源头活水在哪里？我觉得仍然是持续的学习。”
04
书店的“语言”
前不久，四川美院研究生谭晚星和她的好友李梦梦意外地“发现”了喜玛拉雅书店，并将它瞄准为自己艺术个展“心起涟漪”的展地。在这个年轻艺术家眼中，建在废弃招待所上的书店与她想表达的“废墟感”和“新生”主题不谋而合。
其实，谭晚星与书店的缘分还可以更早——大一时，刘景活鼓励过她的“线条绘画”，兜兜转转，她一直坚持下来，最后又将回顾性个展放在了书店。多年来，书店一直保持着这样神奇的磁场。
未来，这里还会成为一个集图书馆、美术馆、档案馆、家庭博物馆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在刘景活看来，这一切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
简单是源于他作为雕塑家的底色，“很多人不知道，我是把书店当做一个艺术品在做。它是用敲铜、打石头、割模、做泥塑这样的训练来完成的。雕塑家是在手上思考，大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学期只做一个人体，这就是研究和推敲。”
小至书籍、修复工具、装饰品，大至整体布局，从静物到走动的人，书店正在形成自己的“语言”。
从静物到走动的人，书店正在形成自己的“语言”。
“书店更多时候要素朴，而客人是鲜亮的。书为什么好看？它有自己的规则，即使随意摆着，但它那么多年演化到今天，它很完美，它有尺寸、有厚度、有大小、方便携带、好翻阅……
“我们有温度计、湿度计，随时观察书店的变化，也有小镊子、放大镜、小熨斗、糨糊、手套，方便做书籍修复，而这些要让志愿者同学自己去发现……
“桌子、小凳子都是老物件，质地很润，这里有鲜花也有枯掉的花，书店后面有防空洞，我们每天会放一张报纸，雨天是法国投降，晴天是丘吉尔胜利，我希望书店有生命感，它有尘埃有落叶，有四季有枯荣……
“书店既可以行走，也可以俯视、仰视。中间一个小区域，一张桌子，就形成一个课堂，大家很方便走进来、坐下；旁边的小屋子，放一些不希望有灰尘的书，读者也可以学习；儿童可以跑到外面小院子头；走到楼上，旁边有间修复室，走出去，上面是个小梅花园子，有玉兰树、小假山，然后再到书库，这样一环一环，就有意思了，它是曲径通幽、绵绵不断的……
“上雕塑课，我们会给学生讲‘场’，广场不是‘场’，但广场上有个人在演讲，这就是‘场’。书店周围有大学生、学问家、小孩，也有光膀子的行人，他们可以参与书店的创作，也与书店形成对比。书店还是长期的，它不会一口气完工，而要在时间中最终完成。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移风易俗，我在想，书店要怎么才慢慢形成这样的‘场’呢？”
2019/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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