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镜：中国雕塑史》——遗失在日本的中国古代铜镜 / 开普饭

《东洋镜：中国雕塑史》历时6年，借着“西洋镜”系列的东风，终获出版。为什么第一辑选择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显然不仅仅因为大村西崖是日本近代研究东亚美术史的泰斗、最早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近代观念和考古材料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全世界最早在大学中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得到很多中国大师的青睐：罗振玉为其作序；梁思成早年讲授中国雕塑史时，也曾参考此书。也无怪乎著名书画艺术家叶恭绰在《我国雕塑漫话》的讲演中说：“我久已想做一篇论我国雕塑的文字，但因有关系的资料未曾搜集完整，故未下笔。后来看见日本人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编得很好，要想超过他的，极不容易。因此更懒于动手。”

有意思的是大村西崖编著此书时并未来华，他是在总结日本先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罗振玉等人携来日本的造像拓本两千多张等金石学资料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当时日本仍罕见的汉代画像石等。时过境迁，一个世纪过去了，此书仍葆有其文献价值。在书中收录的上千张图片里，最多的是宗教造像，而铜镜也有近50余幅。编者在此选取部分文字和图片，以飨读者。

汉代铜镜

在镜子背面铭记年号，始于灵帝、献帝时期，可见镜背铸饰直至汉朝末年才渐渐发达。其中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及十年（公元205年）的四面铜镜上的神人浮雕和图样大致相同，而到了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铜镜上神人的布置稍稍出现了变化，而且内边的纹饰是半圆形和矩形交互排布，可以确定六朝时期常见的铜镜样式就来源于此，这些铜镜上的雕刻工艺并不十分精巧，依然颇为简单古朴。

图丨熹平三年正月丙午镜。

罗振玉拓本。直径五寸八分五厘。

唯独熹平镜的风格特殊，纹饰别具一格，而且铸面扁平。查看其铭文，内容为“吾造作尚方明竟，广汉西蜀，合涷白黄（下略）”。由此可知，这面铜镜是经先前介绍过的益州广汉官工之手制作而成，因此与其他的洛阳考工室制造的有所不同。很多汉镜纹饰与此相似，想必都是西蜀所制。

图丨建安十年镜。

罗振玉藏。直径三寸八分五厘。

除了上述年号镜之外，没有年号的同样也应该是汉镜。帝室博物馆收藏的尚方作镜、古河家收藏的人物画像镜等均属此类。不仅边缘纹饰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镜类似，而且车马人物等的造型意趣与后来的六朝镜相比颇有古风，我个人认为与画像石的图样有相通之处。而中国金石相关文献收录的所谓“汉镜”大多都是六朝镜，与上述铜镜以及后世诸多铜镜进行比对可知，谬误已久。

图丨建安十年五月六日镜。

桑名藏。直径四寸三分。

图丨尚方作镜。直径六寸四分，图378。

与《金索》卷六记载的汉龙氏镜相似。

图丨人物画像镜。直径六寸七分，图379。

与《金索》卷六记载的汉周仲镜相似。

晋代铜镜

晋代的金属玉石雕刻作品中，最值得欣赏的首推镜背。帝室博物馆收藏了一面古镜，刻有铭文“□始元年”。对比其他古镜，可知定是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无疑。此后还有铭刻“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三月七日”的张氏作镜。这些都是晋代初年的佳作，上面铸造的神人怪兽与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的镜子及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的镜子相似，并且更加精巧。刻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三月三日”铭文的镜子类似吴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及永安元年（公元258年）的镜子。刻有“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的镜子及刻有“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正月丙午日”的镜子都和吴元兴元年的镜子相似。

图丨泰始元年镜。直径七寸五分，图405。

进入东晋时期，有刻有铭文“咸康三年（公元337年）五月”的古镜，兽形的雕刻颇为精美。有一面刻有“建武五年（公元339年）”的四神四兽镜[8]，毫无疑问是修建邺城宫殿工匠的作品。其精巧程度已经超过汉代工艺，为前代未有之绝技。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年代较晚，但此后除了唐镜中的佳作，笔者没有见过达到这一水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