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宇：从书院教育的角度看《书目答问》的编撰

《书目答问》在今天一般被视为目录学著作，其学术文化价值早已获得公认，自不待言。但是，《书目答问》的编撰与晚清书院教育关系密切，如果忽视或脱离书院教育的背景来谈《书目答问》，往往会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甚至是学术上的盲点。本文尝试将《书目答问》还原到当时书院教育的脉络中，重新审视其编撰意图，并综合多种书院相关的材料，对长期聚讼不止的《书目答问》作者公案，提出新的解释。

张之洞喜欢办学，生平最得意者，“任湖北学政时，捐廉创立'经心书院’；任四川学政时，与督部吴勤忠公商，筹立'尊经书院’。皆选调高材生肄业其中，亲定课程，成就人才不可胜计。任晋抚时，创立'令德堂’，皆课通经学古之学，不习时文”。可见，创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是张之洞办学的得意之笔。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简放四川学政。据川督赵尔巽《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请宣付史馆折》引用川籍绅士伍肇龄等人的评价，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的功绩可归纳为五条：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庋藏、开设书局。

其中，第三条“手订章程”是指“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此处有三个要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所谓“院内章程”，今已不得见，所存者仅《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一篇，相当于学规，张之洞《致谭叔裕》已明言：“章程有稿存案，《书院记》即学规。”《尊经书院记》既是学规，同时也是《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的精华本，因为张之洞在《记》中明言：“使者所撰《輶轩语》《书目答问》言之矣。犹恐其繁，更约言之。”

第二，“读书治经之法”，即张之洞为尊经书院的院生们编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光绪二年（1876）尊经书院所刻的《书目答问》原本就是与《輶轩语》合刊的，说明这两本书在内容上存在某种关联，否则没必要合在一起。《輶轩语》，“本名《发落语》，或病其质，因取扬子云书《輶轩使者绝代语》释之，义谓与蜀使者有合，命曰《輶轩语》”。由此可知，“輶轩语”乃“发落语”的雅号。“发落”原是处理、处置的意思，对于学政而言，“发落”却是一种特定的职务，指对生员进行考核、录取、奖惩等工作。《钦定学政全书》卷十九对“发落”有详细的规定。按规定，考试发榜以后，生员必须亲自到场接受赏罚，此时，学政要对各等生员进行一番申斥、告诫或劝勉，这些话就称为“发落语”。《輶轩语》就是这样的“发落语”，是张之洞以学政的身份履行自己“发落”的职责，无论其形式上寓规劝于说教也好，客观上对后人读书治学具有启发作用也好，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出发点。

同理，《书目答问》与《輶轩语》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张之洞在“略例”中开宗明义：“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光绪二年（1876）闰五月，张之洞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书目答问》的编撰意图：

弟在此刊《书目》，以示生童，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

关于张之洞欲劝勉士绅刊刻书籍的“深意”，有学者已指出过，此不赘述。这里仅想指出一点，采访遗书，以广见闻，劝勉翻刻，以广流传，本身也是学政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钦定学政全书》卷三《采访遗书》、卷四《颁发书籍》对学政访书、刻书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乾隆六年（1741）上谕：“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刊本、抄本，随时进呈。”又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谕：“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烦，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由此可知，《书目答问》的编撰，实际上是张之洞按照上谕的要求，贯彻和推进清朝的文治教化，它与今天研究编目方法和规律的目录学在出发点上并不完全一致。

第三，张之洞手订教条（包括《尊经书院记》《輶轩语》《书目答问》），“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这是讲张之洞在学政任上的所作所为，皆以清朝名臣阮元为楷模，处处效法他的政绩。例如，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张就仿效创建尊经书院；阮元撰《诂经精舍记》当作学规，张也撰《尊经书院记》当作学规；甚至有人认为《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也是仿效阮元任山东学政时刊刻的《经籍举要》。以上这些都说明张之洞的兴学举措大体出于为政、为官的需要，并不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

综上所述，《书目答问》本质上是清代官师同课、政（治）教（育）合一的书院教育制度的产物，它和《輶轩语》的编撰意图一样，都是遵奉上谕行使学政应尽的职责，而且这些职责都有前辈名臣的先例可循，并非张之洞的创举。

关于《书目答问》的著作权纠纷，近百年来聚讼纷纭，几乎成为学界的一桩世纪疑案。陈垣、柴德赓、朱维铮等学术名家均对此书的作者问题进行过辨析，但终究莫衷一是。事实上，前人对《书目答问》著作权的考证，存在一个较大的误区，即纠缠于此书作者到底是谁。其实，无论考证出此书是张之洞自编的，还是出自缪荃孙或其他人之手，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不管谁编撰了《书目答问》，在当时的条件下，必有参考的蓝本。找到这个蓝本，著作权的纷争就能迎刃而解。

让我们回到《书目答问》的诞生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它位于僻处西南一隅的四川成都，远离当时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而且书院刚刚草创，书籍资料匮乏。按张之洞自己的说法：“京师藏书，未在行箧，蜀中无从借书。”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编撰一份分门别类开列了约2500种图书及其版本的长长的书单，谈何容易？更何况“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在无从借书的蜀中，这如何能办到？所以，唯有求助于“前辈通人考求定者”。

据苏州图书馆藏无名氏《莫邵亭手钞知见书目》抄本封面题识：

此目录乃钞莫邵亭先生手钞本。标记半用邵位西所见经籍笔记，又汪铁樵朱笔于邵本勘注，并增入邵亭所见所知。惜仅有经史而无子集，倘他日补钞完全，亦一快事。所见张香涛学使新撰《书目答问》，即以此书为蓝本。

其实关于《书目答问》以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蓝本一事，当年尊经书院的院生就有知道底细者。例如，廖平、杨锐是第一批入尊经书院肄业的学生，而且成绩优异，深得张之洞器重，名列“尊经五少年”。吴虞《爱智庐随笔》记录了与廖平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提到：“《书目答问》为莫子偲底本，或言谬（缪）小珊也。”此处的“或言”指杨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条曰：“华阳杨叔翘（峤）锐曰：此目出江阴缪小山荃荪之手，实非之洞之书。”

所谓“莫子偲底本”就是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下简称《郘亭书目》）的钞本。由于此书刊行于宣统元年（1909），距莫友芝去世已近四十年，其间仅有钞本流传。据《莫友芝年谱长编》，莫友芝与张之洞初识于咸丰九年（1859），当时二人同在京师，私交甚笃。该年岁末，莫友芝离京，张之洞有《送莫子偲游赵州赴陈刺史钟祥之招》一首送别。同治六年（1867）十月，莫与张偕行至无锡，作竟日之谈，离别时互有馈赠。同治八年（1869）二月莫对张又有书信馈赠。是年十一月，二人有书信往来。《郘亭书目》的钞本极有可能是张之洞在与莫友芝交往中得到的。而且，莫友芝比张之洞年长26岁，与《书目答问略例》中提到的那位“前辈通人”吻合。

为证明《书目答问》以《郘亭书目》为蓝本，下面从《书目答问》中抽取史部载记类，与《郘亭书目》作一对比：

从列表可以看出，以上十三种书，《郘亭书目》与《书目答问》互异之处有五（皆以黑体字标出）。其中，《西夏书事》一种，《书目答问》未标明卷数，说明作者并未见过此书，只是有所耳闻。而且，当时尊经书院的师生也没见过这本书。例如，光绪五年八月七日，王闿运就因此书而与尊经院生有过一场争论：“谢生树楠呈友松《西夏事略》，廖季平云张孝达见一种，杨生鳣塘云或即此书也。孝达注云'时人作’，非前代成书明矣。”可见，由于《书目答问》语焉不详，竟有尊经院生将开县陈昆的《西夏事略》误认为是吴广成的《西夏书事》。《江南野史》一种，《郘亭书目》所列四库依抄本、淡生堂馀苑本非普通读书人所能见，故《书目答问》易之以常见的续百川本、函海本。马令《南唐书》一种，《书目答问》仅多添“江西翻本恶”一句，为《郘亭书目》所无，恐怕是版本太劣，莫友芝没有著录。因此，《书目答问》比《郘亭书目》多列出版本的仅有《邺中记》《九国志》两种。

假如上述列表尚不足以证明《郘亭书目》与《书目答问》之间的关系，那么，试再举一例。陈垣先生《艺风年谱和书目和问》引到光绪九年（1883）陆心源致潘祖荫的信札。

张中丞所刊《书目答问》，世颇风行。如《考古续图》，流传绝少，惟天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答问》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骈体；毛岳生、吴仲伦、刘孟涂、管异之，称姚门四杰，而独遗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

陆心源信上指出的三处硬伤，第一处错得匪夷所思，《郘亭书目》准确著录了此书的作者、卷数和版本，而《书目答问》不仅将罕见的《考古续图》注为通行本，而且将《考古图》作者吕大临误作吕大防，将“《释文》一卷”误作“《释音》五卷”，这些是照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都不会犯的错误。何以至此，令人费解。剩下两处硬伤均涉及“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的内容。按张之洞的说法，《书目答问》中有十之三四的书是《四库全书》未著录的。陆心源所举朱珪《知足斋文集》、毛岳生《休复居诗文集》、吴德旋（仲伦）《初月楼文钞》、刘开（孟涂）《刘孟涂集》、管同（异之）《因寄轩文集》这五种书都在《四库全书》未著录之列。由于《郘亭书目》基本上只著录《四库全书》已收书的版本，故没有著录上述五种书。因此，《书目答问》在编撰时就失去了征引的凭据，频频出错。著录朱珪《知足斋文集》，既不知其卷数，又不知集中所收全是散文，没有骈文，列入“国朝骈体文家集”，闹了笑话。著录“国朝桐城派古文家集”时，“姚门四杰”遗漏了毛岳生的《休复居诗文集》。剩下的三杰，除刘开的《刘孟涂集》著录正确外，吴德旋《初月楼文钞》误作《初月楼集》，并且标不出卷数。管同《因寄轩文集》误作《管异之文集》，也标不出卷数。

正是由于《郘亭书目》的上述不足，导致张之洞在编撰《书目答问》时遇到很大麻烦。据缪荃孙回忆，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时，他随同助理。有一次，张向他提起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此书“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为什么说如果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按图索骥，不过“数日事耳”，而“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呢？因为《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增入了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书，可省不少事。而《郘亭书目》没有收这些书，要增补这些“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的内容（近1000种书），要花费很大一番工夫。

尽管《书目答问》对近现代学术影响巨大，但是，它最初在书院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及。光绪元年（1875），《书目答问》初刻于尊经书院，这一年尊经书院才刚刚创建，第二年它又与《輶轩语》合刊，成为此后二十多年中尊经院生的必读书。尊经院生刘光谟曾用“通经达史，博学能文，讲求根柢，以期大成”这十六个字概括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而《书目答问》所显示的正是这种“通博”、“大成”的学术气象。

钱穆说：“每一时代的学者，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循此推寻，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路向和风气之不同，亦可借此窥见。”光绪初年编撰的《书目答问》，从尊经书院开始，一直影响到全国，正是这一时期学术趋向的反映。此后，这种“通博”的趋向在尊经书院更是突破中学的疆界，进而发展到西学领域。光绪二十二年（1896），尊经书院山长宋育仁从上海等地采购回大批书籍，供书院的院生们研读。四川大学档案馆《四川高等学堂档案》保存了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在这份采购清单中，除为了补足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列书目外（如《大清一统志》《算学启蒙》等），还购藏了大量西学书籍，门类包括社会科学的历史、经济、法律、政治、文学；自然科学的矿业、冶金、矿物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军事、力学、声学、光学、化学、化工、动力工程、数学、地理、天文学、气象学等方方面面。这些西学书籍的涵盖面之广，已远远超出了当初《书目答问》所划定的知识范围。但是，综观尊经书院教育活动的变化发展，我们认为，《书目答问》所奠定的规模和基础，仍然是中西会通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