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诗刊」感动写作：诗坛的“情本体”越来越稀缺，为抒情而动
感动写作：为抒情而“动”
卢 辉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深深感到全媒体时代的眩目与便当，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信息化、碎片化、娱乐化和浮华化。作为处于这“四化”最边缘地带的诗歌，如何建立和延拓有效的精神和感情领地，驱使诗人把一种特殊的体验带到崭新的精神和感情领域，从而去激起人心的力量。由《新诗代》倡导的“感动写作”曾在诗坛引起不小的“震波”，从诗人海啸的《感动写作：21世纪诗歌的绝对良心》、南鸥的《感动写作——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到马知遥的《感动写作论纲》、南方狼的《有些感动》；从卢辉的《保持诗歌的重心》，佘协勇的《新世纪诗歌：狂欢之后》，到王明文的《感动写作：一面猎猎大旗》，孙拥军的《感动，是诗歌精神的绝对“权威”》……这一部部为“感动写作”营垒“抒情高地”的论文，已经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向诗坛发出了来自《新生代》的“呼声”。
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的“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活动”而粉墨登场的林林总总的存在式样不可谓不多，有的留下印迹，有的自生自灭，有的长歌当哭，有的偃旗息鼓，有的贻笑大方，能成为承接现代与历史的“节点”并不多，因而，《新诗代》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提出“感动写作”不仅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更是对当下诗坛的一次最有力的“反动”。
一、感动写作：风起“情”绝处
就物质生活水准来看，现代恐怕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最奢望的想象，而且人类所显示出的征服、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也同样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个英雄时代或巨人时代的最伟大的崇高，但是它的文化精神生活，为什么较之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远为“低下”呢？而且这种“低下”，或者避开它的“价值判断”，改为“下降”(与“上升”相对)，这种“下降”是全面的：由理性主义降解为非理性主义，由崇高良知降解为玩世失信，由激情宽容降解为放任自私，由悲怆旷达降解为自恋放肆……
这里，我们远没有必要仅从文化的“景观”里去“捕捉”这样“下降”的“迹地”，事实上，物质生活的“畸形”高涨也伴生着社会把工业化(现代宗教)推到了主宰一切的王位。这时，人们才猛然省悟，自己像布利丹的驴子，被驱赶到两堆同样的青草之间——一堆是“飞机——坦克”，一堆是“加速器——计算机”，它们同样是人获取自身目的手段，也同样葬送了或正在葬送人的目的。由此看来，一个时代的精神贫乏，感情稀缺，就在于它缺少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揭示。
那么，“感动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新诗代”的诗人们的“呐喊”，就是想使这个问题获得一次“唤起疗救”的注意，至于它的解答，无论是海啸用“情感，书写永恒的宿命”，还是南鸥坚持“生命意识的皈依，救赎和精神元素的重构”；无论是马知遥的“努力恢复诗歌的尊严，恢复诗歌对人类灵魂的作用”，还是南方狼的“终极和历史双重感动”；无论是卢辉从“反差——包容——终极，寻找‘感动’的‘落幅’”，还是佘协勇的“狂欢——感动——本真——终极关怀”；无论是王明文的“回归——超越——人文精神”，还是孙拥军寻找“精神的权威”……这一切都为“感动写作”拉开了“大幕”。
二、感动写作：寻找“情本体”
每当望着大街上匆忙竞逐的人流，我总禁不住生出隐隐的悲哀：人类在忙什么？为生计，为事业，为理想？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像水中的鱼儿那样，除了觅食、生殖，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之于三五成群自由嬉游，为什么不可以像天上的鸟儿那样，愿飞就飞，不愿飞就寻一丛绿树，站在枝头上唱几嗓子。许多哲人说：人是伟大的，人是有理性的，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会思想的动物，然而，人类找到幸福了吗？按照维柯的说法，人是富有诗性智慧的，甚至人本身就是诗性智慧的产物，但可悲的是，经过数千年的演化，人类的智慧是越来越多了，可'情本体'却越来越少了。
情怀，情感，情愫本是人类的诗性天空，抒情,作为文学的“精灵”更是古往今来，人类抬起头来才能见到的“星空”。
无论是古代《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还是白居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无论是泰戈尔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的心已经飞过”，还是艾略特的“这么多人鱼贯式流过伦敦桥，我没想到战争毁灭这么多人”；无论是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是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无论是海明威的“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了，太阳每天升起，大地永远存在”，还是李发模的“我跪在母亲的坟头，成为死者的墓碑”……如今，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为此而深深“感动”。是的，这份“感动”首先基于人类对苦难、对生死、对磨砺、对沉浮、对爱恨、对终极的“占有”、“趋从”和“超越”。
在我看来，人类生活从来都不是指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生活现象，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本体，这种精神生活本体，总是具有一种神秘而永恒的意味，正是这种本体，幻化为存在的神秘的境界，创造了人类的永恒的生命，诗人在呈现这种“生命感动”的同时，也就是在展示“情本体”。可惜的是，在我们当下诗坛：一种以浮躁、夸饰、嬉皮、发泄、琐碎为“表征”的诗作，另一种以矫情、冷艳、标准、甜腻、僵化为“面具”的诗作充斥在诗坛，使诗坛的“情本体”真的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三、感动写作：突围抒情高地
抒情，作为《新生代》提出“感动写作”的标签，其影响就“轰动”效应来说，好像不值得一提，因为，面对“抒情”这两个早已被许多人“司空见惯”的词汇，仿佛压根儿就没把它“当回事”，事实上任何仅靠“轰动”的“一阵风”来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多只是“过眼烟云”，《新诗代》提出“感动写作”的本身，从其字面上与任何一个“诗派”，任何一次“诗歌运动”似乎都格格不入。然而，不以所谓“先锋”来“推波助澜”的新诗代“感动写作”的诗人们，以一贯的沉入，坚实，致远“亮”出了一把把“利刃”，其中海啸以其一连串“败北的往事”高筑起万劫不复的“精神高地”，而南方狼的“诗芽”全都“烂”在历史的词根里，他懂得用“烂”来反哺“灵魂的豪气”，他一系列追问式的内省：用《一把稻米》《午门的乌鸦》《唐代的田埂》使人无法安然于世：视察一场“心与火”的博杀；至于擅长用“发现与寻思”交叠的袁伟，一直以“平视”的姿态介入“物事”，尽管他不喜欢用“切痕”来代替感觉，但在看似“平视”的下面，我们会听见风声在他的骨骼里“作窝”，细心的人去“那里”寻找袁伟的“情感吧”；比起“老气横秋”的南方狼，冬箫却是另一番面孔，即使是“黑暗”对他来说都有一个“破口”，即使是“疼”都会迅即被他“拿捏”着，他一直保持着自己内心的“阳光”和“火焰”；还有那柯健君可以用一、二个细节，一二个“干净”的“词”就可以把一生的“经历”掏空，这是情感的井喷呀！
我的确无法一一再列出常年固守在《新诗代》中的“中硫砥柱”：像旷达的柏铭久、老道的汉江、知性的马知遥、通透的张建新、稳健的蔡宁、干练的三色堇、激情的刘博……应该说，从这些诗人的身上拆射出的冲突、矛盾、飘游就是精神与生命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人为地制造“事端”引起冲突，也不是空洞地抒情为诗坛造势,而是把这种矛盾运动看作精神活动的事实，看成是悲悯情怀和敬畏之心的外延。在我看来，《新诗代》诗人表现最为“抢眼”的是：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困惑，这种困惑与其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如说是大家“情感外溢”的表征。比如,南方狼的《唐代的田埂》：“在唐代，田埂更湿一些/那时候没有杂交水稻/纯粹的绿，确凿的蛙鸣/本真的谷香/一只小鸟静立，它来自何方”；汉江的《今晚，谁在倾听我的声音》：“孤独，如对面的墙/我欲突围而出，却听到背后一盏灯破裂的叫声！”；刘博的《雨淋湿了我》：“十几平方米的黑暗/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欲”
……恰如歌德所说：“最大的困难就在我们不去寻找困难。”不去寻找困难的诗人自然不会有困惑，更进一步，困惑对诗歌创作来说并非是才能低下的表现，而是相反，抒情是“感动写作”寻求“情感高地”的动力，在屈原身上，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鲁迅那“彷徨”中的“呐喊”才能有一颗伟大而又彷徨的心灵令世人仰之。
四、感动写作：生命与激情的融渗
作为《新诗代》“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呈现生命的“深度”和激情的“宽度”，在当今中国诗坛，《新诗代》“感动写作”诗歌创作群体的出现近乎是奇迹，以“情”为其动力和内核的新诗代诗歌群落的创作文本，比起那些致力于借助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明悟诗语与既成语言的差异，却破坏既成语言世界的格局，无力为读者重构一个以“有”为标志的崭新的意义世界的“知识分子写作”，比起那些致力于借助现代艺术的“行为”方式，一味自恋迷醉，歇斯底里，无力为读者提供“有意味的形式”的民间口语写作，新诗代“感动写作”显然与这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感动写作”群体执着地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了对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深刻关怀，他们常常能在简约篇幅和纯净的意象中，凝铸进生命与历史的情思。不可否认，在新诗代“感动写作”群体中，就其与“儒”的关系而言，作为生命个体，许多人身上(诗品)实际上凝结者二重人格，论现实，他们一腔热血，谈时势慷慨激昂，论英雄旷世悲歌，道古今纵横开阖，在我看来，他们的诗品都能促使人的生理官能感觉全部升入“灵”的层次，并疏之使其“通”，以唤起人们的“良知”与“灵性”，尤其是许多诗人由情而生的感悟，是一种缘自内心的独特发现，是一种合于诗理的“理趣”。
可见，在更深层次上，“感动写作”没有狭义地去否认诗之功利，只不过他们肯定的是真正属于诗的功利而已。如海啸的《安魂曲：第八首》：“落叶天使般静美/没有声音，声音哑于/弦断，一只忧伤的蝶，翩跹而舞/一次次破窗而入，并保持水的咸度”，海啸“感动写作”的“承载物”融渗着：悲悯，良知，宿命等诸多“复合体”，而这个“复合体”因“触击心灵”而变得“尖锐”而不是“浑圆”，这是海啸诗品耐人寻味，厚重旷达的“质地”；南方狼的《一把稻米》也是极其“醒目”的“公鸡奔赴刑台之前/外婆向即将腾空的笼子洒了一把米/我说，省了吧，米价涨了/外婆反问，谁能剥夺饥饿？我满面通红/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羞愧”。这是南方狼诗品中最具心灵冲击力的一首短诗，诗歌的“截面”“刑”所衍生出的“冲突”的“场景”俨然是一场“心灵拷打”，这种自责、悲悯的发问，实际上是一次“人性”的对答，这种“情满纸背”、“生命无常”的诗意在南方狼的许多作品中随处可见；至于冬箫的《白》：“母亲全白了，温度/在最后的手指上一节节滑落/六月结霜冰冷/我们添白衣裹白袄/将一张惨白的脸窝在里而”，冬箫的《白》，是他很多诗中最“冷”的一首，也是他的经历、感悟、体察、情感、“交织”得最为“透彻”的一首，可以说，诗，因生命的“无常”和“繁复”而精彩，让人“感动”。在新诗代“感动写作”群体中，不是单纯以守候“生命”和放纵“情感”作为其诗写的技法，在我看来，焦虑“情结”在这批创作队伍中表现得十分“抢眼”，这种焦虑决不是游戏人生的人所能获得的精神体验，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精神，是一种智慧的痛苦，记得托尔斯泰说过：安宁乃是精神上的卑鄙。我想，作为诗人，更是一贯地和永恒地处于惊惶和激动之中，这才是“感动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
的确，正如世界著名美学家施莱尔玛赫人所说，人的精神应该有一种虔敬的沉迷状态，它是沟通有限自我与无限整体的酒神式的情感，是宇宙的意义的意识，是存在的诗的意识。也就是说，诗意化的世界，是以“我”的精神和情感为核心的。只有情感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因此，施莱尔玛赫尤其反对那种不是发自内心的、装腔作势的学究化，那种道貌岸然的哲学和伦理学。同样，感动写作坚持认为，只有情感，才能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它是诗的根本条件；就感动写作的审美情趣而言，他们对抒情的认识是把情感作为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趋达同一的中介来思考的。很显然,当两颗心能一同领受、体味一种静寂的心境，能一同感领、体悟一种情绪的浑穆，能够为同一种梦想、情境、关注而激动颤栗，那么，这是抒情的魅力，这是爱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