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中世纪“信仰时代”与“人的时代”的冲突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这是欧洲思想史中最为重要三个部分其中之一。这三个部分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Living, I despise what melancholy fate
has brought us wretches in these evil years.
Long before my birth time smiled and may again,
for>But in this middle age time's dregs
sweep around us, and we beneath a heavy
load of vice. Genius, virtue, glory now
have gone, leaving chance and sloth to rule.
Shameful vision this! We must awake or die!
（多么可耻的景象！我们必须醒来或是死去！）
---Petrarch, Epistolae metricae（皮特拉克，韵律诗集）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不是一场超绝的思潮或是运动或许是存疑的。但是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它标志性的以阿尔伯特为代表的探索和怀疑精神，毫无疑问是一场超绝的思潮或运动。当今天的我们想到文艺复兴，或许我们想到的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如雕塑、绘画或是建筑。我们或许还会想到美第奇家族，这个实力雄厚的意大利金融家族以及政治阴谋家。我们或许还会想到新大陆和对这个世界的压榨。或是我们会想起德国的印刷术专家古腾堡和他对活字印刷的完善。
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出现？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且，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等级森严、严肃和分化的社会使得那些创造它的力量同时也毁灭了它。这些力量不断发展，以至于它们原本赖以运作的结构无法容纳它们了，这些结构过于僵化和狭窄。换言之，中世纪社会作为一个母体，孕育了自己衰落的种子。那些现实因素，诸如农业的增产、欧洲的城市化、人口的膨胀，贸易范围的豁达以及对知识的渴望最终冲破了中世纪母体的桎梏。人类从中世纪之幕中走出，或许是第一次看到了希腊的古典时代，那个人的时代，自然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是回望历史的。他们并不是去看近代的历史，他们傲慢地认为这是“黑暗”的，他们看得是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历史，他们认为那个时代是沐浴在光明之中。在那个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发现了黄金时期。在那个时代，他们发现了与他们有着类似兴趣的思想家，也发现与他们有相似问题的人们。于是，他们认为这是“重生”（renaissance），如同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所说。中世纪社会结构已经如此严肃，如此分化，已经如此束缚。它的逻辑性太强。体系化太强。太亚里士多德。于是，文艺复兴强烈地反对自己中世纪的母体——反对所有的俗套。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
到1500年，无论我们去观察哪一个学科——艺术、政治、科学、经济、生活——无论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会去强调人类还有很大潜力，人类的卓越性。新的世界观——至少它的部分——是根据两个新的主导观念建立起来的：个人性和自足性。
文艺复兴毫无疑问是伴随着经济变化的。尽管1347-1351之间的黑死病给欧洲带来很大创伤，导致欧洲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从创伤中恢复，但是到15世纪中期开始，金融、商业、农业和工业都在蓬勃发展。商业发展需要建立金钱经济，以取代原先的易物贸易。至少是在西欧，行会制度过于严格，以至于已经开始衰落。所有的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必须有充足的金银量来支持，而充足的金银量来自于16世纪起对泛大西洋地区的开采。国王和他们的贵族们，当然变得更富有了。但相较而言，那些城市的商人们却比国王贵族们赚得更多。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们、英格兰是第一个海外扩张的财富受益国们。银行家们投资矿场、制造业和畜牧业，大商人们的商业们甚至开始超越行会制度。商业需要北美、南美和印度的新市场。
贸易开始出现变化。奢侈品贸易开始让位于一般商品贸易。在这种经济现实下，旧的城市行会、它的规则和约束开始捉襟见肘。新的城市领导者们是中产阶级们，bourgeoisie们，而不是主教们。教会作为尘世裁断者的角色被广为挑战。商人们需要稳固和持续的政府，而不必是受到各种封建义务的约束的政府，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各种强大的集权君主制并不是一种巧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政治理论。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府的集权化，在这个时期的西欧、低地国家、英格兰尤其突出，它也导致了数以万计的社会机构的改革。一场彻底的思想改革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中世纪的每个男男女女现在需要把自己接受的新的想法实际地运用起来。社会上也有很多力量促使个体去形成奇思异想。新的聚焦在人本身和他“当下”的处境。但很多人保留了他们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时，——确实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人们也要求享受现世的愉快。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对此会非常失望。如果他对于世界的两分法是有可取之处的，那么上帝之城应该是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之城的。（futher reading:《上帝之城》（City of God/ De ciuitate Dei ）by 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公元430年8月28日）
那些要求享受现世的越快的人们恰巧却发现古人的文本可以帮助自己——这几乎是一个巧合。文艺复兴在古希腊罗马那里发现了自己的道德依据——特别是柏拉图（c.427-c.347）的古希腊和西塞罗（106-43）的古罗马。在古代世界里，这些人发现了同样的对于自由世界的自然生活的渴望。文艺复兴对于人的发现和对古典文献中同样主题的发现，被今人称之为 人文主义（Humanism）。基督教花费了过去整整十四个世纪去清理异教徒和它的“羊群”对于尘世的依恋。尽管教会神父们不得不去阅读和理解异教的文献，他们却同时拒绝着这些文献所传递的信息。当然，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吗？他们真的可以对他们阅读的信息置之不理，而又同时可以借助这些阅读提高他们的写作？我认为不可能。尽管这些教会神父们批评古代的异教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他们想法的一部分。经典的人文主义就以这样的方式或多或少地留在了中世纪基督教文本当中。
中世纪的中后期的文本中，充满了对享受现世生活和快乐的坦白无遗的感情。吟游诗人的诗歌就是一个例子。吟游者和散漫的学者们，毫无疑问是圣多明我所厌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派出的十字军不仅需要镇压清洁派，还需要铲除这些吟游诗人。尽管托马斯·阿圭那不是异教徒，也不是吟游诗人，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人文主义。阿圭那不是奥古斯丁式的禁欲派。他是个城市文明下的智者，他并不反对尘世的快乐。他的全部哲学都建立在人类最为重要的品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
通过文艺复兴，欧洲向它的过去学习，并且借回了对它来说看起来最有用的部分。当然了，为什么文艺复兴必须要向过去学习对它的现在最为有用的部分呢？为什么这个向前看的时代，这个重生和重新发现的时代，需要从古代去找到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呢？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为了逃避现在——“多么可耻的景象！我们必须醒来或是死去！”——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必须要找到一点先例。现实让他们失望。那通往现在和过去的钥匙，就在于古典世界的黄金时代之中。
但丁生活在13世纪晚期，14世纪早期，所以他的世界中充满了古代世界的模型。当他于1321年去世之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皮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a）（1304-1374）才刚刚度过他的十七岁生日。伟大的皮特拉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标志，完全可以盖过亚里士多德的光芒。经院主义，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和哲学的复合体，也被皮特拉克抛弃了。“一根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跳舞？”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者问道。我们可以想象皮特拉克的回答——“谁在乎？”他或许会这么回答。皮特拉克只在乎这个世界的荣耀。但是，他回顾了，看到的西塞罗对于现实的哀叹。换言之，文艺复兴的意义来自于经典世界。
皮特拉克对古人印象深刻。“在所有让我感兴趣的事情里”他在《给后代的信》（Letter to Prosterity）中写道，“古典学最让我感兴趣，因为我所处的时代让我恶心……为了忘记我自己的时代，我经常努力得把自己的灵魂放在别的时代，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喜欢上了历史。”所以皮特拉克从亚里士多德读到了柏拉图。但是为什么？很简单，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抒情、浪漫、充满灵魂的柏拉图是逻辑性、科学化、毫无情感的亚里士多德的反面。柏拉图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反面，他是亚里士多德的解毒剂。
（桂冠诗人，皮特拉克）
除了西塞罗和其他经典作家，对于皮特拉克这样的思想家来说，还有一个世界。这就是佛罗伦萨的世界——这座城市中科学和哲学融为一体。佛罗伦赛——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在皮特拉克死去100年后，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这就是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o）（1433-1499），让这座城市的这种品德发扬光大。在1492年，费奇诺给他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主旨很明确。它毫无疑问是一封文艺复兴的文件。
如果我们称哪个时代为黄金时代，那毫无疑问是那种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金子般的天才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这个世纪，就像古代的黄金时代一样，已经为自由的艺术所点亮，这些艺术无比夺目：语法、诗歌、修辞、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佛罗伦萨。这个时代把智慧和雄辩、审慎和军事艺术……结合了起来，达到了曾经被遗忘的古人的高度。这个时代完善了天文学，在佛罗伦萨柏拉图的教学法把光明带给了黑暗……在德国，印刷书籍的技术被发明了……
皮特拉克和费奇诺是被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城市现象的典型城市代表。他们的生活是精神的冒险和对知识的渴望。这种渴望，这种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已经在欧洲大地遍地开花——它的触角伸向了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教导着那些渴望知识的男男女女。
到1500年为止，欧洲有超过9,000,000卷书，共有30,000个主题，来自于超过1000台打字机。在1451年，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和乔汉尼斯·福斯特（Johannes Fust）成立了一个合伙，并出版42行的圣经和32行的拉丁语法——前者是宗教的，而后者是世俗的。到1465年为止，建立在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基础上的印刷机已经在意大利盛行，到1470年它也在法国盛行开来。伦敦在1480年接受了活字印刷。1499年，斯德哥尔摩、康斯坦丁堡和里斯本也接受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带来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我根本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会有影响。这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信息时代。而今，我们却在不断地被信息所轰炸。15世纪印刷机普及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印刷书籍到了普通民众的手里。这种影响是深远而无可比拟的。
（古腾堡印刷术开始了文明）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文艺复兴运动有意识地选择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思想，但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些想当现代的人文主义者找到了什么？嗯，他们发现了文本批判主义。他们发现了拉丁语法，还发现了学者的热情。然后，中世纪的学者们也发现了别的。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发现的是可以使他们对抗中世纪之幕下的等级制度的权威。中世纪的文化内容，和重新发现的古代的思考模式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对抗。身份危机由此产生。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问道，我们是谁？而且，通过种种斗争，文艺复兴学者发现了形式的美丽，发现了柏拉图。佛罗伦萨的学者们是如此崇拜柏拉图以至于美地奇家族重建了柏拉图学园。柏拉图学园在公元前390年建立，一直存续到公元529年，那一年拜占庭皇帝优士丁尼关闭了柏拉图学园。在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Marcilio Ficino试图中和柏拉图和摩西，苏格拉底和基督。还有神秘的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他异想天开想把柏拉图的观念、犹太神秘主义宗教（Kabbala）和基督教的结合起来，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宗教。在他的《关于人类尊严的演讲》中，Pico认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并没有宇宙中的确定位置。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事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上帝把我们作为一个特例，给予了我们特权：决定我们生存的形式和价值的自由。换言之，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柏拉图似乎成了一时之热。他更有诗意，更抒情以及如同人文主义学者们认为的，他更容易和基督教教义更和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的主要目的是，就是在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如同伊拉斯谟的想法，结果就是诞生了基督人文主义。
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中是一个无处安放的人。他的逻辑框框除了可以证明他是逻辑的以外，还可以证明什么。一份五十页的论证，推论上帝意志无处不在，无论是不是阿圭那论证出来的，意义甚少。就算你知道一根针尖上有多少个天使跳舞，你能从这样的信息中获得什么益处呢？柏拉图的想法比这些逻辑论证更贴近生活，而且他提供的是必要的指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西塞罗那里借来的大部分是他们快乐、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态度。在文艺复兴重新定义的文明中，这些人为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古代人的重生。他们的想法是卓越的、道德的和智力超绝的。然后古希腊人对于这种品德有一个词语：arete. 卓越的美德和美德的卓越。保持思想和身体健康。追求美德。过好的生活。发掘所有的可能性。服务城邦。这是柏拉图在《裴多书》里的想法，而今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
所有的这一切——当然，实际上比这一切更多——都意味着一种从中世纪基督道德的背离。取代这种服从上帝意志的道德是，对在人类理性指导下的个体自由与责任。取代信仰的是，对知识无畏而勇敢的追求。举例来说，一位热切之极，极具勇气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Lorenzo Valla（1405-1457）对《康士坦丁捐赠》的这一文件表达了质疑，认为它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康士坦丁捐赠》这一文件是教皇取得其世俗权威的基础。Valla也在他的一部短篇作品《修道生活》（The Monastic Life）中拒绝承认禁欲、圣洁有什么价值。在他的论文集中，《论快乐》一篇他表达了自己对伊壁鸠鲁的认同，即认为平静的快乐才是最高的善。他公开宣称妓女也比修女有价值，因为妓女可以带给人们快乐，而修女只是生活在封闭的修道院里。
即便对伊拉斯谟这样北部地区的伟大人为主义者来说，婚姻生活依然有其神圣的一面。伊拉斯谟要把基督性从修道院、修女院和无有之地拯救出来，放置在真实世界之中。对伊拉斯谟来说，“神圣的沉思”其实就是发呆，而“修士的独居”只不过是平庸的自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北部地区如同伊拉斯谟一样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把基督性放在现实生活中才是最重要的。
在意大利，从基督教的猛然抽离和异教的思想，给了人文主义者新的启发。在艺术的世界里，这种转变是渐进的，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种基督教和异教的神奇混合体。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教皇的带领下，新学习、新艺术和新的对于人性的爱正在形成。事实上，这反而更基督。对基督和人的完美混合似乎成长为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但又不像是阿圭那所做的那种折中。无数的意大利艺术家背离了基督道德——这种强调奉献、救赎和禁欲的道德——相反，取之以美的多种形式。毫无疑问的是，文艺复兴孕育了高尚艺术的种种方方面的自然倾向。
（达芬奇自画像，毫无疑问的文艺复兴天才）
像李奥纳多这位芬奇家族的混血天才儿童一样，他们不止研究表面，他们也研究事物的灵魂和结构。眼睛，“知道如何去看”，李奥纳多写道，“控制着灵巧的手。”而李奥纳多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则充满了鄙视。“有吼声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科学。”他写道，“真理只有一个，一经发现，立即终止所有的争吵。”这个艺术家是一个重造自然的哲学家——他对自然的抽象远多于用眼去观察。北部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们，在生活中发现比美和结构更多的东西。法国的讽刺作家拉伯雷(Francis Rabelais)（c.1495-1553）写作了《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他从街头贫民窟到天堂的星辰中抓住了生活的细腻。作为一名方济会修士和物理学家，Rabelais以一种幽默的笔触写作。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欢笑，对人类灵魂的嘲弄。Gargantua，他的英雄，没有受到充满托马斯式逻辑的修道院知识的愚弄，他学习所有的艺术、语言、科学、运动。这样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些知识是有用的。在这所由Gargantua建立的修道院中，没有召唤人们早课的晨钟，没有修士或是修女——只有淑女和绅士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结婚，生活富裕，且自由自在。“在他们中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做你想做的事”。”Rabelais的精神，就是文艺复兴的反叛精神：
逃离吧，从那些狭隘思维的同伴、虚伪的圣徒、假道学、伪善者、伪信徒、凶修士、和尚以及一切伪装者、带着面具的人中逃离吧……逃离这些人，像我一样厌恶他们，你会发现你会比我更热爱我的信仰。如果你想要……活在平静、快乐、健康之中，让你自己永远快乐，那就不要相信任何观念狭隘的人。
通过两个巨人Gargantua和Pantagruel，Rabelais讽刺了教会、大学、僧侣阶层、神学家、律师和哲学家。通过拉伯雷（Rabelais）的这些角色，和伊拉斯谟（Erasmus）最为著名的作品《愚人颂》，我们大概地可以看出信仰时代（Age of Faith）和人的时代（Age of Man）冲突的概况。
那些描绘坚强、受尊敬的佛兰德商人的城墙的油画表达了与拉伯雷类似的对于完满生活的渴望。酒馆，酒气冲天而不堪入目的宴会，一个在向夜壶中撒尿的男人，滑雪派对或中产阶级的内部——所有的这些以及更多。佛兰德商人真得爱着生活，他们看见发生在身边的一切，并且用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佛兰德风格并不是所谓的“新贵”（Nouveau riche）风格，“新贵”风格是倾向于挥金如土的奢华。杨·唯梅儿（Jan Vermeer）（1632-1675）所描绘的居家场景，也有着一种预示将来时代的深刻的品格。弗兰德的文艺复兴仅仅限于清教徒的道德，这种道德要求辛勤工作以及背负所有的道德重任。德国的人文主义作品，与弗兰德式不同，非常地注意细枝末节。在Albrecht Durer（1471-1528）的作品里，我们却找不到那种唯梅儿或是佛兰德风格的感官上的美丽。在Durer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粗鲁潦草的一面。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严肃思考。北部的人文主义在欣赏寻常事物当中欢欣——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灵魂、激情、幻想以及追求的荣耀之光——追求，这最根本的人性。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从生活本来的模样的角度描述生活——所有它的美丽和丰满之处。他的画作是克制的艺术——他的画作中给我们带来的还有对于画笔之外的暗示。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他的笔下描绘了不尽的社会和心理类型。他突出了人类的处境——所有的处境。尽管他的语言没有贵族气——他的画作却充满了拉伯雷式对于丰盛生活本身的追求。在人文主义精神里，莎士比亚的角色都是凡人，他们不是与哲学或是神学进行着斗争。相反，他们与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力量搏斗，这些力量远胜于哲学——或是经院主义或是别的。莎士比亚式人物都按照他们各自的人性所活着，从无一点亚里士多德或是阿圭那式的逻辑框框。
13世纪的关注点是上帝。而文艺复兴的关注点是人类。在英国和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中，有一种浮士德式的不惜一切代价对于知识和权力而不是美的追求的精神。伊丽莎白时期的文人们把这种渴望表达在诗歌当中。比如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一名学者，一个狂野的人，最后在酒馆斗殴中结束了一生——他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甚至超过生活本身的东西。
我们的灵魂有能力理解这个世界，
测量任何漫游行星的轨迹，
但却依然追随在无尽的知识之后
像这颗星球的转动一样永不停歇...
马洛的浮士德，他的帖木儿大帝，要求知识，要求行动，要求感觉一切事物——他们要求的东西尚不可知，但一旦被知晓，就会带来世俗的权力。不是科学，也不是智慧，也不是启示，或是柏拉图的“形式”——相反，而是要求个性，以及相应的权力。
但是权力——这种权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这位现世的浮士德来说，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是一座仓库，贮满了造物主的荣耀，也包含着对个人财产的救济。”培根在《学问的发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写道。在人类的手中，权力会摧毁，会渴求，会操纵。对浮士德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渴求，追求那无穷无尽的超验体会。对现代人来说，或许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异常一致。他的想法在宗教改革时期被淹没了，但是又重新在18世纪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中浮现。伊拉斯谟，无论其功过，都是一位理想的人文主义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他是倒数第二的文艺复兴人。他不在乎他的时代所涌现的艺术，他也不在乎新大陆的发现，他对新兴科学的态度是极端仇视。但是，这对于一个崇拜罗马西塞罗，而不是西塞罗的思想之父那些希腊人的人文主义者来说，非常正常。他没有原创的思想——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刻古终胜未来，就是他的主要论点。他容忍并沉思，但不勇气十足地面对未来。他不是他同时代的人的对手，比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但是伊拉斯谟也有其丰功伟绩。他是他的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他对奥古斯都、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和西塞罗如数家珍。鹿特丹、伦敦或巴塞尔让他充满鄙夷和愤怒，从某种程度说也算是引起了他的兴趣。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感受，他选择充耳不闻。古代经典的荣耀和他的理性基督道德并没有让他的同时代人对他印象深刻。但是，他打算基督化文艺复兴——他把基督性人类化。他企图使人类从信仰中断乳，而向文明本身虔诚。“圣苏格拉底，请为我祈祷。”他如此写道。
（伊拉斯谟）
但伊拉斯谟于1536去世的时候，北部的人文主义已经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人文主义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它既被中世纪母体所拒绝，又被新的运动者所拒绝。它在哥白尼革命和路德和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发起的宗教战争面前显得不值一提。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用他的揶揄笑容使得欧洲陷入混乱之中——这已经是200年后——一个新的伊拉斯谟出现了。“驱逐耻辱！（Ecrasez L’infame!）”伏尔泰怒吼道。迷信、残忍、宗教狂热、歧视和中世纪教条对于伏尔泰这样的天才而言都是难以令人容忍的。但伏尔泰拾起伊拉斯谟留给他的笔继续进行写作的时候，他有了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所没有的东西——科学成了他的盟友。而且不止是科学，由数学天才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所创造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在给伏尔泰以帮助。伊拉斯谟只是写了剧情的开始，而伏尔泰在牛顿的物理宇宙的帮助下写出了结局。
回顾来看，文艺复兴背后的追求个人的完善的理想是贵族式的，但同时也是排他的。在荷兰、德国，17世纪后的英国，社会已经可以支持这样的理想。这是人类社会对于尊严的新定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内在的好——勤勉、节俭而富有产出的工作被认为是核心美德。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中隐含了所有的这一切。然而，真正的思想的历史以及道德的历史并不在路德的考虑之内。由于低地国家、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在规模以及影响力上的大大增加，宗教所强调的禁欲主义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北欧开始认为独居是自私，沉思只不过是发呆，而一个快乐而富有产出的生活，以及享受繁荣和成就成为真正神圣的事情。当13世纪的人们放弃物质财富去拥抱神圣生活，文艺复兴及以后时代，人们却走向了截然的反面。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总价，12世纪的文艺复兴试图基督化人性，而14和15世纪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北欧的文艺复兴，试图人性化基督教。这是一些选择，而那是另外一些剩下的选择。然而，到了17世纪，第三种选择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新科学。
新教改革，在如同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手里，其实并不是一场道德运动——也不是什么教义改革。也不是卡尔文造成的清教改革——以及相应的道德改革。新教改革的浪潮，淹没了伊拉斯谟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也淹没了基督教改革者，以及倡导简单美德的使徒们。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聪明地写道：“其实天主教体系是不是运转良好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它没有用，而且开销巨大。”
从1860年瑞典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1818-1897）出版了他的两卷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明》开始，把文艺复兴的本质认为是“对世界和自然人的重新发现”就逐渐变成了老生常谈。这些就是布克哈特的话。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原因在于只要是对带着文艺复兴这个标签的时代的研究，就会发现文艺复兴出现了无数思想和文化的逆流，无一不是对我们喜好俗套的反叛。人文价值，托马斯主义，奥古斯丁主义，异教思想，神秘主义以及新科学。但是所有这些主义共享一个特点，就是个人主义，一种对于中世纪旧社会组织所不断增长的不耐心。这种个人主义或许是一种对于冲破中世纪桎梏的经济发展的反映。至少在北部和西欧，封建主义的大限将至。而传统的行会组织，就像我曾经提到的，也处于自掘坟墓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变革，个人对于世界的想法也改变了。
思想家们开始考虑自己，而不是去遵守，甚至他们普遍反对经院主义的逻辑教条。但经过所有这一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教条已经是一本合上的书——不会再有人翻开。然而，从文艺复兴依然是一颗璀璨的文明之珠，很少会有人拒绝承认它所带来的巨大文化和雕塑成就。文艺复兴更是一种感觉和价值观转变的运动。这个时期并没有诞生什么系统化的哲学。没有里昂那多主义，没有皮特拉克主义。事实上，这个时期并不是在总结，提炼或是大规模地形成思想——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个人主义的存在也只是为了溶解体制。经院主义组织着社会机构和文化——旧制度（ancien regime）旧秩序，正在摇摇欲坠。伊拉斯谟知道这一点。皮特拉克也知道——“多么可耻的景象！我们必须醒来或是死去。”
从这一点来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反叛的行为，在这种反叛背后，跟着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以及它的文化和思想上的特点，对于个人和个人进步的能力是尤为强调的。而且，无论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位意大利商人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或是伊拉斯谟，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人主义带来的创造性的光辉。创造性始终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文艺复兴以前，它被严格局限在中世纪母体的桎梏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的学者们为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目标。人类的历史揭示了这一目标。文艺复兴这一表达不是伯克哈特或是别的什么历史学家所发明的——是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创造了文艺复兴这一表达。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在创造这一表达之后，即把它变为了现实。他们不仅看到了过去的经典时代，还看向了未知的未来。未来，尽管尚未可知，但是它至少是这样一件事——它必然是活生生的、呼吸着的、真实的人类的作品。未来是光明的——它是进步。人类是大胆的探索者，而且在经过了一千年的基督教条、教派斗争、异端邪说和教会权威之后，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深邃地望向了未来。在教会权威和阿圭那体系下，上帝的子民们坚决地遵守了数世纪的教义和禁欲，但从14世纪开始，他们却把自己变成了神本身。他们最终成为了浮士德，注定要创造自己的未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对于文艺复兴的不同理解，可以见《文艺复兴之像》，这是《早期欧洲史》的一部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