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疾病到人心》| 裴鹏程解读
关于作者
作者于赓哲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同时他在史学普及传播领域很有名气。这部《从疾病到人心》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近年来介绍古代中国医学的代表性著作。
关于本书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传统医学。本书提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核心内容
听书从医疗史、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三个方面介绍了许多重要话题：如：为什么东汉末年的华佗可以熟练实施外科手术，但之后的古代中国极少有外科手术的记录？为什么明代是青楼文化的转折点？为什么古代神医都有高超的针灸技法？为什么很多南方的地名会有“虫”——蜀、闽？为什么在古代，治病救人的医生的地位要比农民要低？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从疾病到人心》，这本书讲的是，疾病是如何通过影响人心来改变历史的。
本书作者于赓哲老师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他在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此外，于老师在历史普及圈也很有名气，曾多次参加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今天这本《从疾病到人心》是他在中国古代医疗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最新作品。
提到中国传统医学，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争论“传统医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传统医学。
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能是战争，一场战争足以毁灭一个国家。或者是经济，很多时候，国家间的博弈就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于赓哲老师在这本书里提出，“疾病其实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战争和经济是人为可控的，而疾病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人类无法预测下一种可怕的疾病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会持续多久。疾病不仅能摧毁一个王朝、一个国家，就像明朝末年的瘟疫、16世纪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传染病；疾病过后，一个新的时期也将开启，就像黑死病过后，欧洲逐渐步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关于疾病改变历史的书，「每天听本书」已经解读过很多，像《大流感》《瘟疫与人》。今天这本书很不一样，它谈的不是疾病毁灭帝国，而是疾病与人心的关系。人类的政治活动可能会有伪装，经济交易可能会有欺诈，唯独遭遇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类将袒露最真实的自己。于赓哲老师这样说，“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
我们试着思考几个问题：古代有很多著名的神医，比如扁鹊、华佗、孙思邈，为什么他们都出现在宋朝以前？而且，高超的针灸技法好像是每一位神医的标配。另外，东汉末年的华佗以擅长外科手术著称，但之后的古代中国却极少有实施外科手术的记载。还有，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出现多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为什么这些城市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瘟疫？再有，为什么古代风月场所“青楼”的名声会在明朝中期之后迅速败坏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从医疗史、社会史、文化史三个角度走近古代中国的疾病与人心。
第一部分，我们从医疗史角度，围绕扁鹊、华佗、孙思邈三位不同时期的“神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治病的？
“扁鹊”可以称得上中国古代的第一位“神医”，传说他生活在战国时期，曾经在齐国、赵国、魏国、秦国等地活动，他还为传统医学开创了“望闻问切”的四种诊法。不过，扁鹊最出色的技能，还是要数“针法”，也就是“针灸”的“针”。此后，精通“针法”成为中国古代神医的标配。
《宋史》记载，有一次，宋仁宗身体不舒服，名医许希用高超的针法治愈了仁宗。仁宗非常高兴，对许希大加赏赐。许希拜谢仁宗后，忽然又向西拜去。仁宗询问原因，许希说他不敢忘本，在遥拜扁鹊。随后，许希又请求仁宗，允许他用赏赐的财物为扁鹊建庙。仁宗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扁鹊庙落成后，仁宗还尊扁鹊为“医神”，封号“灵应侯”。
扁鹊真有高超的“针法”吗？为什么“针法”会成为历代神医的标配呢？
有关扁鹊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考察。许多文献都记载了扁鹊的事迹，《韩非子》记载，扁鹊曾经在春秋初期，为蔡国国君蔡桓侯提供诊疗建议；而另据《战国策》记载，扁鹊在战国中期，担任过秦国国君秦武王的医师。这两则事件发生时间前后差了三百多年。有人猜测，扁鹊的事迹可能综合了多个人的故事。
我们再看“针法”。相比较于“针法”，你可能对“针灸”这个词更熟悉一些。“针灸”其实是“针法”和“灸法”两种民间治疗手段的合称。这两种治疗手段针对的都是人体的穴位。“针法”是通过针刺穴位；灸法是通过点燃艾叶等植物熏烤人的穴位。显然，针法要更危险，一不留神就会刺伤，甚至刺死患者。而且，在古代，获取艾叶要比准备一套银针更方便。由于灸法易于操作，原材料廉价易得，灸法在民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针法对技术有较高要求，风险大，曲高和寡，虽然历代宫廷医师一直在钻研，但直到唐代，很多人仍然对“针法”持消极态度，认为“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
不过，反过来看就不大一样了。如果听说，谁能通过难度系数较高的“针法”治好患者，那这个人必然就是神医。况且，古代的治疗手段，除了喝药，就是针灸，正因为这些缘故，针法成为历代神医的标配。
照这种情况，或许针法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中，不会在现实中广泛应用。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小说，甚至是生活中，提到针灸，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银针，而不是艾叶。那广泛流行的灸法，是怎么被针法盖过风头的？
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得益于宋代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你想，“针灸”治疗是针对人体穴位进行的。所以，掌握各个穴位的具体位置至关重要。由于雕版印刷在宋代变得普及，医师可以拿到人体穴位图，无论是治疗患者，或是搞教学，都更加方便。而且，使用亮闪闪的金属针具，看起来要比烧艾叶更高级、更专业。因此，宋代以后，不仅针法和灸法被结合使用，而且针法似乎变得比灸法更受欢迎。
其实，针法还算是普通的，说到古代医学的巅峰，外科手术不得不提，一同被谈起的，还有神医华佗。
不过，奇怪的是，华佗生活在东汉末年，既然东汉时期进行外科手术已经成为可能，那为什么之后的中国历史却少有外科手术的记录呢？
这时，有人就猜测，东汉时期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外科手术。还有人甚至说，华佗这个人也是假的，他的形象可能来源于一位古印度的医师。
华佗的行医事迹，以关羽“刮骨疗毒”最为脍炙人口，我们对这个故事都不陌生。话说关羽跟曹操麾下将领曹仁交战时被毒箭射伤，神医华佗便施展高超医术，将关羽手臂上入骨的剧毒用刀刮除。
这可不是《三国演义》杜撰的情节，“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也有关羽手臂中箭，刮骨疗毒的记载。只不过，当时华佗早已被曹操所杀，为关羽操刀的人是另外一名军医。这说明，三国时期，人们已经可以在四肢部位进行外科手术了。
相较于“刮骨疗毒”，开颅、开腹手术更能体现外科医生的水平。你可能听过另外一个故事，这和华佗的死有关：曹操有头痛的老毛病，华佗提出，要为他做开颅手术，多疑的曹操认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一代神医华佗扔进大牢，拷打至死。华佗是不是这样死的暂且不论。我们接着讨论医学史的问题，那个时候真的有开颅手术吗？
考古学证据显示，在华佗出生三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成功的开颅手术了。考古学家曾在山东广饶发现一个距今约5000年的颅骨。颅骨上有一个圆形缺口，缺口边缘处比较光滑。专家推测，颅骨的主人应该是接受过一次开颅手术，而且，术后存活了至少两年。因为，如果颅骨缺口是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缺口就不会那么规整。而如果手术没有成功，那缺口边缘就会有毛刺，不会是光滑的。光滑的边缘应该是伤口自动修复的痕迹。这说明，可能在5000年前，我国已经有成功的开颅手术。另外，新疆鄯善也出土过2500年的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用粗毛线缝合，很可能是进行过开腹手术。
既然在几千年前，人们已经可以进行外科手术，那为什么华佗之后，中国古代历史却少有类似的记录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要想把外科手术变成一种常态的医治手段，止血、麻醉、消毒这三个难关需要被同时攻克，而且医师要对人体构造有清晰的掌握。在解剖学不发达的年代，外科手术风险性很高，这种医治手段并不能被广泛应用。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华佗真的用斧头劈开曹操的脑袋为他治病，曹操未必能存活下来。那样的话，华佗留给后世的形象可能就不是神医了。
华佗死后一百多年，中国古代的主流医学界就基本抛弃了外科手术疗法。南朝时期著名医药家陶弘景认为，华佗的外科手术并不是治病救人的正道。后来，很多医学家重点沿用华佗和他弟子开的药方，而外科手术这种技能，只是作为华佗的神医故事流传下去。
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生活在华佗之后三百多年的隋唐时期，他编著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其中收录了大量华佗的药方，但仍然把外科手术看作是道听途说的故事。
今天要谈的第三位神医，正是这位孙思邈。他除了给后人留下了《千金方》，将疾病分门别类，收录了几千种药方，孙思邈还有一个身份，我们今天习惯把他称作化学家，在唐宋时期，人们认为他是得道高人。
孙思邈主张将道家理论和医学结合，在炼丹、服食，追求长生不老方面积极探索。我们现在经常用到一个成语——“炉火纯青”，比喻某种技术、能力达到精纯完美的地步。这个词就出自孙思邈的一首四言诗，它原本描述的是炼丹的过程，大意是：炼丹时，将铅汞放入鼎中，点燃炉火。丹药快要炼好的时候，黑烟消失，炉中的红光烈火会变成纯正的青色，这就是所谓的“炉火纯青”。
正因为孙思邈在道学方面的探索，他的故事中，出现很多神话元素。古代死亡率最高的病症之一是妇女难产，后人演绎出这样一个段子：一次，孙思邈出诊偶遇出殡队伍，发现棺材渗出鲜血，就请求开棺。随后，他救活了棺材里难产的妇人，以及她腹中的婴儿。在许多古人看来，孙思邈早已飞升成仙。北宋皇帝宋徽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信徒，他在位期间就特别追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
说到这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出现那么多的神医？而且，这些神医都具备一些超乎寻常的能力。
医师社会价值的高低有一个基本判断标准，那就是，是否可以消除患者病症、减轻患者痛苦。不过，古代早期对医师的评价，并不是从纯技术角度出发的，还跟同时期的文化紧密相关。
古代医师经历过多个发展阶段。春秋以前，医师的角色由巫师兼任，巫师既要统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还负责减轻人们的病痛。因为病痛和命运相关，命运是上天决定的，而巫师可以与上天对话。从战国到秦汉，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医师的角色由部分方士扮演。他们扬言不仅可以祛病消灾，还有长生不老的办法。秦始皇惧怕死亡，因此着了方士们的道，这就有了徐福东渡和秦始皇坑儒的故事。东汉以后，神仙方士逐渐演化为民间盛行的道教，道士承担起医师的工作。到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读书人既可以求取功名步入仕途，也可以钻研医术，成为医者，儒医就成为了医学的主流。
我们回头看前面提到的三位神医，他们都出现在宋代以前，而且都被或多或少地神化。时间越久远，神化越严重。从扁鹊到孙思邈这些神医，他们被后人神化的方式，是从整体神化向局部神化转变的。扁鹊可能生活在春秋或战国时期，他的形象应该是许多巫师或方士的集合体，真实的情况很难探寻。华佗生活在东汉末期，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位名为华佗的名医，他曾大胆地尝试过外科手术，但是否真的那么神，恐怕有许多后人附会的成分。孙思邈留下了自己的著作，他横跨道学、医学两界，是典型的道医，人们对他的记载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信的。
到这里，我们谈的是古代医师和治疗手段。不过，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常常不是单点突破，比如，传染病一直以来都让人类毛骨悚然，尤其是随着人们聚居程度不断提高，传染病更像是一颗毁灭群体的定时炸弹。
而人类的对策是两个字——“卫生”。汉语的“卫生”出自《庄子》，原意是“卫护生命”，这其实是个人的事情。但现代意义的“卫生”，却是“人人有责”，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因为，只有群体通力合作，才能避免传染病的出现与扩大。
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不过我们好像并没有发现朝廷或者地方有哪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卫生防控的。古代统治者很清楚，瘟疫流行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灾难，为什么古代中国有非常完备的国家运转机制，却唯独缺失体系化的卫生组织呢？
上一部分我们讲到，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巫师、道士扮演着祛病消灾的角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发展起步比较晚的南方，医药概念的传入非常晚，许多人早已习惯了巫师的存在，因此信巫不信医，建立大规模的卫生系统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整体的社会氛围，很多人还持有“命定论”，主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既然人生一切早有定数，为什么要让医生介入自己的生命历程呢？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医疗资源的匮乏。上层社会才有机会享受稀有的医疗资源。这就导致，很多民众为了生存，会养成自救的习惯。前面提到，针灸的盛行就是一个证据。可是，针灸、喝药，只能应付小病。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流行病，就绝不是升斗小民能应付得了的。
古代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密度很高的都城，按理说应该经常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但史料并不支持这种假设。
我们以唐代的长安城为例。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100万之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样的城市往往是传染病的高发区。但是唐代史料中长安城内的大规模瘟疫记载却很少。其实，不只是都城，唐代其他城镇的卫生做得也不差。来中国游历的阿拉伯人也说：“在中国，疾病较少，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这个阶段内中国人平均寿命可以达到五十岁以上，这个数字大概在整个古代社会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这个成绩得益于古代中国出色的“卫生”能力。只不过，古代中国的“卫生”并没有完整的系统，而是由散落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机制共同实现的。
比如，排污一直都是古代城市的难题。在中世纪欧洲的巴黎，街道两旁的居民会把粪便、废水等污物直接泼洒在街道上。贵族们为避免弄脏衣服，所以发明了高跟鞋。
在古代中国，针对城市排污问题，有一个听起来有点现代化的“生态循环系统”。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农业追肥，以保持土地肥力，这样才能靠屋外的一亩三分地养活一家老小。而要保持土地肥力，只要自家人远远不够，所以农村人会从城中收集粪便，从唐代开始粪便就是商品。而随后，农村也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粮食蔬菜，然后卖到城里。
所以，古代中国城镇的粪便一般会得到及时处理，尤其是水稻种植业发达的明清时期，南方城镇的粪便往往还会成为抢手货，卫生就在无意中得到维护。
当然，城市布局更关键。居住在密度高的区域，染上疾病的风险就会更大。唐朝长安城内将住宿区和商贸区进行了严格划分，原本的目的是便于治安管理，无意间在卫生防控上得了分。不过宋代以后，住宿区和商贸区的界限被打破，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人口激增，城市膨胀，卫生状况出现了问题。
古代中国在卫生防控方面有所成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牢记“禁忌”和“习俗”，虽然民众搞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这些往往都是生存经验。比如，低湿之地不能盖房子，因为“不吉”。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潮湿环境，易生蚊虫这个道理，却因为严守习俗，远离了疟疾病源。
甚至在古代监狱中，也有类似的习惯。比如，唐朝皇帝有习惯，在夏季清查冤狱，也就是在夏天释放有冤情的罪犯，否则“凶”。原因也很简单，夏季监狱闷热，关押过多的犯人很容易造成群体感染。
你看，古代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卫生防控系统，却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成许多散落、机动的卫生机制，减少了瘟疫的流行。
前两部分，我们已经从医生和公共卫生的角度，谈了疾病与人心的关系。最后，我们从文化角度，再来看一下疾病与人心。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性病与中国古代的青楼文化。
青楼原本指的是华丽高楼，唐代诗人杜牧写出名句“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此后，青楼正式成为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的青楼文化一直与“风流”“才子佳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两性关系中，“良家妇女”被礼教束缚，相夫教子是她们出嫁后的全部责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之间并没有太多情感可言。这时，有条件的男性，就会把青楼女子作为情感依托。因为她们更有才华，被世俗礼教束缚更少，更能给男性温存。从魏晋时代开始，有钱有地位的士大夫就是青楼的主要客人。唐宋时期，很多名人都是青楼的常客，除了前面提到的杜牧，在苏州做官的白居易也曾在逛妓院时写出“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的诗句，宋代的柳永更是在青楼中寻找创作灵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不过，在明朝以前，青楼虽然受到道德批评的压力，但并没有遭到整个社会的厌恶和反感。
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代的很多青楼女子“卖艺不卖身”，只谈艺术和理想，不涉及低俗的内容。于赓哲老师做了考证，“卖艺不卖身”现象不太可能长期存在。古代“妓院”的“妓”和“单人旁”的“伎”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又比如“嫖娼”的“娼”和“单人旁”的“倡”也没有区别。有组织的妓院出现在唐代，妓院中的女性以言谈诙谐、擅长音律为主，以出卖色相为辅，这标志着商业化妓女的开始。宋代的商品经济逐步发达，娼妓生意因此更加兴旺，饱受社会秩序约束的男性，不太可能，也没有理由在妓院中把持住自己。
还有人猜测，青楼没有遭受猛烈抨击，是因为中国古代不存在性病，没有造成群体性恐慌。其实性病从未缺席，缺席的是对它的认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黄帝内经》就已经记录了淋病的状况，但是淋病在男女身体上呈现的具体症状、发作的时间不同，所以古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没能认识到淋病与性渠道传染的关系。
但中国古代对性病的认知却在明朝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分期。人们对青楼的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大的转变，原因便是梅毒的传入。梅毒是从美洲新大陆传来的，先传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等地，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明朝中期以后。与淋病相比，梅毒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感染者的皮肤、骨头和脏器会出现化脓溃烂。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敏锐发现，梅毒的可怕之处“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而且，他发现了这种病都是“淫邪之人”才会得的。明代的医师不仅捕捉到这种梅毒的传播渠道，更是将这种病纳入了道德评判范畴，指出生活不检点的男女是高危人群。以往人们对青楼妓院的指责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但梅毒的传入，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担忧和厌恶。人们会在潜意识里将妓院和“疾病”“肮脏”挂钩。
前往妓院的男性主顾们也忌惮这种病，青楼的从业人员为了生意，反倒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卖艺不卖身”的情况。不过，在欲望冲击下，很多对性病认识不到位的男男女女还在暗地里操着皮肉生意。
其实，梅毒在中国掀起的波澜远不止这么大。时间进入晚清民国，当时的中国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性病在这时，已经不只是感染者自己的事情，甚至不只是民众健康的事情，它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危亡的高度。1920年，民国年间，上海租借工部局试图向歌女们颁布妓女执照，遭到了歌女们的一致反对，被认为是一种羞辱。1934年，南京市议会为了配合新生活运动，下令全市的歌女需要佩戴统一徽章桃花章，又引发歌女的反对。但随着人们对性病认识的进步，要求取缔妓院等相关娱乐场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很多人意识到，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妇女、家庭，妓院的存在都是严重的威胁。这些最终演化为一股股推力，推动着中国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
最后再来思考一个问题，我国有很多南方地名，都带有“虫”字旁，比如四川的“蜀”字，福建的“闽”字。很多人解释，这是因为，南方确实有很多蚊虫，所以古人会在部分南方地名中，加入“虫”字。
对于这个问题，更好的答案仍然来自文化角度。古人的活动范围从中原向南不断扩大。在南方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化圈之前，中原人会天然带着“地域黑”的眼光去审视遥远的南方。比如，明清时期，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的周围是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敌对的少数民族。新环境里遭受的许多疾病，就被一股脑称为“蛊疾”。警惕的汉人移民常常想象，苗族妇女使用蛊毒来毒害他们。
疾病对人类的影响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大多时候，这种影响是疾病裹挟着文化一同发挥作用的，比如扁鹊高超的“针法”、民间主张的“低湿之地不宜盖房”、古代风月场的“卖艺不卖身”，还有苗族妇女的“蛊毒”。
撰稿、讲述：裴鹏程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