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不怕死，只怕不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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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人。”
——“老头儿，你别臭美了。”
这是汪曾祺和儿女的日常玩笑。
汪曾祺写了一辈子，却成名得晚，那篇让他进了文学史的《受戒》，发表于1980年，那年他已经60岁。
可在60岁以前，他一直也活得很有滋味。
鹦鹉史航评价过他：
“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的可爱，全渗在他对生活那种天真的热爱里。
1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是个天才型作家。
上现代文学课，他交了一份很短的报告，杨振声看了，当堂宣布他期末免考，听说他爱画，还邀请他到住处看自己收藏的画册。
沈从文更是给汪曾祺的习作打出120分（满分100）的高分，到处推荐他的文章，说写得比自己好。
汪曾祺和沈从文
可不是所有老师都喜欢他，因为汪曾祺“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算是个非典型“学渣”。西南联大四年学制，他读了五年，就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级了一年。
教宋诗的朱自清就对他印象不佳；他还曾在文章里“自首”，说自己为了及格，在西洋通史考试里抄历史系同学的试卷。
唐诗课上布置论文，汪曾祺写了两篇，替同学交了一篇。老师闻一多大赞同学：“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
一向觉得“自由最高”的汪曾祺，对这些都不以为意，他不爱上课，却爱读书写字，还常在文章里戏谑地爆些老师们的“料”，这些民国大师们在他笔下都颇为生动。
他曾写金岳霖上课时捉跳蚤：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就像他这本书的书名——《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在哪里都能找到生活的趣味。
2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是个爱吃的，他写了许多关于“吃”的文章，篇篇都能拿出来当菜谱。
汪曾祺是高邮人，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有人说：“饿得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他曾经逃课出去喝酒，晚上喝醉了瘫在马路边，被路过的沈从文捡回宿舍里去。
他曾经在住宾馆的时候，看见园子里长得肥肥的野菜，忍不住要去摘。
他曾经大学失恋，窝在宿舍两天两夜不愿动弹，后来被同学硬扯出去吃了碗热乎米线，便找到了重生的力量。
汪曾祺和妻子
年老时他得了胆囊炎，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听到这儿，老爷子也不难受了，就嘻嘻嘻嘻捂着嘴直偷笑。
连他临终最后一句话都是和“吃”有关：“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不只爱吃，汪曾祺还是个会做菜的，家里的两顿饭常年都是他做。
他自创过一道“塞馅回锅油条”，把榨菜肉末放进油条里炸，自己形容说“嚼之声动十里人”。
他还拿蜂蜜蘸小萝卜招待过女儿的客人，虽然客人一个没吃，还遭到女儿抱怨“不如削个苹果”，他却固执地觉得：“蜂蜜小萝卜，这个多雅。”
汪曾祺写“吃”总能带出点人生道理：
“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爱不爱吃、会不会吃都不怎么要紧，重要的是，你得对生活保持热爱。
汪曾祺和妻子
汪曾祺不仅爱吃、还爱画、爱花、爱戏，他贪恋着人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还保持着对生活骄傲的孩子气。
你以为，一个把生活过得如此天真的人，一定没受过什么不公吧？
实际上，汪曾祺经历过的苦难要比寻常人要多得多。
3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当汪曾祺写下这句话时，28岁的他刚从失业的阴影里走出来，做了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馆员。
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毕业后的汪曾祺却没能如愿名震文坛，甚至一度找不到活儿干。
可是他从没在文章里直白地描述过自己贫困的早年，他的好友杨毓珉曾写过他的窘境：
他（汪曾祺）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
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饿几餐饭。
汪曾祺那时穷到什么程度呢？
他曾在26岁写的小品文里半戏谑地说，口袋里的钱他要时不时地摸一摸，出门就害怕自己会摔跤，万一把人家的橱窗摔破了，拿什么来赔呢？
这样落魄到极点的青年时代，曾让汪曾祺认真地想过赴死。
后来，恩师沈从文在信中狠狠斥责了他这种想法：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于是汪曾祺不停地写，可怎么写也“上不了头条”。
据作家苏北回忆：
有一次，程鹰陪汪曾祺、林斤澜在大排档吃龙虾。酒过三巡，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点点头。林笑说，“这杂志不错。你认真点，再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曾祺却不乐呵了。他丢下酒杯，瞪着老友：
“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像我，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1958 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许多年后他玩笑地说：
“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可实际上，被贴大字报的那天，他回家向妻子转述与领导的谈话时，“忍不住哭出声来”。
汪曾祺从来没细述过那段经历中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但他曾经为此搁笔几年。
“不写了，没什么好写的！”
可最后，当60岁的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一鸣惊人的《受戒》，却没有半点苦闷和忧郁，全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
阿城说此文“感觉如玉”，王安忆评价他说：
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折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4
汪曾祺不懂世故吗？他对那点世事早已历经个遍、对那些复杂争斗也算明察秋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他儿子说：
“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在“世事洞明”之下，他选择用天真来回应一切。
有人说：“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世故到极致，是像汪曾祺这样，选择生活得“可爱”。成熟的最高境界，正是这种天真。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为他对生活有着经久不息的浓烈趣味。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
他历经过痛苦，却从不埋怨。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保持着骄傲，也懂得自嘲。
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成熟从来是为了抵达天真，“知世故而不世故，处江湖而远江湖。”
当一个人把人情冷暖都看透，还能保持对世界的热爱，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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