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辛德勇：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能写得出“中国通史”
怎样学历史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于我确实有点难。难在我本来不是学习历史学出身，是以自学爲主，一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这也与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个性化特性有关。
在学科一致认同的法则这一点上，历史学不仅无法与理工科研究相提并论，它也远远不能与很多社会学科相比，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法则可以遵循。
所谓学习，主要就是读书。过去老辈人管上学叫“唸书”，足见书本的作用是远远大于讲台上的老师的。
对任何知识的学习来说，自己找书读，都是头等重要的，学习历史知识也是这样。况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历史知识，就更应该以自己读书为主。
书籍很多骤然看上去会觉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读哪本书好，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读好。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基本的范围。我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只能谈谈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主要从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问题。
后来出于教学的需要和业馀爱好，对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也花过一些功夫，关注的主要时段，都是古代。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实际上只能谈谈怎样学习中国古代史知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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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读哪些现代学者的书
不管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还是从事这一专业的学生，最初接触或是刚刚入门的时候，最好是读一本通贯的概述性书籍。但遗憾得很，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一部这样的书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官府主持编纂这种性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教科书式的着述。这种书，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入门书，但并不十分理想，或者说是十分不理想。但没有办法你还得看。
这类着述中的每一种书籍，其基本的结构、视角和观点大体上都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一定要选一种的话，相对比较好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员编著的《中国史纲要》。
大家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不妨先看看这部教科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状况，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再读其他的书籍。
就史学着述的撰写而言，这类通论性着述的根本缺陷，不在于你对它所秉持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否认同，也不在于作者僵化地用一个简单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笼罩和阐释变化多端的历史现象的做法，而是由“不通”的作者来写“通史”。
这类书不是一大帮人集体编的，就是一个人来编录另外更大一大帮人既有的成果。所以其形式上的“通”，实际衹是看起来好像挺“全”，挺“系统”，好像成了一个“体系”，在内在实质上，自然是无法通贯畅达的。
所谓“通史”，需要作者以一种通贯的眼光，贯穿古今，挖掘并把握历史内在的脉络。然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种主观的观察和判断，每个人看到的历史面貌都会有所不同。
每个人对史事的评判也会有所差异，这就意味着由一批学者各司其职共同编写的通史，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的，因而也就失去了撰写通史最根本的意义，衹能沦落爲一种官样的或者说八股文式的教材，虽然也有用，但没有魂。
就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而言，还没有什麽人具备通贯的学识，足以写出像样的中国通史，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人能够写得出来。
其他行业存在的弊病和无奈，在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道理和芯片的研製是一样的。我的国，就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这么讲实在很尴尬，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
这类书，若是不看我刚说的《中国史纲要》，同类的国产“通史”性着述，另外看哪一种也都行，实际上差不了多少。这类书有个源头，都是由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由范文澜等多位先生合编）中脱胎而出的，因此一直带有同样的血液和基因。
若是再回过头去向后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些学者个人撰写的、真正的通史性著述的。我想向大家推荐的，首先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部书内容简明扼要，著述的水平也很高，现在有新印本，是很容易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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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学问很好，用现在学术“市井”流行的话讲，当然是“大师”级的学者。这部书写得很好，主要好在书中充满了钱先生个人的学术见解，处处透露出他的学识和智慧，而且这些见解大多还都很深刻，眼光相当通贯，非徒纂录排比史事者可比，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不过在向各位积极推荐这部佳作的同时，我谈一点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供各位朋友参考。
所谓“对这部书的消极评价”，当然不是指它成书已久，无法体现学术界后来的新进展，特别是考古学的新发现，我是指钱穆先生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
当时，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上很多人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与崇尚，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后来也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卫道士的面目，着书立说，讲学布道。
他的着作，近年在我的国大多都已重印发售，追捧的人很多，甚至可以用“风行于世”这句成语来形容。很多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对钱穆先生这种观点和态度，一定是很认同的。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五四运动奠定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这就是大力阐扬来自西欧北美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这就是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文化。理性的思考，应该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些传统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既然近代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诸以往的传统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形态的主体内容，也必然要有与之匹配。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不管是先秦的孔孟儒学，还是宋明时期朱熹、王阳明的理学和心学，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非但不能成为救世、治世的良方，还早已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梏。
我们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一个整体，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无法剥离开的，不能只挑一项而不顾另一项。
钱穆先生这样的历史观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很多珍贵内容，让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矫正西方文明的很多弊病。
但是钱穆先生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不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只能是众多文化构成要素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我们学习历史知识，除了丰富文化生活之外，通过瞭解历史来更好地体会生活的意义，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向。
这样的趋势，既不能以国家机器的暴力来阻止，更不能用落伍的传统文化来拦截。这样的潮流，即使暂时被某种强力堰塞，终究也是要一溃千里的。因此，我建议便在阅读他的《国史大纲》等著作时能够得到更多积极的收获。
钱穆先生这部书的高明，就高明在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通史中讲一讲虽然很好，若是作为比较确定的学术观点，往往还需要做很多具体的论证，而在具体、深入的论证过程中，就会发现许多需要订正的地方。
钱穆先生其他一些着述，除了早年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繫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外，这方面的特点也都比较突出。
向大家推荐的另一本民国时期的通史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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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学者，也是我个人特别特别景仰的近代史学大师之一。在我们熟知的诸位近代史学大师之中，吕思勉先生是唯一一位逐字通读、并且动笔点读过《二十四史》的学者。
有人说他读过七遍《二十四史》，多少有些夸张，但据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说，至少应读过四遍或四遍以上（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他主张专门治史的学者，对历代正史“最好能读两遍”（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但实际上衹有他自己，肯花这样的苦功夫，而衹有花过这样的功夫，纔有可能真正具备通贯的史识，写成地道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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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著中国通史》，有一个学术史的背景，需要适当予以注意。清代的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起步的重要基础，而清代的学术，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分别被称作“宋学”与“汉学”。
在治学实践过程中，宋学家对待历史，强调通贯的整体认识，注重认识历史事实背后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家则更加侧重具体史事的考订，着重复原历史的真实形态。
其中后一派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前一派人数相对很少。我认为，现在学术界很多人推崇的汉学大师顾炎武，做的实际上是宋学，而赵翼是清代中期宋学在治史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民国时历史学的主流，更多地继承的是清代汉学家的路数，而吕思勉是当时爲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上承于顾炎武、赵翼这一学统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学术谱系，对准确认识吕思勉的学术思想，读好《吕著中国通史》，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的写法颇有独到之处。全书由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构成。上编是分门别类地讲文化史；或者说是文化史、社会史和制度史，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这十六个门目。下编是按照历史的前后发展阶段讲政治史。这样纵横交错，作为一部入门的通史，内容是相当完备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部书撰成并出版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除了很多内容后来都有新的研究成果之外，书中有一些内容，是爲抵抗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有爲而发，而今在时过境迁之后，对这些内容，是应该给予更加客观的认识的。
吕思勉先生在撰写这部《吕著中国通史》之前，出版过一部《白话本国史》，先分时代，再在各个时代下分论政治史与文化、制度史。这部书在出版时标示云“自修适用”，可见当时是认为适于自学的。这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有新印本，虽出版时间更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今天仍可以参考，现在年轻的读者对它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本外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著作，这就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的《中国史》。这书是197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焦堃、瞿柘如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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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像他那样的对中国历史的通贯研究，在现在世界各国还活着的中国史学者中，都再也看不到了。知道这一点，大家就能明白这样的中国通史所具有的分量和价值。
看惯了中国大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通史教科书的中国人，读宫崎市定先生这部《中国史》，会有很强的新鲜感，诸如大的历史分期和世界性的视角等等，都与中国学者的传统看法有很大区别。
除了深厚的积累之外，宫崎市定先生还是一位很有情趣的学者，在撰述的过程中，他还特别强调写入个人对历史的感觉。这些都会让朋友们体味到一种中国学者同类著作所没有的味道，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不过估计原文中颇有一些违碍的内容，估计都做了“必要”的处理了。好好一部书，弄成这样，实在让人不舒服，懂日文的朋友最好是去看日文原本。
上面向各位介绍的这些书，只是最一般的入门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部分先看看。但学历史，即使是搞专业，也没有必要都记住不可；大家是业余爱好，更不必给自己提硬性的要求，尽量放松心情随便看好了，记住什么算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也没有关系。看了，你就会有个印象就是很好收获。
在大致翻过一两种上面讲过的通史性论著以后，可以对什么问题、什么时代感兴趣，就随意去看一些相关的现代史学着述（比如人物传记，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历史读物）。觉得有必要时再回过头来，重看相关的中国通史知识，这样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该怎样读好和去读古代历史书
学中国古代的历史，很多人都会产生自己直接阅读古籍的愿望，人们会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看看古书是怎样记载某个人或某件事的。
不仅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而是真正和彻底的了解，是需要直接考察原始的素材并尽量介入认识的过程的。实际上，这已经非常接近或是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进入历史研究的过程了。
通过看古代的历史书来学习历史知识，通常会使自己的认识更直接，更细緻，更深入，往往也会更加准确。先适当看一看现代人的选注本是可以的，但大家如果想多学些历史知识，深入了解一些历史知识，终究是要直接阅读一些古代史籍的原本的。
官方把所谓“简化字”定为“正体”，真正的“正体字”就被打入另册，成了“繁体”了。由于平常使用的是变形的简化字，乍一看到它本来的样子，认不出来是谁，但只要定下神来看一会儿，绝大多数字都是能够认识的，只要想读，识读正体字并不难，适当查一查字典，多读，习惯一下就好了。稍加努力，就都能看懂古籍原本。
阅读古籍原本的时候，除了基本的字典（如《中华大字典》、《中华大辞典》、《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以外，为准确理解古文，还需要文言虚词的专用词典，在这一方面，可以看一下杨树达先生的《词诠》。
另外，针对古籍中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最好再配上三类工具书。一类是查找历史时期的地名，以了解所阅读史事的基本空间关系。在这一方面，最好是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部地图集，按照朝代先后，分成很多个“时间断面”，八本一套，每一册后面都有地名索引，大家看哪一时期的史事，就查看哪一册，是很方便的。另一类是查找古代的官名，以了解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方面，张政烺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还是可用的。还有一类，是查找史事的年代，以了解古代的纪年形式。
这方面的工具书，我以爲方诗铭先生编着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最好用。使用时需要注意，现存史籍中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纪事的年代问题比较複杂，这个年表反映的不一定都准确无误。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遇到的地名、官名以及有些纪年问题，在上述工具书里并不都能找到答案，找到了也不一定准确，这是非常正常的。
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历史问题非常複杂，也非常艰辛，各个时代的地名和官名以及纪年问题，都涉及甚广，用“浩无涯涘”来形容也不过分，因而很多问题，编着这些工具书时史学界还没有答案，或是没有完满的答案；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些工具书的编着者不可能一无所遗地吸取所有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上述书籍的缺陷。
阅读古代史籍的原本，当然离不开文史工具书，工具书还有很多，大家要想进一步瞭解相关文史工具书的情况，可以去看黄永年先生的《文史工具书简介》，篇幅很小，深入浅出，真的是“大家小书”，此书后来又易名爲《古文献学讲义》，在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现在很容易买到。
其实不仅是这些地名和官名，很多人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原本时，面对的主要困难，不是正体字，而是字的后面所蕴含的历史实质，用我们圈子里的习惯说法，主要是“典章制度”方面的问题。
即使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若不是专门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也不能完全读懂这些内容，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常态”。
“专家”和大家的差别，是在必要时，一些好的专家知道到哪里去查找答案，知道怎样弄明白这些问题。但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史学工作者，也不是很多，学者们在做研究时，大多数人都只是从古书中“各取所需”而已。
从本质上讲，人们对历史典籍的理解，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家学者也是这样。像司马迁的《史记》，是众所周知的史学名着，可是它的很多文句，究竟该怎样断句、怎样理解，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没有很好的答案。
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中华书局旧点校本把它断成两句，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实际上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这是因爲古代的学者就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而也无法做出正确的断句。
民国时，先是有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把这个句子中的“不得”理解成“佛陀”的异写，也就是梵语Buddha的对音；接着又有中国学者刘节说“不得”是指一种状如“青兕”的“犁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不得祠”则是中国的民间崇拜，而岑仲勉又另把它解释成是“拜火教”的一种音译。其实“禁不得”本来是秦汉人平平常常的一个口头语，就是“禁而勿爲”的意思，却快被专家们解释成世界宗教大全了。
当年中华书局做旧点校《史记》时，基本上是承用了藤田丰八等学者的理解和断句（更著名的大师陈寅恪先生也很重视藤田丰八先生的观点）。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等人，对岑仲勉先生的看法大爲不满，却也无法对这个句子做出更好的解读并提供更加合理的断句意见。
《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收入拙着《旧史舆地文录》），辨明“明星出西方”是指太白金星在日落前显现于西方天空的这一状态。
这个句子，看似简单，似乎读懂读不懂也关係不大，实际上却显示出暴君秦始皇色厉内荏的心态，对我们全面理解其人其事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举一个熟知的例子也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句话，是紧接着刚提到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件事之后，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给秦始皇出坏主意，让他“别黑白而定一尊”，同时“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所谓“焚书坑儒”，即发端于此，但千百年来，人们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的理解，却并不一定准确。
人们是普遍将其理解成相对或是相聚私语《诗经》和《尚书》就要遭受“弃市”的惩处，也就是在闹市中将这些人处死并陈尸示众。但稍加思索这样的解释未必可信。
秦法虽严酷，却尚不至于如此。难道春秋战国以来动辄称引《诗》《书》的习惯做法，真的就会被一下子彻底摒除？两个少男少女见面近乎近乎，吟上两句“关关雎鸠，君子好逑”，又会对秦王朝造成什麽威胁？
秦始皇和李斯这对君臣组合又何必如此不恤民俗民情、毫无缘由地做这种戕害天下苍生的事儿呢？类似禁绝对语《诗》《书》或聚语《诗》《书》的情况，确实有过，但那是在后来更残暴的变态君主统治下发生的，而不是始皇帝其人。
类似的对个别内容的误读误解，并不妨碍人们从总体上阅读《史记》，理解《史记》，事实上对所有历史文献的解读，都衹能在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认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逐渐逼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我们学习历史知识得其大意，在阅读的过程中，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深化我们的历史知识。直接读原典够让我们贴近历史，而贴近了，纔能更好地认识历史，更好地了解历史。
对读不太懂的那些内容怎麽办？有些内容，读多了，慢慢就明白了；特别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一边读，一边查阅相关的工具书、参考书，就能明白，或是明白一部分；还有一些内容，衹能朦朦胧胧地对付着看，以后再说，甚至永远也弄不明白。
那麽，在初读古代的历史著述时先读些什麽书好呢？需要首先大致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历史纪事体裁，应该是按照年月顺序载录大事的“编年体”史书，著名的《春秋》，就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这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史籍。
另外，还有西晋时期在今河南汲县出土的所谓《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这种史书最有名的，是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
从本质上讲，历史学是研究人类活动时间属性的科学，而编年体史书是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著的，因而也可以说编年体史书是最符合历史学本质的史书体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主张优先阅读编年体史书，特别是读编年体史书的杰出代表《资治通鉴》。
关于这一点，我是不大讚成的，不仅针对像各位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即使是历史系的学生，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研究人员，也是这样。
爲什麽呢？像《春秋》这样地道的早期编年体史书，内容太简略，衹是个大纲，衹有骨头没有肉，看不到多少诱人的东西。
因爲真实的历史，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充满“故事性”的，干瘪的编年大纲，不仅普通读者看着难受，专家也看不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个侧面，这样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是非常片面的。
其实正因爲这种编年体的史书太乾瘪，于是之后就有了《左传》。在中学教科书里读到过早期史书的片段，那十有八九会是《左传》。因爲《左传》的内容要比《春秋》本文丰富得多，也生动得多，单纯就某一片段来说，都是很好看的。
北宋时期大政治家司马光撰着的《资治通鉴》，就是继承的《左传》这一传统，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远远超逸于《左传》。不过丰腴倒是相当丰腴了，但也不是变骨感为肉感它就好看了，说不定看起来会更不舒服。不舒服在哪里呢？
与《春秋》和《竹书纪年》相比，《通鉴》的纪事，因爲继承并发扬了《左传》的写法，有很多很多细节，这是它看起来“很美”的地方，但细节多了，也出现了很多细节互不连贯的问题。
这是因爲一件大事的发生，从其萌生、开始到结束，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就意味着要沥沥拉拉地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当天记一笔就完了的，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评价其这一特点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在另一方面，由于纪事内容比较丰富，《通鉴》同一时间点上，另外还要记述其他很多事项，就要在同一时间记述很多事情的一些零星碎片，碎片之间在横向上又不都是具有对应的关係，甚至有很多碎片是天差地别毫无关係的另一码事，这就愈加增强了查看某一事件前后演进过程的难度。
这种看起来好像很严整的书，实际读起来会有多乱：看到后边的结果时，早忘记前边的起因了，更联系不起来中间涣散的复杂过程，它绝不像你在中学教科书中读到的统一时间点上片段那样清晰。
即使是专家为了研究某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读，也得咬着牙、皱着眉头苦读，谁要说通读《资治通鉴》会读得津津有味，那我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一定是志向崇高远大的真学者，不像我，读书主要是因爲这事儿让我很快乐，读起来很好玩儿。
不过《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高水平的史学著作，其纪事上承《春秋》，始于战国韩、魏、赵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以政治史爲中心，在经过系统的梳理考订之后，载录了这麽长一个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而这一段历史，恰恰是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时，最适合首先切入的（战国以前的史事，文献记载太简略，很多问题都很模煳，初学会遇到太多的困惑。
而宋代以后，则文献记载头绪太多，过于纷乱，所以先从战国至五代这一段开始学习是比较适宜的），政治史也是我们学习所有历史知识最重要、也最引人入胜的基本内容，所以，若是抛开其编著形式不谈，《资治通鉴》的内容，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各位阅读的，适合作为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典籍——去读根据《通鉴》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
这部书是由南宋时人袁枢编著的，他从《通鉴》记述的史事中，选出一些重大问题作爲专题，把与此相关的记载，汇聚到每一个专题之下。
例如，其开篇第一卷的三个专题分别是“三家分晋”、“秦并六国”和“豪杰亡秦”，第二卷的七个专题分别是“高帝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南粤称藩”、“七国之叛”和“梁孝王骄恣”，每一个专题讲的是什麽事儿，皆一目瞭然。如此一来，一件事，便原原本本，有始有末，故称“纪事本末”。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讲，他当年上高中二年级时随吕思勉先生读书时，试读《通鑑》而畏其繁难，于是就改读《通鑑纪事本末》，读起来感觉像看《三国演义》之类章回小说一样津津有味，足以说明这部《通鑑纪事本末》要比《通鉴》原书更适宜初读史书者阅览。
清朝的四库馆臣，对袁枢此书评价甚高，称誉这样的体例“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
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尽妥当，清华大学近年收藏的战国竹书《繫年》以及《越公其事》等，就与这种“纪事本末”体颇爲相近。实际上《左传》能够编纂成书，也必定要以大量同类的纪事性著述爲基础。我讲所谓“纪事本末”体这一渊源，是想要向各位说明，这样一种体裁，本来是很适宜载述一些历史上的大事的。
如果喜欢，在读过《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在了解其他时代的史事时，也可以首先阅读一些同类的“纪事本末”性着述。
譬如，春秋时期的历史，有清人马驌的《左传事纬》（清人高士奇另有《左传纪事本末》，书名好像和《通鉴纪事本末》更搭，但内容不如马驌《左传事纬》高明），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清人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这两部书在形式上仍有所区别：即前者是一部跨越不同朝代的“通史”，从黄帝时期一直写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给当时的“今上”也写了本纪事；与此相比，后者是仅写西汉一代历史的“断代史”（实际上包含了西汉末年王莽建立的“新朝”，但班固不承认它，所以衹是像盲肠一样附在了里面）。
继《史记》而生的《汉书》，其西汉前期的内容，承用了很多《史记》的旧文，但总的来说，这部书的面貌已与《史记》有很大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作者班固的思想观念，是比较纯正的儒家，不像《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那样，羼杂有很多黄老等流派的思想。
这不仅是这两位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差异，也反映出西汉中期儒家与东汉时期儒家思想观念的差异，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除了思想观念之外，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大史学家爲人处世的境界，高下的差异，也很明显，当然司马迁的一生是重于泰山的，而班固之死，则轻于鸿毛。
在写作方法上，两书各有特色，很难说哪一部书写得更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朋友们自己喜欢哪一部，就是哪一部好。不过在过去的王朝时代，读《汉书》的人要比读《史记》的人更多一些。
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原因。不仅《汉书》的儒家立场和观念更符合后世君主统治子民的需要，这部书还完整地记述了看起来好像挺强盛的汉朝的历史，因而很适合用作出题的素材。这种功利性的驱动力是很强大的，想想今天的高考很容易就明白了。
向各位特别推荐这两部早期的“正史”，除了其撰述时代和所记述的时代都比较早，可以帮助大家从源头上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知识之外，这两部书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其作用和意义并不仅仅限止于历史学领域而已。
前面我已经说过，像吕思勉那样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史学家，在他那一代人以来的中国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过去读史大多数人试图努力做到的，也仅仅是读完《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前《四史》而已，但真正能够读下来的，往往也衹有《史记》和《汉书》，通读过前《四史》的人并不很多。
与这种情况相伴随的是，过去文人作诗行文所徵引史书典故，相当一大部分都是出自《史记》和《汉书》，现代汉语里很多习用的“成语”也是出自于此；同时司马迁和班固的笔法，也是后世所有文人写“古文”时竞相取法的重要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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