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憾
买书记憾
谭宗远
这辈子爱好不多,闲时就好买买书,演演戏,写点狗屁文章。三样事哪样干得也不出彩。这里只说买书一项。
说起藏书,我就泄气。买书三十年(此为大而化之的说法,实际不止此数),若是旁人,收获定然大有可观,即使没有盈箱的明版清刻、民国旧书,也会有成柜的签名本、精装本、毛边本入账,让人馋涎欲滴,眼热眼红。我则不然,碌碌三十年,买的书倒是不少,堪称精品的却不多,套用一句口语:一般般。
三十年中,总有二十五年,我买书既不看版本,也不重品相。我一向认为,买书是为读而不是为藏更不是为玩的,因而从来没有几版几印、印数多少、精装与否的概念,只要是信得过的出版社出的,自己又感兴趣,就买下来。这样,我的书固有不少一版一印的,可二印三印、再版三版的也不少。这于读无碍,于藏就有些不大相宜。近年受时风影响,想稍稍讲宄一下,发现一些更早的版本,若价格不贵,品相尚可(最好是精装),有时也买下来,替换掉原先的那本。比起后印的,最早的印本自然更有说服力,也更讨人喜欢。再有品相,我也不挑剔,只要头尾俱全,不缺页短字,就认可。因而我的书中就有一些又脏又旧的、盖满了大小图章的、有油溃水迹的、卷了角折了边的、甚至缺少封面封底外面糊了一层牛皮纸的。现在,这样的书我是不会再要了。偶有例外,一定是因为书的其他方面吸引了我。比方近年买过一本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中华书局1960年12月初版,封面就缺了一块,按说不该要了,但因为这个版本不常见,书的其他方面完好无损,价格又低,还是买了。这是刘禹生七十岁以后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而成的一部笔记,“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可当信史去看。如《清陵被劫记》一篇,叙孙殿英盗墓事,洋洋万把字,尤其所附清侍郎陈毅的《东陵纪事诗》和耆龄、宝熙当时的日记(三人皆为清室所派大臣,专司收拾陵墓残骸、重新安葬之事),言之凿凿,足资取信。书系黒糙土纸印刷,也有“三年困难时期”处处将就的痕迹。这书近来一直放在我的枕边,就寝前读上一段,获益良多。
我买书缺少战略眼光,错过的好书不可胜数。有件事我最是耿耿于怀。那年我三十岁不到,一日在旧书店,碰见两本书,一本是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一本是李广田的散文集《银狐集》,皆是民国初版,书品极佳,每本标价一元二角。两块四,今天真不算什么,可在八十年代初,我一个月只挣三十来块钱,就不是小数了,够一礼拜生活费哪。我把书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不久,广东人民出版社选印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新出了《银狐集》,我花四毛多钱买了一本,还不无得意地把这件事记述在一篇文章里,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可若干年后我就后悔了,那两本书老在眼前晃,越想越悔,真想穿越时空把它们再追回来。当然,这只能是做梦,版本、品相这么好的民国书,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
我半生买书所以不称意,跟我乏人指点、悟性又差关系极大。多年来我只对当代散文感兴趣,买的多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散文集,这样狭小的眼界,势必把那么多的名家画册、经典古籍、线装书、外国文学名著等摒除在外了。进了书店,眼睛在书脊上跳来跳去,只对散文集敏感,漏书之多可想而知。若能遇高人及时指点,也许还可亡羊补牢,但长期的孤陋闭塞,使我终于没有及早回头,以致一误再误,坐失良机。近些年好书难觅,书价奇昂,要想把失掉的书捞回来,怕是势如登天了。
即便是散文集吧,精装本、签名本应该也很不少。可是这样的机缘我也没有抓住。我买书误区有二,一、有平装有精装,肯定买平不买精;二、已经有了的书,以后碰见就不再翻动了。前者是图省钱,后者是嫌麻烦。结果,印数少的精装书我少之又少,也放过了许多签名本。即便赶巧见到了签名本吧,也不是都拿到手了。一次在书店见到一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是叶圣老签赠给范用的,定价两元五角。我身上没这么多钱,只好蔫蔫地把书放下,骑车赶紧回去取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回来再找这书,已经被人买走了。当时那个懊恼就别提了,为什么不先把书交给营业员代存再回去取钱呢?怎么就这么榆木呢?只好归咎于与此书无缘,心才稍稍放宽了些。
买书三十年,净是教训-深刻的教训。我惟有感叹自己连买书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不是无能是什么?